抗日軍民一日兩餐吃些什麼？

眾所周知，抗戰之勝利，乃全國軍民艱苦奮鬥所致。此種艱苦，雖尚無全面的數據統計，不過，以飲食為切入口，也不難窺見其具體程度如何。

1940年，高級公務員王子壯哀嘆吃不上肉，青菜也將要吃不起

1943年2月20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重慶曾家岩蔣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嚴重不夠吃。徐觸景生情，當天在日記中不無感慨地寫道：「物價驟增。限價前豬肉十六元一斤，限價為十四元，結果未出三、五日即漲至二十餘元，有時二十五元也買不到，其他似之。而布與糖很難買到，現在除米、面較戰前為八十倍左右，（如戰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則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餘百倍至幾百倍（現在雞蛋三元左右一枚）。」

徐永昌所謂的八十倍、百倍、幾百倍，乃是對抗戰中後期大後方通貨膨脹的真實描述。這種通脹，對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影響最大。連銓敘部次長王子壯這樣級別的公務員，也早在1940年就開始哀嘆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記中特別對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婦」的不同處境：

「日前在民眾防空洞得見一小商人之婦，一人而購二十元之豬肉排骨之類，煮於會飯之中，米飯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識階級公務員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絀，面有菜色，是國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營養，食平價米既多粗劣，青菜已達一、二元一斤，遑論肉食。即青菜亦將無法購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達五百元，因余負擔全家十三人之飲食，此蓋最低數。」

1941年，生活相對較好的重慶工人，每戶每月也只能吃兩斤肉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慶受通脹影響最小的群體，但他們的生活也相當困頓。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社會部統計處在重慶調查了240戶工人家庭。結果顯示：這些家庭平均每戶3.6人，食物支出佔到家庭總支出的74%，平均每戶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約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紅薯為輔。蔬菜消費，以白菜、蘿蔔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費12斤左右，其餘如魔芋、萵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費也在2-4斤左右。但肉類消費極少，平均每戶每月僅消費豬肉2斤左右，蛋類平均每月消費不足3枚，牛肉、魚肉等則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距離前線較遠、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眾的生活狀況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戶」，大多一日兩餐，偶而還能有晚間宵夜。這些「普通戶」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約240-270斤左右），豬肉7.5斤，蠶豆60斤，萵筍60支，豆腐150塊，豬油、香油、醬油各7.5斤。其中，蠶豆、萵苣等，隨季節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換。

1941年，重慶民眾在修繕被日軍空襲後的家園，透過敞開的胸膛可見壯丁們普遍瘦骨嶙峋

1942年，晉陝一帶的農民，常常「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

至於農民的飲食狀況，可以參考張聞天1942年的「晉陝調查」。張調查了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的八個自然村。其結論是：

「中農家庭從陰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夠吃些米窩窩、糕、撈飯、高粱餃子，間或吃一兩頓麵條，幾斤羊肉或豬肉。其餘，除二月初二吃一頓撈飯或高粱餃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頓撈飯。驚蟄後，農業勞動開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麵，或帶些炒麵做點心吃。清明後開始吃三頓，早飯吃些散面谷壘，糠窩窩；午飯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麵；晚飯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後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來時，還吃些山芋。秋收後，又只吃二頓，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

「貧農吃得比中農差，黑豆糊糊要稀，撈飯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黃不接時，還要挨餓。富裕中農則吃的又比中農強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麵吃的多，撈飯三、四天吃一頓，瓜菜、洋芋吃的少，過年還能吃饃，平常還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即將黑豆磨成小塊，加水煮。「撈飯」，即將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撈出再燜成乾飯。張聞天說，黑豆糊糊「是這裡農家一種最普通的食品」；至於撈飯，「這裡的老百姓均認為是很貴重的食品。窮人每年只能吃幾次。每星期能吃幾次的，那只有富裕中農。」

在陝甘寧邊區，飲食條件最好者，當屬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該校學員都是日軍俘虜或投誠者，為反戰需要，在伙食上對其相當優待。據該校「生活委員」中小路靜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後的「一周食譜」，其周一飲食如下：「早飯：羊肉燉蘿蔔，燉牛肉·豆腐·白菜·粉條，西紅柿湯。午飯：麵條。晚飯：素炒青菜，燉白菜，豬肉丸子湯。」其餘六天，水準大致相同，唯菜譜有異。主食最初是小米，後升級為饅頭、麵條，一周還可以吃一次大米飯。因為每天都供應肉，學員們過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飯不吃肉菜」的請求。

至於敵後根據地軍民和淪陷區民眾的飲食狀況，可參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報告。戎在報告中提到：晉冀豫邊區的敵占區部分，日軍實施「餘糧歸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額度外，農民所有糧食均被收繳，「親戚家人往來，還要（自己）帶糧，不然就要餓肚子」。根據地的軍隊，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錢、吃鹽二錢，並有少量菜蔬；政府與民眾團體的工作人員，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鹽無保障。至於民眾，「雖然也沒有油吃，但總還有蔬菜吃啊」。

1944年，過半國軍士兵營養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類一斤」

綜上，不難看出，抗戰八年，原始小農經濟的崩潰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軍費暴漲，一方面是壯丁大量被抽離農村送往前線，前者要求強化對農村的徵收，後者必然損害農業的產出。矛盾激化的結果，最終必然反映至士兵飲食層面。至抗戰中後期，士兵的飲食水準，已跌至令人髮指的地步。據統計，二戰期間，不論質，單論量，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還只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獲得。1940年後，國軍普遍改三餐製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

一個相當慘烈的對比是：1944年，駐昆明美軍，須由中國政府提供（墊付）每人每天6隻雞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駐滇遠征軍，號稱飲食標準最好之中國國內部隊，也不過「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而且為了滿足駐昆明美軍，這「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還常常被挪用。

1945年2月，史迪威公路上的中、美兩國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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