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知識分子的責任

請點擊藍色字體「喜聞」，免費訂閱

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年出生於布拉格，哲學家、劇作家。《七七憲章》撰寫者之一，曾被監禁多年。1989年「絲絨革命」後，1993年到2003年期間任捷克總統。2011年12月18日逝世，享年76歲。

不久前一位很有學問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訪我，我懷著欽佩之情傾聽他的談話。不久，我就聽說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爾·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環遊世界的旅行者，曾經在紐西蘭這個國家目睹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由納粹狂暴的部族意識形態引發的戰爭。他在這裡思慮世界的狀態，並在這時寫下他最重要的幾本書。

他顯然受到紐西蘭群島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處的影響，並自問，為什麼開放社會這一理念如此難以戰勝源源不絕的部族主義，由此他開始探究開放社會所有敵人的精神背景和他們的思想形態。

1

可以向你們提供數以千計的證據，證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現象如何遭到扼殺，而扼殺者卻是以一種宣稱世界會更美好的抽象、空談的理論的名義來進行這種扼殺的。

波珀那些受到豐富證據支持的基本批評的中的一個目標，是一種他稱為「全面社會工程」的現象，他用這個術語來描述這樣一些企圖，即：要在某種預先設想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完全徹底地在全球範圍使世界變得更美好。這種意識形態自稱弄通了歷史發展的所有規律，並概括地、綜合地、全面地描繪了一種最終可以實現所有這些規律的事態。波珀明確地指出，這種人類思考形態和行為只能導致極權主義。

基於我個人的經驗，我可以證實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可以向你們提供數以千計的證據，證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現象如何遭到扼殺，而扼殺者卻是以一種宣稱世界會更美好的抽象、空談的理論的名義來進行這種扼殺的。這不僅僅像我們所稱的侵犯人權那麼簡單。這種強制執行的觀點導致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政治和經濟的毀滅。

波珀不贊成這種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種漸進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類共處的各種制度、機制和技術，以及在維持不斷的和經驗保持聯繫及不斷豐富經驗的情況下來改善這些制度、機制和技術。必須按照任何被證明的良好的、實際的、有必要的和有意義的東西來進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設我們已經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並自以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們。

在我國，對過去悲慘經歷的一種可理解的反應是我們有時會碰到的這種意見，即如果可能，人都應該避免試圖改變或改良這個世界，避免提出長遠觀念、戰略計劃或看法。這一切都被視為全面社會工程軍械庫的一部分。

這種意見顯然是大錯特錯的。矛盾的是，這種意見與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歷史規律並自認運用這種歷史規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論有很多共通之處。這種宿命論以一種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現，這種理念認為，社會無非是一種機器，只要使它適當地啟動，它就可永遠自行運轉。

我反對全面社會工程；然而，我拒絕給嬰兒灌滿洗澡水，並且我絕不認為人們都應該放棄不斷尋找改善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途徑。這是必須做的，即使他們僅能達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們總要停下來看看到底是否適合作出這種改善，即使他們必須隨時準備一旦經生活證明是錯的，就應該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學家朋友表達了這一觀點。他先是有點疑惑，接著便試圖說服我相信一種我從未否認的觀點，即世界在其本質上一種全面的實體，其中一切都是互相關連的，我們在這一個地方做任何事都會在另一個地方發生預想不到的影響，儘管我們可能看不到全部，就連新近的後現代科學也為此提供了豐富的證據。

這位朋友這席話迫使我補充我所說的話甚至波珀所寫的書。確實，社會、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種無限神秘的現象，由數以億計的神秘內在聯繫維繫著。明白這一切並謙虛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為是地相信人類或人類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並從這種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這卻是另一回事了。意識到所有活動都有其內在的聯繫是一回事，相信我們已完全弄通它卻絕對是另一回事。

換句話說，像波珀那樣，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學家或企業家或任何人都不應陷入這種徒勞的信仰，認為他們以一次行動就能夠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尋求改善世界時，人們必須萬分謹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來，要時時注意每項改變實際上會產生的後果。

然而，同時我也相信——這與波珀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有點不一樣——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也應該意識到他們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聯繫，同時心中牢記這點，即在他們的知識之外，還有一種無限廣闊的互相聯繫。

我在所謂的高層政治領域的短暫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採取這種態度。如果我們能夠由頭到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更清楚地審視自己，看清楚超越於我們暫時性的或集團性的利益之上那種更廣闊的內在聯繫，現在威脅世界的大部分危險以及它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可以相對有效地得到解決。

當然，這種意識絕不可變成自以為是的烏托邦信念，以為只有我們才擁有了解這些內在聯繫的整個真理。相反，這種意識應源自對這些內在聯繫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謙虛的尊敬。

2

如果以為所有知識分子都服從於烏托邦主義或全面工程，那將是愚不可及的。

我國當前正在進行一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辯論：有關他們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險，有關他們的獨立性的程度，有關他們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時刻，這場辯論變得混亂，部分是因為「知識分子」這個詞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這場辯論與我剛談到的問題有密切關係。

容我用幾分鐘時間嘗試給知識分子下定義。在我看來，一個知識分子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于思索這個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分子並非唯一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我可否用這個詞——來做的。

就是說，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眾發表演說。通常——儘管並非永遠——這使他們更能夠接受較為普遍的問題；通常——儘管並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事態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

如果我們接受對知識分子的這種定義，那麼我們就不會驚奇於很多知識分子做下了很多傷害世界的事。對整個世界懷有一種興趣並對它懷有一種日益強烈的責任感，知識分子經常受到誘惑，企圖掌握整個世界，想全面地解釋世界，並對世界的各種問題提供普遍的解決辦法。

沒有耐心和出現精神短路是知識分子傾向於提出全面意識形態和屈服於極具誘惑性的全面社會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難道大批獨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識分子嗎？更不用說很多儘管並不製造或引進獨裁，但由於比別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類苦難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鑰匙而一再無法站起來反對獨裁的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的出賣「這句說正是用來形容這種現象的。我國發生的很多反知識分子現象永遠是針對這類知識分子的。這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來源，即認為知識分子是人類中很危險的物種。那些持這種看法的人所犯的錯誤與那些從截然反對社會主義計劃走向反對觀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錯誤是相同的。

如果以為所有知識分子都服從於烏托邦主義或全面工程，那將是愚不可及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大批知識分子做了我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們意識到那更廣闊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來看事物，承認全球性的神秘本質，並謙遜地聽從於它。這些知識分子對世界所懷的日益強烈的責任感並沒有使他們認同於某個意識形態，而是使他認同於人類、人類的尊嚴和人類前景。這些知識分子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他們服膺寬容，與邪惡和暴力作鬥爭，推廣人權，提倡他們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話，他們代表著「社會良心」。當地球彼端一個不知名的國家的人民遭到滅絕，或當兒童挨餓，他們不會坐視不理；他們也不會對全球暖化或眼看著下一代將過著難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關心。

他們關心遠方的原始森林的命運，關心人類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摧毀所有無法再造的資源，或廣告、消費主義和電視上的血腥暴力故事這種全球性的獨裁最終是否會導致人類走向徹底的白痴狀態。

那麼，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又如何？這裡也有很多誤解。我的看法很簡單：看到烏托邦主義的知識分子，我們應抵制他們的迷人呼叫。如果他們進入政壇，我們要更少地相信他們。

另一種知識分子——那些更留心與世界所有事物關係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並且懷有日益強烈的責任感的人，那些為所有美好事物而奮鬥的人——對這類知識分子我們應屏息聆聽，無論他們是作為獨立的批評家拿著一面很有必要的鏡子審視政治和權力，還是直接介入政治。

這兩種角色彼此很不一樣。我的朋友蒂莫思·加爾頓·阿什在這方面的見解是很對的，我曾與他就這個問題討論了好幾年。但是,儘管這種看法是很清楚的，我們卻不能因此以為這類知識分子只可在大學或媒體立足而禁止他們涉足政治領域。相反，我深信越多這種人直接介入政治，我們的世界就會越美好。

就其本質而言，政治誘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與下次選舉有直接關係的短期問題上，而不是數百年後要發生的事情。它迫使他們追求集團利益而不是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的利益，講一些人們喜歡聽而不是人們不大願意聽的話，甚至小心翼翼地對待真理本身。但這不是拒絕知識分子在政治中佔一席之地的理由。

這反而是一項挑戰，即要儘可能多地把他們吸引到政治上來。畢竟，在決定全球性互相聯繫的文明的命運時，有誰比那些最強烈地意識到這種互相聯繫的人，那些最關心這種互相聯繫的人、那些對整個世界懷著最負責態度的人更有資格呢?

1995 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