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這些人賺的金錢最多，在社會的地位卻是最低

在儒家重農主義者眼中，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

農民和手工藝者生產糧食、製作手工藝品，商人卻不事生產，專以交換他人貨物而得利。

農民之所以值得稱頌，是因為他們構建了社會的經濟基礎，並用自己的勞動成果養活廣大民眾。

商人之所以社會地位低下，是因為他們的貿易行為不僅鼓勵無妄的浪費，還會讓農民偏離本業。

在中國，重農主義者向來都努力維繫著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然而，金錢卻似乎妨礙了這種自足。

（圖）耕織全圖

這種貶低商人的做法與社會現實是矛盾的。

事實上，儒家正統蔑視商人，恰恰是因為商業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書立說之時，正是強大的商人開始挑戰既有的貴族秩序之際。因此，他對商業的輕蔑意在垂範未來，而非描述現實。

換句話說，商人社會地位低下，並不意味著他們就真的為農民和手工業者不恥。後者也僅在名義上比前者優越而已。

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國家專賣行業中起關鍵性作用時，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視為有價值的社會成員。

然而，農業方面揮之不去的偏見，仍會不時對政府的商業政策產生不利影響。

而文人們，當然也會繼續空談「士農工商」的舊秩序。

商人從街頭小販到巨賈，分類範圍頗廣。

中國人通常將其分為三類：一般的貿易者（坐賈）、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銷商（客商）。

10世紀後，與這種功能上的分類隨之而來的，還有貿易的發展。

此時，修建運河促進全國市場的建立，對外貿易擴大，人們開始使用紙幣和匯票，大城市也開始向舊的行政中心之外擴張。

（圖）農耕文明

明朝，商業繼續發展。

14世紀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統一天下後，中國又一次擁有全國性的市場。

雖然高昂的運輸費依舊妨礙主要商品的跨區交易，但此時已經出現私營部門為運送奢侈品開闢新的貿易路線。

與此同時，諸如南北大運河（為運輸糧稅而建）之類的公共運輸路線，不僅會運輸糧稅，也會運輸私人貨物。

如果長江三角洲對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夠大，往往就會有私人提供適當的運輸工具。

再舉個例子：廣東的商人想以他們的鹽和鐵交換北方的金銀和布匹。結果，梅嶺一線的挖土工、搬運工、趕牲者、護衛者紛紛成立各自的團體，保護精心設計的驛站系統和翻越福建群山的運貨道路。

在明朝的統治下，運輸困難得到緩解只是商業持續發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傳的土地和技藝對人們的束縛越來越弱，則是另一個原因。

明朝的皇帝們在北方建起越來越多的皇家莊園，無意中迫使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一股不大不小的勞動力。

此外，朝廷也會努力維持傳承祖業的工匠團體，來鼓勵能工巧匠的培養。這些團體的工人被迫貢獻出一部分勞動力，為皇室修建宮殿、製作絲織藝品、燒制當時聞名於世的瓷器。

晚明之際，朝廷放鬆了對這些木匠、泥瓦匠、織工和陶工的管制，讓他們得以藉助金錢，擺脫代代都為國家服務的狀況，成為私人手工業者。

世襲勞役產業的鬆動和市場從屬勞動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賦稅方式從實物向貨幣的轉變。

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認為，賦與役都用現銀繳納的「一條鞭法」稅制改革，澆灌了16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為一旦可以用銀兩繳納賦稅，農民們就會種植更多經濟作物。

地主搬進城市，人們對手工藝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們也積累起了商業資本。

（圖）明清時期天津興旺的運河漕運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賦稅貨幣化與其說是商業化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間發生的其他幾場社會經濟變遷，應該受到更多重視。

例如，16世紀晚期，中等規模的集貿中心大大增加。

像揚州和杭州這樣的大城市，宋朝時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時，中國經歷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

介於大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中型城市數量激增。定期交易的集鎮（市）發展成為永久性的城（鎮）。一個由鄉村、城市郊區和城市之間的交易市場組成的網路覆蓋了長江下游、開封和四川。

這些營銷中心鼓勵新的消費習慣，給數百萬從未經歷過大城市奢華生活的人，帶去了服飾潮流和戲曲娛樂活動。

地主也發現，這些新興的中型市鎮比鄉村更適合居住。

如果我們相信當時人的主觀印象，那就可以說，1550年至1650年間，土地所有權越來越集中，在有「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佔百戶之田」之說的長江下游地區，更是如此。

士紳家庭利用他們享有的稅收優惠特權，積累了成千上萬畝分散的土地。來自這些土地的佃農租金，為富人們創造了搬入城市的條件。

維持蘇州宏偉的園林和繁榮的戲班花銷巨大，這更增加了上層階級對貨幣型租金，而非其他類型租金的需求。

（圖）清·丁觀鵬《太平春市圖》（局部）

明朝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里，雖然中國的白銀出產量無法滿足貨幣流通需求，但與日本和菲律賓的海外貿易帶入了數以百萬計的白銀。如此大的貨幣流通量不僅幫助支付了多種已經成熟的經濟作物，還鼓勵了本地待售產品的多樣化。

比如：蘇州的鐵器和精美的刺繡，浙江的毛筆、亞麻製品和蒲席。

商人們把安徽的金屬工具運到東南沿海，用銷售獲得的利潤投資福建的假髮，將其賣到江南地區。

相應地，家庭手工業也日漸成熟起來。

比如，13世紀時，只有城市裡的工匠具備紡織精美錦緞的技藝，但到了16世紀，心靈手巧的農家孩子，也具備了相同的技藝。

棉織品成為一種常規的手工藝品。明末時，中國四分之三的地區都出產棉布。缺乏土地種植棉花的農民，便從城裡牙商那裡購買原料，幾乎完全依靠製造所得維持生活。

對一份宗譜的研究表明，許多這樣的織工，後來都購進了幾架織布機，再僱用幾個工人，直到能維持起一個作坊規模的織布廠為止。

絲織業也能維持農民家庭的生計。幾代之後，他們的後人可能會逐漸成為小紡織廠的業主、商人，最後成為在諸如南京一類的主要城市擁有數間絲綢店的巨賈。

然而，「資本主義萌芽」並未發展成工業革命。

棉紡織工藝儘管廣泛傳播，卻從未在技術上有所進步。中國沒能出現類似薩克森紡車或飛梭之類的發明，或許是原材料有限，而勞動力卻過剩的緣故。

這種情況下，人們也不會有什麼動力發明節省勞力的裝置，以生產出更多布匹。

（圖）清·丁觀鵬《太平春市圖》（局部）

此外，棉紡織業是家庭手工業最常見的形式，每個家庭都能根據需要生產出大部分布匹。

即便紡織業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長江下游地區，在紡織業中佔主導地位的，依舊是個體農戶。

因此，整個棉紡織業的基礎，就是龐大的、由市場機制協調的附屬勞動力。

而此處的市場機制，完全取決於不直接參与生產的商人。

織布的各個環節（軋棉、紡紗、染色、織造）並非在一個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賴一系列擅於處理複雜事務的中盤商、批發採購員、牙商和零售商，從商業角度將各個技術原始、相對分散的個體作坊聯合起來完成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的需求比技術進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練的經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

此外，棉花批發商遠離生產第一線，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即便兼營批發的製造商，也因為中盤商的緣故，無法接觸到實際的棉花生產過程。

17世紀，蘇州有七十位主要經銷商以固定價格向勞工承包商購買布匹，而非自己僱用工匠織布。

如此一來，商人們滿足於按市場機制調整價格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根本沒有提升技術的意識。

因此，中國的商人或許能躋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卻永遠成不了大資本家。

摘自《中華帝國的衰落》魏斐德（著），中南博集天捲圖書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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