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滿足日軍的性慾！

1941年10月18日，同時兼任陸軍省大臣和內務省大臣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日軍參謀本部呈遞上來的徵集妓女前往戰區的報告上批示道：「……將歸順國（佔領國）自願婦女也考慮進去。」也就在同一天，東條英機在接受美國記者約瑟·道格拉斯採訪時說，「女人是一種戰略物資，並且是對戰爭勝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獨特營養的戰略物資」，以此把徵集妓女前往戰區的惡行進一步合法化。

日本天皇裕仁與東條英機之間似乎頗有「心有靈犀一點通」，隨即與4名內閣成員共同簽署了一道命令：授權日本政府所轄各學校及地方政府挑選合適的婦女充當「慰安婦」。天皇裕仁還特地頒布詔書，將「慰安婦」正式奉為日本的一種制度，作為一項國策加以快速推進。

遵照天皇裕仁和東條英機的意圖，日本軍需大臣隨後迅速發布密令：隨軍慰安婦屬日軍特別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從日軍長遠運輸費用和經濟開銷考慮計議，今後可迅速在統治區和佔領區秘密徵招。

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東條英機之所以對侵華日軍「慰安婦」問題引起如此高度重視，主要因素來自侵華日軍情報部官員大雄一男親自上報給日本陸軍本部的一份文件。大雄一男在這份文件中指出：………日軍在戰場上受挫於中國軍隊的低落情緒，可以在「慰安婦」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這種心理作用，惟有中國慰安婦能讓日軍士兵產生；她們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國儘快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東條英機兩人幾乎是同時地同意和贊成大雄一男的建議，並迅速地做出了贊成和支持性的反應，以此作為在中國設置「軍人慰安」這樣的「常設機構」的荒謬理由。隨之而來，有關「慰安婦」的種種獸慾邪說，猶如洪水猛獸一樣當時日軍各級官兵中泛濫開來。據《遠東審判案》備用資料載，「作戰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佔領地的婦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證明該官兵越是生性勇猛。這樣的士兵都是最優秀的戰鬥骨幹，如將他們送上軍事法庭無疑就等於瓦解了自己部隊的戰鬥力」，「 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佔有中國女人，便能滋長佔有中國的雄心」，「 必須更多秘密地徵用中國女人作"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隊，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等等。

於是乎，在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東條英機的支持和默許之下，侵華日軍獸兵開到哪裡，殘暴強姦就風行到哪裡。而且侵華日軍士兵紛紛在參戰之前大膽進行性犯罪，甚至在性犯罪之後掠取受害女人的物件當作護身符，企圖用那「魔力」來護身免受外來傷害。

從1938年1月13日侵華日軍在上海掛出第一家由日軍管理的「楊家宅娛樂所」慰安所木牌開始，到1941年，侵華日軍推算的需求比例為1∶35。當時侵華日軍多達70萬人，以此可以計算出被日軍徵用中國「慰安婦」人數，起碼也在10萬至20萬之間。也就是說，起碼要有10萬至20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女性，在日軍刺刀、狼狗和鐵蹄的威逼之下，成為任人宰割的牛馬，成為日本侵略政策的犧牲品。

據由日軍各部隊間機密文件編輯而成的《陸支密大日記》記載，1938年3月，日本軍隊要求各派遣軍召募營妓時，強調必須慎選適當人員，並與地方憲兵、警察秘密合作，以保持軍隊威信，避免產生社會問題。日軍特務戰犯永富博道追憶："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我作為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名成員，專門負責誘拐中國婦女。部隊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途中，我親自負責設置6個慰安所。沿途，我把一些逃難的中國年輕婦女誘拐到慰安所。"

當年參加攻陷南京作戰的戰犯說，日軍佔領南京後曾命令漢奸王承典、孫叔榮、喬鴻年等人，擄掠當地婦女100多人，在傅厚崗、鐵管巷等地建立"慰安所"。1938年2月又在山西路口建立上軍北部"慰安所"，在鐵管巷四達里建立上軍南部"慰安所"，4月在夫子廟貢院街同春旅社和市府路永安里建立兩處"慰安所"。

侵華日軍還利用發放「良民證」的手段，從南京、武漢獵取數千名中國婦女作為「性慾處理對象」，再將其中一些人運往北方地區充當性奴隸，此後便無人知曉她們的生死命運。

現在看來，在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戰爭中出現的大屠殺、大放火、大搶掠、大姦淫等戰爭犯罪，絕不僅僅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的簡單犯罪，而是包括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在內的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以及整個日本軍隊的集體犯罪。導致這場規模浩大的集體犯罪的根源，就是當時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在內的日本統治者故意侵犯人權，違反人道，違反國際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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