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鎮登州，見證明帝國與後金的那場戰爭

登州

唐武德四年（621年）才有了登州的稱呼。唐代以後，隨著朝貢體系的確立以及中國和周邊國家的貿易往來，登州逐漸變成朝鮮半島、日本向中原王朝朝貢或貿易的官方港口。登州的作用日顯突出。

到了明朝，登州的軍事作用開始獲得統治者的重視。可以說，明帝國對登州的建設要比以往的朝代更加重視，這不僅是因為朝廷加強了對沿海貿易的監控，更是因為倭患所致。從洪武時期一直到萬曆末年，登州一直是明帝國「備倭」的前線陣地，甚至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其地位上升到與明帝國九邊同等重要的程度。

登州城圖，清順治年編

然而，登州重鎮在明朝的歷史中卻不以備倭而聞名，真正讓登州大放異彩的，是始於天啟年間的「備虜」。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建州稱汗，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六（1618年）年四月，努爾哈赤經過充分且縝密的準備後，命令其部落至明帝國邊境撫順進行互市，暗地裡卻派遣精兵跟隨。四月十五日拂曉，努爾哈赤率部突起直襲毫無防備的撫順城。戰鬥很快結束，撫順城被攻陷，努爾哈赤生擒游擊李永芳，並在之後全殲前來救援的明帝國3000騎兵。總兵官張承胤、副總兵頗廷相、游擊梁汝貴全部戰死，河水為之赤，京師震動。此戰標誌著明帝國與女真戰爭的開始。

強大起來的建州女真終於不得不讓明帝國開始正視他們的存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帝國集結各路邊軍自遼東出塞，欲效仿正統年間掃平建州酋長李滿住的故事，一次性打敗努爾哈赤。但諷刺的是，由於各路將領的輕敵冒進以及互不協調，明軍被努爾哈赤一一擊潰，慘敗於薩爾滸。就在這個節點上，一代名臣熊廷弼正式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上。

薩爾滸之戰中，努爾哈赤率領女真軍大敗明軍

薩爾滸之戰慘敗以後，明廷罷斥遼東經略楊鎬，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熊廷弼還未出山海關，後金軍便已攻陷了明帝國遼東重鎮開原；出關後不久還未到任，明帝國再失鐵嶺。後金軍氣勢洶洶，彷彿要在一夜之間吞併整個遼東。在這種恐慌情緒下，瀋陽和附近城堡的軍民一時喪失了抵抗的力量，紛紛舉家潰逃，遼陽危在旦夕。此時形勢已經相當嚴峻，稍微調控不好，明帝國在遼東就會滿盤皆輸。然而幸運的是，明帝國選擇了熊廷弼。熊廷弼收到戰報後，沒有退縮，反而日夜兼程地向前線開進。他沿途不斷招撫逃人，並以雷霆之勢斬殺了逃跑將領劉遇節、王捷、王文鼎，再殺貪墨軍士餉銀的將領陳倫，彈劾並罷斥了遼東總兵官李如楨。在不長的時間裡，熊廷弼以強硬的手段，監督軍士維修戰器、修繕城池、疏浚壕溝。他令嚴法行，不到數月遼東守備大固，人心始安。

然而歷史卻總是喜歡和人們開玩笑，它選擇了熊廷弼，卻並沒有給予他足夠的時間和機遇。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支持熊廷弼的明神宗朱翊鈞駕崩。僅僅一個月之後，新嗣位的皇帝泰昌帝朱常洛駕崩，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即位。在這種最高領導人頻繁換代的情況下，明帝國進入了一個「群魔亂舞」的時期。

明熹宗剛剛嗣位不久，熊廷弼便因為陷入黨爭而被政敵誹謗以致被罷斥，改為庸碌無能的袁應泰經略遼東。天啟元年，後金軍看準時機，裡應外合，一舉攻破瀋陽。此後，後金軍乘勝而戰，攻陷了遼陽，經略袁應泰自縊身死。兩個重鎮的陷落導致遼東河西地區（遼東廣寧周圍地方）的居民紛紛遁逃，塔山至閭陽200餘里地區，煙火斷絕。在這種危急關頭，明廷終於又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畫像

熊廷弼回朝伊始，即向明熹宗條陳復遼方略：其一，廣寧城以馬步兵列陣河上，力阻南下的後金軍；其二，於天津、登萊設置舟師，乘虛進剿，動搖後金軍的人心，使其有後顧之憂，則遼陽可復。明熹宗深以為然，下令再次起用熊廷弼，升熊廷弼為兵部尚書，經略遼東。旋即，明廷於登萊設立巡撫及舟師部隊，登萊兩地作為「備虜」重鎮的地位被正式確立下來。登州作為明清戰爭的前線陣地，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明帝國對登州的建設十分上心。明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明帝國將領毛文龍在內應的幫助下收復了被後金軍佔領的鎮江。八月，毛文龍收復鎮江的捷報送達北京，這種在頻頻戰敗中出現的捷報自然讓明帝國高層十分歡喜，甚至有人認為收復遼東指日可待。於是在這種樂觀情緒影響下，明帝國做出了極大動員，準備再次尋求和建州女真的決戰，以期徹底消滅建州女真。明軍計劃在全國13省每省調集1萬軍士，兵部尚書親領2萬軍士，共計15萬大軍開至廣寧，擊敵正面；再調遣2.5萬名登州水軍至朝鮮，與朝鮮兵一道擊敵腹背；中間由遼東還未淪陷的鎮江與鐵山牽制。明帝國認為，三方合力，必定能徹底擊破建州女真。然而，上天再次和明帝國開了一個玩笑。在鎮江捷報到達北京後不久，後金軍再陷鎮江、毛文龍遁逃朝鮮的敗報就呈到了明朝君臣面前，並且後金軍不久後再克鐵山。加上朝鮮以壬辰倭亂以後國內一片凋敝為由，對出兵遼東一再推諉，三方布置最終胎死腹中。不過，從此次事件中可以得知，登州在明帝國正式投入與後金軍的戰爭後不久，就能一次性召集水兵2.5萬名，可見登州戰備之強。

之後在整個天啟年間，明軍在遼東的戰局趨於保守。因而登州雖然作為反攻遼東的重要大後方，但是沒能發揮配合前方戰場、趁勢攻入敵方老巢的作用。這個時期，登州的主要作用便集中在了接回遼東難民、押運赴遼糧草、溝通朝鮮的信息渠道上了。

到了崇禎年間，明軍與後金軍的戰鬥進入到了拼國力、拼策略的拉鋸狀態。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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