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斯坦因盜取藏經洞文物的中國「師爺」：蔣孝琬

蔣孝琬（？~1922），湖南（一說湖南湘陰）人。現在我們對於他的了解，基本全來自於斯坦因的記錄。字「yin-ma」，漢字不明，或稱『蔣資生』，俗稱「蔣師爺」。清光緒年間去新疆，在縣、州行任師爺。光緒十五年（1889）後，一直在新疆莎車衙門任職。是斯坦因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斯坦因在敦煌考察收穫巨大的關鍵人物與起主導性因素者。據斯坦因的記錄，蔣氏身體狀況很好，思維敏捷，能言善辨，文化素質較高，古文功底相當不錯，對古物與考古有興趣，也很見長於古物鑒賞。

光緒三十二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進入新疆，由英國政府駐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馬繼業（George Mac artney）介紹，蔣氏以助手身份與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時教授斯坦因中文。他協助斯坦因處理庶務，疏通關係。幫助斯坦因詐騙到王道士保管的藏經洞經卷及佛畫，記錄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資料，這些資料成為英國翟林奈及法國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漢文材料的基礎。光緒三十四年，受聘為英國政府駐疏勒總領事館中文譯員。

一路上斯坦因和蔣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斯坦因等人也對蔣氏尊敬有加，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講，蔣氏幾乎在他們考察過程中扮演了比斯坦因更為重要的角色。斯坦因對中文基本不通，這樣一路上包括對出土物文字的釋讀、文物的認識與鑒別、資料整理工作都由蔣氏負責。更為重要的是斯坦 因和當地政府官員的交涉，以及僱用人工，甚至於一些簡單的基本生活問題，也是要由蔣氏出面，不僅僅是因為語言文字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蔣氏本來是在官府做過事，因此深諳此道，加上他本身所特有的素養與氣質，使得蔣氏在疏通關係方面出入自如，他們每到一地訪當地官員，都是由蔣氏作為主要調節人，這樣就為斯坦因的考察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與保障。

蔣孝琬對斯坦因的效力，不僅僅表現在他的才智方面，就是在一路上的考察發掘中，蔣氏也是出力最多，有時形同於苦力。

蔣氏在斯坦因第二次探險中貢獻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敦煌莫高窟和王道士的周旋，並最終成功地說服王道士，使得斯坦因滿載而歸。蔣孝琬是斯坦因首次在敦煌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的關鍵人物，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蔣孝琬就極有可能使斯坦因不會成功，也就極有可能使藏經洞文物免遭劫掠之命運。因此回顧一下蔣師爺是如何一心一意為斯坦因效勞，一味地毫無民族同情心地幫助一個外國人盜劫自己國家的寶藏，卻沒有絲毫的不好意思。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蔣氏對中國文化應是有很深的了解，作為一個讀了一輩子四書五經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加上又在官府作過事，因此應該對祖國和本民族的文物古董的價值意義不會不知道。而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人全心全意幫斯坦因一路上大肆盜竊，從出苦力到文物鑒別、識讀、材料整理分類，及運輸一一操辦。分析真正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有以下幾點吧：

一是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本人對文物古董的興趣愛好，正好藉助斯坦因的活動滿足了他的這一願望，因為斯坦因也曾分給他一極少部分戰利品。

其二，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當時已不在官府做事，閑居在家，好不容易找了個差事，何況斯坦因也出錢給他，又是給有錢的洋人辦事，多少有些崇洋媚外的感覺。或者說是蔣氏被斯坦因所持清政府頒發的護照所產生的心理的作用，以為斯坦因一定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

其三是很有可能當時斯坦因給他什麼重要的承諾，或者說他們二人之間有很重要的秘密，也就只有他們二人知道了。

蔣孝琬最為成功之處就是對王道士所做的工作，這也是他最終成為斯坦因筆下最為尊重人物的原因。只要仔細看一下他們在敦煌莫高窟與王道士的交涉，就可以知道蔣氏對斯坦因的忠心，也可以知道蔣氏對出賣祖國文物的不遺餘力：

1900年5月，斯坦因已經開始進行絲綢之路上的三次考古搜索的第一次行程。第一次探險，斯坦因大獲全勝。從20世紀第一年的聖誕節前後到次年的4月，斯坦因活動在丹丹烏里克、尼雅、安迪爾、拉瓦克這些地方，搜羅了大量中國古代文物。1907年，斯坦因再次踏上征途，目標是樓蘭。但實際上為他成名提供機會的，卻不是這次的目標樓蘭，而是敦煌。斯坦因深深為自己不懂漢語苦惱著，他決定聘請一位中文秘書。在喀什，一個偶然的機會 ，斯坦因聽說了一種叫『師爺』的職業，這種人深諳中國官場的內幕，並且對各種行政事務異常幹練，又熟悉中國傳統文化，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斯坦因決定聘請一位這樣的中國師爺。事有碰巧，喀什正好有一位蔣姓師爺旅居於此。

他們一行來到敦煌之後，起初在和王道士打交道的過程中，並不是十分順利，因為王道士心存疑慮，加上官府也早已有令，不讓王道士出賣藏經洞文物，要他看管好。斯坦因由於語言的障礙，也加上面孔的不一樣，根本無法與王道士交涉。最後這一工作由蔣孝琬全權處理。等到他們最後達成協議，王道士同意他們查閱卷子，並一一為他們搬運。特別不可思議的是，24箱寫本與5箱佛畫的價值竟是斯坦因付給王道士少得可憐的幾十個馬蹄銀，幾乎等於白送。要知道王道士早在此前已不斷拿寫本與佛畫送給官員和當地士紳，也出賣了不少，得到了不少的好處，他對藏經洞寶物的價值一定有所了解，否則何至於如此用心地管理，起初根本不讓斯坦因他們看一眼呢！

王道士之所以答應了斯坦因的要求，雖然斯坦因自己也編出了玄奘的故事，但是仔細想想不可能。作為一個文盲的王道士，在金錢面前恐怕玄奘沒什麼用處，其實玄奘故事的出演，也不外是蔣氏的陰謀與一手策劃。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在於蔣師爺的努力，首先他一定是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和王道士展開了沒完沒了的談判，加上他們一個是湖南人一個是湖北人，完全可以說是老鄉。王道士早年流浪在外，能在這裡見到家鄉人，何等地開心。蔣孝琬的過去與王道士相比而言輝煌，足以向王道士吹噓半天。此外蔣氏又在當時的官府做過事，他們已經和敦煌當地包括縣長在內的要員均有會面，因此完全可以藉此向王道士施壓，讓王道士沒有後顧之憂。因此最後王道士完全被蔣氏所控制，也完信任了蔣氏之言。

1913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進入新疆，蔣氏因病未能陪同，推薦一李姓師爺與斯坦因同行。

1915年，斯坦因攜竊取的五百七十餘卷敦煌寫本帶回疏勒，蔣氏為之整理，後來馬伯樂的編目考釋工作多得益於他的初步整理。

總之，蔣孝琬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在敦煌藏經洞和中國西北文物外流過程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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