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時期書法

元代書法

葉培貴 安艷紅

１２７１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次年建都於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滅南宋，至惠宗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為朱元璋所滅，統治中國９８年，傳十帝。

作為第一個君臨華夏的少數民族，元朝的通統治者雖然還執行民族等級、歧視政策，但他們也深知漢文化對於鞏固統治的意義，因而漢文化的發展沒有停滯，反而有推進。書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元滅南宋後，即將其內府圖書禮器輦運大都，並特許京官借閱，其中有王羲之《王略帖》、孫過庭《書譜》和懷素《自敘》等巨跡。元代不少皇帝如英宗、文宗、順帝等都有書名。元初功臣，如宰相耶律楚材（契丹人）及漢人翰林承旨姚樞、翰林學士王磐、國子祭酒許衡、太保劉秉忠等也都擅書，這無疑是一個很有利於書法發展的環境。

特別重要的是，為了搜羅漢族知識分子為新朝服務，程鉅夫在至正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奉世祖之命下江南訪求「遺逸」，列趙孟頫於２４位南宋遺民之首，薦舉給皇帝，既給趙孟頫的崛起提供了機遇，也為元代文化藝術尤其是書法藝術的發展尋找了一個領路人，決定了元代書法的主流。

但並非所有華夏俊才都被吸納到了朝廷，相反，在元代，隱逸文人的數量相當可觀，其中的才俊之士，往往遊戲人生、遊戲藝術，從而實際上走了一條與主流書風大不相同的道路，形成了元代書法重要的一個側翼。

一、趙孟頫、鮮於樞及奎章閣書家

元代書法最具影響力的，是以趙孟頫為首的、以復古出新為道路的書家群體。

趙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又號水精宮道人、歐波等，世稱「趙松雪」。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十世孫。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後人稱「趙吳興」。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就。他出仕後，從元世祖到元英宗，共經歷了五個皇帝，先後在濟南、浙江任職，又在中央擔任兵部侍郎、集賢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等職，「榮際五朝，名滿四海」。卒後追封「魏國公」，謚「文敏」。所以後世又稱他為「趙集賢」、「趙承旨」、「趙文敏」、「趙魏公」等。《元史·趙孟頫傳》說：「（仁宗）以趙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趙孟頫以全面向古典尤其是晉唐學習的方式，在楷、行、草、隸、篆等各個領域重新建立嚴謹的法度，樹立古典風格的權威價值，從而矯正了南宋書法學時風、輕法度的巨大缺陷，使書法發展邁入一條較為健康的軌道。他自己的書法，行書深入右軍堂奧，風神雅緻，瀟洒流美，楷書融唐鑄晉，既端莊樸實，又流暢婉麗，形成獨特的體勢，獲「趙體」之稱。他的書法思想、風格，不僅主宰了整個元代的書法，甚至直接影響了明代前中期書法的發展。

傳世墨跡有《膽巴碑》、《妙嚴寺記》、《六體千字文》、《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仇鍔墓志銘》、《歸去來兮辭》、《赤壁賦》、《洛神賦》、《蘭亭十三跋》、《汲黯傳》、《道德經》等等。

他的楷書與唐代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並稱「歐、顏、柳、趙」。小楷精絕，他曾說：「余臨王獻之《洛神賦》凡數百本，間有得意處……亦自寶之。」同時名家鮮於樞說：「子昂篆、隸、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此卷（指趙孟頫所書《過秦論》）筆力柔媚，備極楷則。」

趙孟頫的大楷主要有《膽巴碑》、《三門記》等。他吸收眾家之長，又參以李北海筆意，輔以行草筆法，因而莊重而不失流媚，嚴謹而富於生機，是大楷書的新進展。

趙孟頫的行草書數量也非常多，如《與山世源絕交書》、《丈人帖》、《赤壁賦》等等。其行書追蹤晉唐，以王羲之為宗，尤其得力於《集王聖教序》，深得其風流妍妙、清新峻健之致，歷來學王，推為第一。

然而，趙孟頫身後所獲得的評論，卻是褒貶兼有，明代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說得比較恰切：「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具有師承，不必己撰，評者有書奴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唯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則隔一舍。」

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中說：「趙孟頫書，承先啟後，其開元明以來風尚處，人所易見；其承前人之規範，而能賦予生氣處，則人所未多覺也。蓋晉唐人書，至宋元之後，傳習但憑石刻，學人摹擬，如為桃梗土偶寫照，舉動毫無，何論神態。試觀趙臨右軍諸帖，不難憬然悟其機趣，其自運簡札之書，亦此類也。至於碑版之書，昔人視為難事。以其為昭示於人也，故體貴莊嚴，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其整齊，失在板滯。趙氏獨能運晉唐流麗之筆於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所以尤難及者也。……昔人論詩，病朱竹坨貪多，王漁洋愛好。吾謂趙書亦不免漁洋之病。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愛好究勝於自棄也。」比較公允地說出了趙孟頫在書法史上貢獻與地位。

鮮於樞（１２５６～１３０１），字伯幾。又作伯機，號困學民，亦號直寄老人、虎林隱吏等。漁陽（今河北涿鹿）人，生於開封。曾任江南諸道行台御史掾、浙東都省史掾，此後一度去職隱居西湖「困學齋」，１３０２年受命任太常寺典簿，未到任而卒。世傳其人有河朔英偉之氣，豪爽仗義，而文藝極佳，詩文、散曲、音律皆所擅長，又精鑒定、富收藏。長期為官杭州，得江南文采，堪與趙孟頫爭競，可謂一時瑜亮，彼此互相都很推重。趙孟頫曾有詩寫他：「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

鮮於樞書學理念與趙相似，而在實踐上則偏重於唐，尤喜草書，筆力遒勁，氣勢豪縱，有北方健兒的雄強氣概。如果說趙氏以風韻勝，則鮮於樞可說是以骨力勝，論行書，鮮於樞或遜色於趙，而論草書，趙的溫文爾雅，在鮮於樞的酣暢淋漓面前，卻不得不退避三舍。綜合來看，雖然趙的聲價在鮮於樞之上，但兩人實是各有所長，可謂雙峰並峙，共同構成了元代書法復古傾向的主潮。

其作品有《透光古鏡歌》、《書韓愈進學解》、《論草書帖》、《唐人水簾洞詩帖》等。

《論草書》，其筆法主要淵源於唐代懷素、張旭等人，用筆不斤斤於點劃的精到而追求揮灑的豪放自由，故氣勢酣暢淋漓。

鄧文原（１２５８～１３２８），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稱素履先生。綿州（今四川綿陽）人，綿州地處巴蜀的西部，世稱「鄧巴西」。也長期生活於杭州，與趙、鮮於交往切磋，並轡齊名。故虞集說：「大德、延祐年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文原）、漁陽（鮮於樞）、吳興（趙孟頫）。」他所擅長的行書和章草，都基本以趙的風格面目出現，只是功力稍遜，他的一些墨跡幾乎可與趙的以假亂真。墨跡有《瞻近、漢時二帖跋》、《倪寬贊跋》等。

元文宗時期，是元代書法又一個比較興旺的時期。文宗為滿足自己的書畫文玩興趣，設立了奎章閣，以虞集為侍書學士、柯九思為鑒書博士，當朝善書者，皆吸收入閣，於萬機之暇，討論法書名畫。這個機構至惠宗時改為宣文閣，又存在了一段時間才徹底取締。期間先後入閣的名家除上述二人外還有揭傒斯、歐陽玄、康里巎巎和周伯琦等。其中藝術成就最突出的是色目族人康里巎巎。

康里巎巎（１２９５～１３４５），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他是色目人，籍貫康里（漢代為高車國），因以為姓。卒謚文獻。子山自幼入學國子監，善文辭工書法，博學多才。兼擅行書、章草，章草古勁，氣力甚健，與趙有一定距離。又引章草入行草，用筆爽利輕捷，體勢側媚流宕。這種風格，宋蔡襄即啟其端倪，趙孟頫復興章草，也有過嘗試，但都尚未成為風氣。巎巎雖然不是這種風格的首倡者，但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推進者。代表作是《李白詩卷》。

他傳世行書的代表作品是《柳宗元梓人傳》。《梓人傳》草中兼行，字形縱長，筆法爽利，風格峻健，與趙孟頫偏於柔媚、鮮於樞偏於豪放的書風有所不同。

二、隱士書家

在民族矛盾較為尖銳的元代，數量較大的才俊之士成為了隱士。出處問題上的相似，使得他們儘管年代、性格不同，卻在審美上有相通之處，因而在書法史上，元代的隱士書家往往被看作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在審美上的最突出特色，就是與主流書風之間的疏離。

有代表性的書家是：吾衍、張雨、吳鎮、王冕、楊維楨、吳叡、倪瓚等。

吾衍（１２６８～１３１１），又作吾丘衍，字子行，號貞白居士等，浙江太末（今龍游）人，隱居杭州。性格放曠，不事檢束，目眇足跛，但仍頗有風度，受到時人推重，追隨者常常有數十人。他最擅長的是篆隸和古文之學，有《三十五舉》等著作流傳，同時運用篆學之長於印章，對於篆刻的發展也有一定貢獻。後世有學者認為，是他倡導篆書、得到趙孟頫的響應，才形成了元代篆書的復興局面。

張雨（１２８３～１３５０）為道士，慕米芾為人，書法雖出於趙孟頫，但加以峻厲，又有意識調整其結構、增強其輕重變化，因而有生拙之趣。

吳鎮、王冕、倪瓚均為畫家。吳鎮（１２８０～１３５４），字仲圭，號梅花道人，以詩、書、畫、終其身，有「三絕」之譽。其書法好狂草，格調灰冷超然，代表作為《心經》。王冕主要為行楷，似從鍾王化出，清泠蕭疏。倪瓚（１３０６～１３７４）字元鎮，號雲林子，人稱「倪迂」。無錫人。其書似以歐體立身，又巧用鍾繇法，骨鯁神幽。這三人的書風，都有不食人間煙火氣象。

楊維楨（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字廉夫，號鐵崖、鐵笛道人、東維子等。浙江諸暨人。元末曾短暫出仕，遭世亂後隱居教授生徒，直至明初。性高曠耿介、孤傲不群，與友人聚會，或戴華陽巾、披鶴氅，吹鐵笛，音聲高亢，人以為神仙中人。與陸居仁、錢惟善等交好，被稱為「三高士」。善詩，稱「鐵崖體」。書法與其為人相似，於行楷中雜入章草，得古拗健峭之氣，不取趙孟頫等人的圓潤清雅，而追求蒼茫荒率，點劃狼藉、結構欹倚，而自有一種落拓不羈、孤高特立的氣質，明代吳寬比喻為經過殘酷戰鬥後軍隊手持的「破斧缺斨」，非常形象，令觀者頓生一種凜然之感。今存書跡有《真鏡庵募緣疏》、《張氏通波阡表》、《竹西草堂記》等。

三高士中的陸居仁（？～約１３７７），字宅之，號巢松翁等，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他也擅長書法，主要是行草，用筆流暢，而墨法喜枯，故也有一種荒疏之致；結構微有趙孟頫之意，但非常自然靈秀，絕無滯澀。整體看來，流而不滑，秀而不媚，格調頗高。

總體來看，這些書家的書風，都是個性突出、意態瑰奇，與趙孟頫、鮮於樞及奎章閣書家的相對平和穩健的風格有較大差異，形成了元代書法的另一面貌。從精神上說，他們的風格，與宋代「尚意」的訴求有相似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已經開啟明代晚期行草書風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