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何給屠殺華人的荷蘭人點贊

作者 | 周淮安

聯繫微信號 | youhistory1

０１

兩百多年前，英國朴茨茅斯港，一支由三艘船組成的艦隊出發了，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的中國。

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英國派出了一支近700人的龐大使團，借向乾隆祝壽的名義，希望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並建立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

當時的英國，沒有一個人能說中文。最後，在義大利學習的4名中國神父願意為使團擔任翻譯——條件是免費搭船回中國。

這4名中國神父無疑是當時「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國人，拉丁文相當好，與英國人相處愉快。在漫長的航行中，他們甚至教會了副使喬治·斯當東11歲的兒子簡單中文。

經過9個月航行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6月，艦隊抵達中國澳門，在此停泊並等待與中國官方接洽。

一踏入中國領海，與英國人一路談笑風生的4名中國神父就膽戰心驚，並撕毀約定，堅決不願當翻譯——即使給150英鎊的報酬也不幹。

後來英國人才明白，他們之所以如此恐懼，是因為法律禁止中國人離開中國，除非有皇帝的特批。同時，法律也禁止中國人為「蠻夷」效力。

換句話說，作為天朝子民，他們竟悄悄跑到「犬羊之邦」生活，還準備當帝國主義的「帶路黨」，罪上加罪，一旦被發現，後果不堪設想。

０２

當時的中國，正是乾隆盛世，愛新覺羅·弘曆執政58年來，致力於消除各種不穩定因素，專制的統治藝術達到了頂點，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大清的統治猶如撞球那樣結實——那麼完美、精確、苛求，以至想不服從就會冒很大的風險。

然而，有一群特殊的中國人，卻游離於這個體制之外，他們就是「下南洋」的華僑。

唐宋以來，中國人與東南亞貿易往來密切，被稱為「唐人」的華僑定居南洋一帶。17世紀初，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在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了總部，進行殖民掠奪和海外貿易，急需大量的勞動力從事建設、種植等。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明末清初的動蕩中，廣東、福建一帶的百姓為了謀生，躲避戰亂，大規模移民東南亞，什麼工作他們都不討厭，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乾的活他們都干。中國人特有的吃苦耐勞與經商頭腦使華僑迅速在當地安居樂業，很多人過上了比在大清當貧下中農好N倍的日子。

為了殖民東南亞，荷蘭人不斷吸引、招攬華人勞動力。到18世紀初，巴達維亞的華僑人數已達兩萬人，生意遍布各行各業，成為人數最多的「外國人」，也是除殖民者外最成功的「外國人」。他們的人數和取得的成功讓殖民者感到恐懼，不斷加以打壓限制。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紀略》中說：「荷蘭者睹唐人日眾，漸有厭薄之意，重加剝削，橫征無藝」。

到了1740年9月，雙方的矛盾激化，華人感到日益逼近的危險，一些農村發生流血衝突。僅僅因傳言說華人可能「造反」，荷蘭人就對巴達維亞城內的華僑進行大屠殺，持續了一周，華僑被殺上萬人，血流成河，史稱「紅溪慘案」。

發生這樣的種族大屠殺，即使劊子手也感到惴惴不安，荷蘭深怕中國進行報復——當時中國可是GDP世界第一的頭號強國。即使不動用武力，終止對荷貿易也會讓東印度公司陷入困境。

到了第二年夏天，「紅溪慘案」的消息才傳回中國，如何應對這件事？

乾隆朝開展了為期一年的大討論。

主流觀點有兩種：一種是認為華僑是「貪戀無歸，自棄化外」的天朝棄民，按大清國法都該被嚴懲，被荷蘭人屠殺是「自作之孽」，沒必要追究荷蘭人的責任。但為防止番邦和華僑製造麻煩，應當全面禁止南洋貿易；另一種觀點認為全面禁止南洋貿易不划算，海外貿易南洋佔十分之九，銀子少了皇帝會不開心。

雙方爭議的關鍵點是維持貿易現狀還是全面禁止，跟「人」沒一毛錢關係，一致認為華僑「死有餘辜」，荷蘭人幹得漂亮，不應當問罪。

在群臣討論基礎上，乾隆作出的結論是：「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並同意「將南洋一帶諸番仍准其照舊通商，以廣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荷蘭人欣喜之餘卻有點尷尬——此前他們已將直接責任人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逮捕入獄，乾隆卻為他「平反昭雪」。

０３

經過康熙、雍正兩代的經營，乾隆時期大清進入了「盛世」。人口數量達到了空前水平，差不多翻了一翻，「人地矛盾」隨之而來，大量的農民找不到謀生之路。福建、廣東等沿海居民「命苦不怨政府，點背不恨社會」，下南洋闖蕩，自謀生路，在東南亞闖出一片天地，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啊？乾隆為什麼如此痛恨這些海外僑民呢？

一是覺得有辱天朝盛世臉面。我大清富有四海，萬夷來服，你們卻不願意生活在這樣的「文明國家」，反而跑到化外蠻夷之地，完全是自絕於大清的「漢奸」「美狗」。俗話說：「狗不嫌家貧」，窮怕什麼？餓死又如何？在大清，縱做鬼，也幸福。

二是認為這批游離於體制之外的「強民」可能影響大清穩定。帝國需要的是老老實實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越是麻木、愚昧、自私越有利於專制。而敢於「下南洋」闖蕩的民眾無疑是當時最富冒險精神，最有生意頭腦，最有眼界的中國人，也就是「強民」。他們在南洋越成功，越自立自強，對大清的潛在威脅就越大——他們給國內的人證明了一個道理：沒了大清，你過得更好。而且，華僑和外國人往來密切，萬一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怎麼辦？

乾隆有多恨這些華僑，《清高宗實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福建人陳怡老乾隆元年（1736年）乘船到巴達維亞謀生，經商成功，在當地納妾生子，並在「紅溪慘案」中倖存。1749年5月，他帶著財物和子女潛回福建，回家伺奉老母。地方官員得知後，立即逮捕。乾隆高度重視此案，由刑部審理，最後定罪為「應照結交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誆騙財物，引惹邊釁例，發邊遠充軍，番妾子女儉遣，銀貨追入官。」

一個成功的「歸國華僑」竟然落了個發配勞改農場，妻離子散的結局。

０４

也許有人要說，滿清本來就閉關自守，要是盛唐就不會這樣，那時多開放啊。

嗯，長安是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各國商旅雲集，那是對外夷。對中國人而言，沒有特批，出境沒門。

大唐貞觀年間，玄奘在未獲得唐太宗的批准下，私自偷渡到印度「取經」。十餘年後，當名震南亞次大陸的玄奘返程時，卻停在玉門關外的于闐不敢歸國。他給唐太宗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對自己當年的「偷渡」行為進行了深刻的懺悔，以期求得皇帝的諒解。在接到明確答覆後，才敢入關。

「當法律不準一個公民離開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塊國土時，這個法律的含義是明顯的：這個國家管理的如此糟糕以致我們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國外。」

這是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764年說的一句話。

幸好，作為乾隆的同代人，他生活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