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文書與魏晉書法的關係

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出土了不少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簡牘和寫本墨跡。不僅使我們的對字體的演變發展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同時也使我們對當時書家的藝術創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這些墨跡的本身，往往也是傑出的藝術作品，使書法學習與研究的重要資源。

西北地區出土的魏晉十六國時期簡牘、紙本墨跡也較多其中著名的《樓蘭殘紙》。20世紀初以來陸續出土於新疆古樓蘭遺址。這裡使魏晉、西晉至前涼時期管理西域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西域長史的駐地和場所。這些殘紙為戌邊吏士所書，由於當地氣候乾燥，因此雖經千載而紙墨如新，是非常重要的書法資料，《樓蘭殘紙》字體類型豐富，反映了魏晉時期字體演變中多姿多彩的特色。

漢字書法藝術亦在樓蘭地區得到了廣泛傳播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樓蘭書法已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極高的獨創性審美價值。無論從數量或質量及時代的先後來看，樓蘭書法在整個中國書法藝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傳統書法寶藏中，魏晉墨跡遺存甚少，數百件屬於魏晉時期的樓蘭簡紙文書的發現填補了中國書法藝術史的諸多空白。

屬於魏晉時代的木簡，大多數是從古樓蘭遺址，所發掘出來的。在20世紀初，為斯坦因等及我國西北科學家考察團先後在樓蘭故址及其周圍的地區內發掘出甚多的木簡。

這時的書跡與前代的簡牘書比較，就是帶有波折的隸書，幾乎完全滅絕，而行揩、行草、草書為多。從其遺迹中可以充分證明現代傳世不多的魏晉法帖或墨跡，如鍾繇宣示力命、陸機平復，以及王羲之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證。魏晉時戰亂頻繁，人民顛沛流離、災難深重。於是靈魂不散、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的佛教得以大為流行。開窟造像、鐫刻銘記和頌揚佛教的豐碑應時而起，寫經祈福的活動盛極一時，這些活動客觀上給書法的普及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三國、兩晉時期的留存至今天的墨跡大多是寫經、簡牘和殘紙。流傳有序的書法家墨跡，是西晉的書法家陸機寫的《平復帖》。《平復帖》的字體屬於章草，它和出土的漢晉簡牘章草很相似，用筆挺健、樸拙。魏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有鍾繇、韋誕、皇象、衛恆、索靖、陸機等，並他們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傳。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由於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在《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簡》中有大量的墨跡出現，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漢紙墨跡》相比較。體勢近楷書、行書等各種書體。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從漢字書法的發展上看，魏晉是完成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是篆、隸、真、行、草諸體咸備俱臻完善的一代。漢隸定型化了迄今為止的方塊漢字的基本形態。隸書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就孕育著真書（楷書），而行草書幾乎是在隸書產生的同時就已經萌芽了。真書、行書、草書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它們的定型，美化無疑是漢字書法史上的又一巨大變革。

《樓蘭文書殘紙》新疆羅布泊古樓蘭古城在歷史上的情況，我國史籍《史記》、《漢書》不絕於書，但是自東漢以後就缺乏記載，目前所能藉助的研究資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發掘樓蘭城址及其以後英國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樓蘭獲得的大批資料，其中主要是魏晉時期的木簡殘紙文書資料。

考古發現所見樓蘭鄯善兩漢時期簡牘書法主要包括有土垠遺址和尼雅遺址出土的簡牘。

樓蘭遺址發現的這些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當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這些殘紙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寶貴資料，不但使我們得以窺見晉人的真實用筆，而且為研究當時書風的演化提供了實證。這些漢簡也是迄今為止載樓蘭鄯善地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漢字書法實物，其藝術風格與中原兩漢書法一脈相承。樓蘭鄯善魏晉南北朝時期藝術主要類型中尤以西方傳來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和中國書法藝術最具尤典型意義，構成了樓蘭鄯善藝術史上輝煌的篇章。

樓蘭鄯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文簡紙書法作品主要出土於樓蘭和尼雅遺址中。據有關質料統計在樓蘭鄯善地區共發現漢文簡紙文書800餘件。其文書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3世紀中葉和公元4世紀中葉。以樓蘭L.A古城所出土的漢文簡書為例，其上迄曹魏時期的嘉平四年，下止前涼建興十八年。這些簡紙的發現不但為研究樓蘭鄯善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同時也對研究樓蘭書法藝術史提供了確實可靠的現實意義。

中國書法至魏晉南北朝時代，各種書體已趨於成熟階段。真、草、隸、篆、行等書體皆臻完備，而風格流派各異，在中國書法史中形成了一個藝術高潮期。從樓蘭鄯善出土的簡紙文書的書體類型來看，基本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類型的變化形式，在這些不同的書體類型中滲透著樓蘭鄯善地區特有的地域化風格特徵，從而形成了風格鮮明的「樓蘭書派」。

中國傳統書法大都是以碑刻、簡牘、青銅、紙帛等魏材料媒介創作並得以流傳的，而因於自然界的限制，樓蘭書法僅以簡牘和紙帛為物質載體，這種物質條件的局限卻形成了本土的書法形式特徵。樓蘭鄯善出土的木質有當地的所產胡楊木和從外地輸入的松木兩類，從而成為樓蘭鄯善漢文等文書的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紙的普及使用，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紙張尺寸一般都是一尺見方左右。因而書札、寫經、書信亦皆在斗方或手卷之上，文書尺牘由此而得名。紙及其尺寸的大小等物質條件的特殊性也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形式與風格的形成，在傳世的晉人墨跡《平復帖》、《伯遠帖》及樓蘭出土前涼《李柏文書》等既是紙本尺牘墨書的典型樣式。

樓蘭出土的文書殘紙，其紙質粗精不一，但從墨跡滲透的情況看，大都適宜毛筆的書寫。1953年西安出了「灞橋紙」，然對其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紙，學界尚有爭議。1973年在甘肅居延漢代金邊遺址出土了西漢麻紙。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掘出麻紙30餘張，其中有三張寫有文字。這些實物證明了在西漢時期麻紙已在西北地區流通，並且成為人們的書寫材料之一。其次，漢代武威遺址所出土的帶有筆庄名號的毛筆，說明了已有專門的毛筆製作坊。這些現象絕非僅僅是物質材料的問題，它從車面反映了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北地區的書法藝術的昌盛狀況。書寫材料的進步和技術文化的傳播是藝術發展的之一樓蘭鄯善的漢字書法藝術發展也是如此。

文獻所記載漢晉時期曾在敦煌和樓蘭地區活動過的書家或善書者班固、張芝、索靖等，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和樓蘭無論行政隸屬關係或交通聯繫都是極為密切的，敦煌地區聚集了大批的書家，並行成了風格鮮明的書法流派，其也曾經影響了內地書法的發展，他也必然會直接對該地區的書法藝術產生影響。

樓蘭鄯善的書法遺存皆為墨跡，書寫者有屯田將士和書吏官員等，出現了如李柏、張濟等一批有造詣的極高的書法家，書法風格紛呈，形式多樣但整體上卻蘊含著一種鮮明而統一的地域特徵。樓蘭書法與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以及北涼書法形成了既有聯繫又有差異的藝術流派，體現了樓蘭書法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徵。樓蘭書法藝術風格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書法藝術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該地區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對書法藝術發展的影響。從一些殘紙墨跡的書寫形式和署名情況來看，當地少數民族亦習漢字書法，有些作品或為當地民族所書寫。從樓蘭鄯善簡紙書法的內容來看，除個別習字殘紙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實用性的書法，因而這些墨跡大都呈現出了書寫者樸素的個性特質。漢晉墨跡世傳絕少，除《平復帖》外，幾乎為後人摹本。但樓蘭的簡紙文書的出土則彌補了這一空白。這些墨跡的藝術價值是碑刻所無法替代的。樓蘭簡紙書法形式多樣，包括有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諸多類型，其藝術風格更是豐富多彩，有的粗纊豪放，也有細膩典雅的，有密不透風的滿篇墨書，也有空靈瀟洒的逸綉之作，千姿百態，非刻意求工而意趣萬端。我們僅從樓蘭簡紙文書中所出現的「樓蘭」二字的十餘中墨跡中即可看出其書法的不同風采。樓蘭鄯善書法作品的創作者有漢人也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居民，他們本土居民和從中原及河西一代遷徙而來的官吏居民，不同的作者有著不同藝術格調和文化背景，他們彙集在樓蘭鄯善這樣的一個特殊的人文與自然環境下，共同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書法藝術流派，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並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