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藻與民國時期「民族問題」論戰

「社會學中國化」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燕京大學的吳文藻提出來的。那時，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與冰心結為連理，想在建立中國的社會學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當時中國的民族學、社會學全盤西化，「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國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且多講外國材料者」，「民族學和社會學在知識文化市場上，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吳文藻教授自傳》，《晉陽學刊》1982年第6期）吳文藻不想充當西洋學說搬運者，也不打算去做「用外國文字講述外國材料者」。因而，他首先根據課程的英文課本，編出一套漢語教材，將社會學中的許多概念用國語來表達。同時，原教材的內容，根據中國國情和他自己所掌握的資料，進行修改和充實，比如，《家族社會學》原教材泛談世界各民族的家族制度的發展史，但卻很少涉及中國本身的家族制度，吳文藻就作了大幅度的改編，新教材以中國宗法制度為中心，並以中國與印度的父系家長制比較為重點。吳文藻認為，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美國本土學者沃德、斯莫爾、薩姆納面對歐洲完備的社會學體系，面對斯賓塞與孔德，面對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布朗的人類學、杜爾干主義，沒有全盤歐化，而是根據美國的社會歷史的特殊情況，響亮地提出了「社會學美國化」的問題，同樣，我們面對歐洲的大師和美國的大師，也不可以全盤西化，而應該根據中國的國情，實現「社會學中國化」！為此，他做了一系列努力，介紹歐美的社會學、民族學的學派學說，邀請歐美的學者到燕京大學進行指導、講學，組織學生到社區進行田野調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學者認為，如果說中國社會學形成學派，那就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主體所形成的一個中國社會學派。在海外，該學派亦被稱為『吳費學派』」。（鄭少華《介紹燕京學派》，《社會科學報》1997年8月7日）有的則稱「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中，真正形成一個學派的只有吳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於的社區研究。這一學派，也即是學者們稱為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或『燕京學派』」。（胡煉剛《中國社會學史上的「燕京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第2期。）

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文藻離開了燕京大學，前往雲南大學擔任中英庚款人類學講座課程，組織了燕大與雲大「合作研究所」，與他的學生費孝通等學者一道，繼續「社會學中國化」的追求。為躲避轟炸，合作研究所搬至呈貢「魁閣」，「魁閣」後來也就成了戰時社會學、民族學基地，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創造著一流的業績。用費正清的話說，他們「艱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確的工作目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但是，吳文藻、費孝通等燕京學人在戰時為了社會學、民族學建設而孜孜以求時，卻遭到了批評與攻擊，批評他們的不是別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先生，時也在昆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也！

事情卻是由於「民族問題」而引發。

雲南是一個少數民族分布聚居最多的省份（不過當時無此共識），但是作為邊疆民族地區是無疑的。所以，吳文藻的「人類學講座」與他所指導的邊疆專題研究，都不能離開民族問題。吳文藻曾就邊疆教育問題向國民政府建言，認為當時之邊疆，民族、宗教、語言、文字、經濟、文化各異，實行邊疆教育，首先要「剷除各民族間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來隔閡的感情，亟待在根本上，扶植邊地人民，改善邊民生活，啟發邊民知識，闡明『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曉示『中華民族完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真義。能如是，則思想可以統一，組織可以健全，畛域可以化除，團結可以實現，國力既充，邊圍自固。」「多元文化」「政治一體」是吳文藻的理想模式，他認為蘇聯的民族政策可作參考：「凡軍事，外交，國家行政，及國民經濟，必須統一於中央；而關於語言文字，藝術文學，以及教育與文化上的設施，則委權各民族行處理，予以高度發展個性的機會，務使充分表現本族文化的特長。……黨國權威，如能本此立場，定為國策，廣示邊民，積極推進。則不但敵人無法施用挑撥離間的詭計，來分化我們的力量；且可促使邊民徹底覺悟，覆巢之下，絕無完卵，更加積極團結，一至擁護中央，共保中華民族。」（吳文藻《論邊疆教育》，《益世周報》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在燕大與雲大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民族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在「魁閣」，成員每人都有一個選題，根據自己的選題到農村社區或民族社區去作實地調查，之後，將調查的成果帶回，在「魁閣」展開充分的討論或爭論。吳文藻有時也參加「魁閣」討論，發表一些意見，也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討論。

這一切，本應是正常的學術活動，而在戰時，就更加難能可貴了。但是，這些活動，尤其是民族的話題，令以「社稷」為重的傅斯年先生深感憂慮。正如他的侄兒傅樂成教授所言，「中國民族問題，孟真先生始終堅持著『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原則。他認為中國民族自古至今經常與外族同化，合成一體，中國境內現雖仍有若干種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過程中，不足影響中國民族的整體性。他對某些學者的巧立名目，強分中國為若干民族，表示不滿。他認為政治固不應支配學術，但如果某種學術對國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應加以取締」。（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台灣《傳記文學》1963年第2卷第5、6期）傅斯年給在昆明《益世報》主編《邊疆附刊》顧頡剛寫信，主張不用「邊疆」、不討論「民族」，認為這兩個詞容易激發矛盾：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並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其次即所謂「民族」。猶憶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純聲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時，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詞。當時所以有此感覺者，以「民族」一詞之界說，原具於「民族主義」一書中，此書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機關之刊物，尤不應與之相違也。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只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但當嚴禁漢人侵奪番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制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圖。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基此考量，以數事供之吾兄。

一、「邊疆附刊」之名，似可改為 「雲南」、「地理」、「西南」等，「邊疆」一詞廢止之。

二、此中及他處，凡非專門刊物無普及性者，務以討論地理、經濟、土產、政情等為限，莫談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

三、更當儘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可以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日前友人見上期邊疆，中有名干城者，發論云：「漢人殖民雲南，是一部用鮮血來寫的爭鬥史。在今日，邊地夷民，仍時有叛亂情事。」所謂鮮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當知其妄也。友人實不勝駭怪，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致顧頡剛》，《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05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顧頡剛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見，著一長文《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益世報·邊疆周刊》上。文章開宗明義：「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

在這之前，顧頡剛曾經寫過另一篇文章《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認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篇末說，還有一個「五大民族」的名詞需要再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篇文章談的便是這個問題。他認為：「『五大民族』這個名詞卻非敵人所造，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顧頡剛到雲南的時間不長，對西南並不了解，但他對西北的情況熟悉，根據他多次西北考察（包括與冰心吳文藻同行的平綏沿線的考察），提出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迴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

我現在鄭重對全國同胞說：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因為種族以血統為主，而中國人的血統錯綜萬狀，已沒有單純的血統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來分，我們可以說，中國境內有三個文化集團。以中國本土發生的文化（即在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各族的文化的總和）為生活的，勉強加上一個名字叫做「漢文化集團」。信仰伊斯蘭教的，他們大部分的生活還是漢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儀，可以稱作「迴文化集團」。信仰喇嘛教的，他們的文化由西藏開展出來，可以稱作「藏文化集團」。滿人已完全加入漢文化集團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團了。我為什麼這樣說？我們在北平，很有機會和滿人同住，看他們的生活真是舉不出一點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來。

顧頡剛從血統、文化等方面否認中國不同民族存在的可能性，更從「民族自決」這一口號指出民族問題的危險性：

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決「的名義奪取了我們的東三省而硬造一個偽「滿洲國」。繼此以往，他們還想造出偽「大元國」和偽「回回國」，自九一八以來，他們不曾放鬆過一步，甚至想用撣族作號召以搗亂我們的西南。此外也有別的野心國家想在我國邊境上造出什麼國來，現在不便講。倘使我們自己再不覺悟，還踏著民國初年人們的覆轍，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來談我們國內有什麼民族什麼民族，眼見中華民國真要崩潰了，自從戰國、秦、漢以來無形中造成的中華民族也就解體了。從前人的口中不談民族而能使全國團結為一個民族，我們現在整天談民族而反使團結已久的許多人民開始分崩離析，那麼我們豈不成了萬世的罪人，有什麼顏面立在這個世界之上？

作為對邊疆問題素有研究的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觀點不無道理，尤其是在「民族自決」的問題上，指出民族問題爆出的惡果，在當時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但民族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所以顧頡剛還說，也不必「小心過甚，以為國內各種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談，談的結果適足以召分裂之禍」。他主張正視這個問題，正視的目的是要告訴青年人：「我們所以要抗戰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為建國的先決條件。你們應當不怕艱苦學會了邊地的言語和生活方式，到邊地去埋頭服務，務使一方面杜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肅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邊地同胞的知識，發展他們的交通，改進他們的生產，傳達內地的消息，搜集了他們的歷史材料而放到全國公有的歷史書里去，使得中原和邊疆可以融為一體，使得將來的邊疆只是一條國土的界線而不再是一片廣大的土地。青年們應當和邊民通婚，使得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一代比一代高起來；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後裔們的體格日趨健壯。能夠這樣，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永遠打不破的金甌了！」

民族問題不僅是吳文藻社會學中的理論問題，同時更是田野作業中的實踐問題。從北平專程到廣西象縣調查瑤族的費孝通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吳文藻從第一篇論文《國家與民族》開始，到「人類學講座」，到《論邊疆教育》，到燕大與雲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室，到「魁閣」，無不貫穿了對民族問題的孜孜以求。

一次大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鼓勵了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獲得獨立自由。「九·一八」之後，日本侵略者侵佔分裂中國的土地，也拿「民族自決」作為口號和借口。吳文藻、費孝通等不是不清楚這些史實與事實，但是由此便不正視不研究甚至不言及客觀存在的民族問題，則有違學理與常理。

顧頡剛的上述兩篇文章，都引起了吳文藻的高度關注，也引起了社區研究的學生、學者的討論。傅斯年說，吳文藻自己沒有寫文章，而他的「高弟子費某」在報屁股上「大放厥詞」。為了閱讀傅斯年斥之的「厥詞」，我查閱《費孝通全集》（《費孝通全集》20卷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二卷收錄1937年至1941年的著作與文章，但是，沒有發現一篇是傅斯年所指的「大放厥詞」的文章。也許是因為「全集」不全？後來在有關學者的提示下，在13卷中看到一篇《顧頡剛先生百年祭》，費先生在紀念文章中說，他從英國留學回來，到了昆明，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大文」，不同意文章的基本觀點，「認為事實上中國境內不僅有五大民族，而且還有許多人數較少的民族。我在出國前調查過的廣西大瑤山，就有瑤族，而瑤族裡還分出各種瑤人。不稱他們為民族，稱他們什麼呢？」血氣方剛的費孝通，即給顧頡剛先生寫了一封信表示異議。顧先生大度，將費孝通的信以《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為名，在《益世報》的《邊疆》副刊上刊出。

無論是教學或是撰文，也屬學術上的事情，顧頡剛便是這麼認為，此後到成都創辦了「中國邊疆學會」，「凡邊疆的知名人士和內地人對於邊疆有研究的都網羅在內」，繼續對邊疆與民族問題進行研究。但讓顧頡剛慎用「邊疆」，甚至主張取消「邊疆」一詞的傅斯年則大不以為然。而民族學家吳文藻對此不滿，命其弟子費孝通反駁，謂「中國本部」一名詞有其科學的根據；中華民族不能說是一個；即苗、瑤、猓玀皆是民族。傅斯年因此認定：「一切帝國主義論殖民地的道理，他（指吳文藻）都接受了。」傅斯年堅持認為：

此地之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故漢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民族。若論種性，則吾輩亦豈能保無胡越血統。此種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進行中。即如主席龍雲，猓玀也；大官如周鍾岳，民家也；巨紳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國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國家之福。今中原避難之「學者」，來此後大在報屁股上做文，說這些地方是猓玀，這些地方是僰夷……更說中華民族不是一個，這些都是「民族」，有自決權，漢族不能漠視此等少數民族。更有高調，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弟以為最可痛恨者此也。

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加以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之意識，增加部落意識。蓋此等同化之人，本諱言其淵源，今言之不已，輕則使之生氣，重則使之有分離漢人之意識，此何為者哉！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例。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致朱家驊杭立武》，《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06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以上的內容作為文章發表，自然也是傅斯年的自由與權力，問題這是一封告狀信，嚴詞陳述，以達到取締吳文藻「人類學講座」目的。傅斯年明白，吳文藻在雲南的一切活動，這個講座是基石，撤去了這塊基石，吳文藻的教學與研究，都將受到影響，在雲南必難以呆下去。果然，朱家驊、杭立武聽從了傅斯年，中止了吳文藻在雲大的「人類學講座」。正想通過「人類學講座」這個平台大展宏圖的吳文藻，正在繼續實現燕大立下的「社會學中國化」夢想的吳文藻，事業遭受了重大打擊。雲大校長熊慶來明白其中的一切，雖然雲大可以挽留吳文藻，但吳文藻在被暗箭中傷的情況下，豈能挽留？不過作為民族學家，吳文藻在昆明遺憾的還不在這裡，而是：「身處多民族的地區，卻沒有把握良機親身參加實地調查。」

這就是後來吳文藻說的遭傅斯年「排擠」、「撤銷講座」、「被迫離開雲大」的真相。只是他自己並不願細加追述。

到了1942年，吳文藻的另一篇重要論文《邊政學發凡》發表（《邊政公論》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他與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林耀華做過一次長談。吳文藻告訴林耀華有關情況，說自己當時因為忙於搬家，對顧頡剛的觀點、傅斯年的發難沒有進行反擊，同時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在國民政府及學界佔據主導地位，正面進行批評，或者展開爭論，尚不是時候。但是，據他所接觸的實際與費孝通等一批同學的田野調查，中國存在不同民族是客觀的、也是不可繞開的，不正視這個現實，就不能造就中華民族的安定與繁榮。

1943年6月，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組織了由46個專家學者組成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前往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進行國防與建設之考察與設計，分為鐵路、公路、水利、農林、教育、衛生、民族、畜牧、墾殖、工礦等12個部門，新疆監察史羅家倫為團長。吳文藻作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參事被抽調參加，負責以新疆民族問題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調查。吳文藻沒有跑遍五省，只到了甘肅、青海與新疆，而新疆是重點。長達半年之久的考察，是吳文藻接觸與了解邊疆與民族的大好機會，是一次經費與條件十分優裕的實地調查。但是，由於吳文藻是官方委派入疆，便不能從真正的意義上實施他的田野作業。當然，縱是如此，吳文藻也還是有能力從他的角度考察到新疆、甘肅與青海民族的實際情況，寫出一份很有分量的考察報告與調查論文，但是，沒有！箇中原因又與國民政府正統的民族觀念有關。

就在羅家倫帶了一個龐大的考察團到西北五省時，國民政府的另外一個機構——國父事業計畫委員會亦曾派西北考察團。這個考察團後台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而中央設計局主持人僅是王世傑。據吳文藻後來講，兩個考察團具有競爭性質。在民族問題上，吳文藻將自己的觀察，向團長羅家倫做了報告，但羅家倫的意見與吳文藻的觀點「有出入」。本來「觀點出入」屬正常現象，但由於有兩個競爭性的考察團同時出現，而他們的後台不一，所以，羅家倫顯得特別地慎重，沒有採納吳文藻的意見。「我想羅家倫之所以不採納我的意見，是恐為二陳派找到攻擊的籍口。」（參見吳文藻檔案中「對1951年從日本回國前的交待」）

吳文藻在這裡所說的與羅家倫的意見有出入，怕「二陳」找到攻擊的借口，深層的原因是：也就在當年，考察團前往西北前的三個月，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已經發表。這本書中的第一部分《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對中華民族的表述，與顧頡剛、傅斯年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念基本一致，認為「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這裡使用的不是中華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組成而是說多數宗族融和而成，也就是說沒有肯定不同民族的存在。「我們中國國家的領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維繫為界限。」民族文化則由不同宗族的文化構成，「在中國領域之內，各宗族的習俗，各區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習俗，以構成中國的民族文化，合各區域的生活，以構成中國的民族生存，為中國歷史上顯明的事實。這個顯明的事實，基於地理的環境，基於經濟的組織，基於國防的需要，基於歷史上命運的共同，而並不是全出於政治的要求」。並且這裡對使用外來概念的語氣，也與傅斯年相仿：「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產」。（以上三處，引自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正中書局1943年3月）這些話原來由學者表述，現在由領袖說出，吳文藻不會沒有顧慮。

當初為回擊傅斯年而發表的《邊政學發凡》，從正面闡述了自己的邊疆與民族的觀念，那時尚可說是學術問題，現在委員長採取了與他們相同的觀念，再寫專題報告，要麼是觀念不合，要麼就是附和。吳文藻不想附和，但也不想繼續對立，以不提供報告、選擇沉默的方式，對自己的學術觀點予以堅持，也顯示了學者的獨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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