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災多難河北人趕上勤勉的李鴻章，但他和他的團隊都很貪，結果悲劇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中國正處於大規模自然災害發生時期，甚至有人認為其嚴重程度超過了明末大災害期。在71年間，當時的中國各省（不包括新疆、西藏、蒙古），共有32527次自然災害，平均每年達451.76次。從次數看，山東4917次、江蘇3910次、河南3690次、河北3727次、浙江3315次為五大省份。當然，次數不等於嚴重程度。僅以直隸為例。

從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間，直隸受災州縣累計達3791個，平均每年有50多個州縣發生自然災害，而這僅僅是水災旱災，震災、雹災、蝗災等上沒有包括在內。第一，晚清時期，直隸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很高，十年九荒。被災超過54州縣以上的大災年和特大災年有29年次，平均每2.4年發生一次其中超過75州縣的特大自然災害共發生11年次，平均6.4年發生一次。

第二，自然災害的發生呈現趨烈趨頻態勢。以20年為一時段，可以看出，第一個20年間，有7個大災年及特大災年，平均每2.85年一次第二個20年間，大災以上的年份共有11個，平均不到2年一次第三個20年間，大災以上的自然災害共有1z年次，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在空間分布上主要集中於順天、保定、天津、河間、廣平、大名等6府。其中天津、大名兩府是水旱均較嚴重的地區。

第四，直隸中部地區多水災，西南地區多旱災。而且，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直隸離皇帝越近受災次數反而越多。例如71年間水災順天府（今天北京市的所有遠郊區縣和大部分近郊區縣在那時都屬於順天府）發生水災27次（受災次數648，除以順天府總轄縣數24，以下同），不到三年就發生一次。保定發生16次，不到五年就發生一次。正定發生14次，五年發生一次。由此，造成大批居民進入北京城。

1875年到1879的丁戊奇荒期間，直隸幾乎全省受災，僅河間府就有200多萬災民。要知道河北的災害程度尚不及山西，由此可見大旱災的程度。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自光緒元年（1875年）持續四年的大面積乾旱，直接導致1877年（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發生了嚴重的災荒。同時，蘇北、皖北、隴東、川北等地也發生災害，大約有1000多萬人餓死，2000多萬人逃荒於各地。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飢」。

1899年、1900年，直隸再次發生特大旱災。直接造成「畿輔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同水災一樣（計算方法也如水災），離北京較近的天津平均每6年就發生一次旱災。

1870年，水災56起，旱災58起，總計114起；

1871年，水災90起，旱災3起，總計93起；

1872年，水災81起，旱災30起，總計111起；

1873年，水災73起，旱災1起，總計74起；

1874年，數字不詳，但有48縣報災

1875年，水災26起，直隸大旱，總計27起；

1876年，水災0起，旱災73起，總計73起；

1877年，水災7起，旱災69起，總計76起；

1878年，水災22起，旱災86起，總計108起；

1879年，水災72起，旱災2起，總計74起；

1880年，數字不詳，但有63縣報災

1881年，數字不詳，但有45縣報災

1882年，水災46起，旱災0起，總計46起；

1883年，水災109起，旱災0起，總計109起；

1884年，水災23起，旱災0起，總計23起；

1885年，水災74起，旱災0起，總計74起；

1886年，水災66起，旱災0起，總計66起；

1887年，水災59起，旱災0起，總計59起；

1888年，水災44起，旱災0起，總計44起；

1889年，水災42起，旱災0起，總計42起；

1890年，水災99起，旱災2起，總計101起；

1891年，水災19起，旱災2起，總計21起；

1892年，水災74起，旱災3起，總計77起；

1893年，水災64起，旱災0起，總計64起；

1894年，水災102起，旱災0起，總計102起；

1895年，水災68起，旱災0起，總計68起。

李鴻章在如此情況下，心急如焚。作為一個人面對此情此景，怎能不急呢。李鴻章為了彌補戶部、捐款的不足，開始利用各種形式進行籌款。

1871年，派人前往外省緊急購買大米10404石；小米32973式；紅糧54629石。經奏請截留漕米101372石。

1872年和1873年，購買大米2600石；小米7332石；紅糧、雜糧50165石。截留漕糧106862石。

1876年，李鴻章挪用練餉銀的利息19822兩，又命令練餉局立刻撥銀6658兩，支應局津郡厘金局28984兩。

1877年，先後兩從挪用海防經費11萬兩。

1884年，緊急提調練餉局的10萬兩，前往南方購買大米、在周邊地區購買玉米、高粱等用於賑災。

除此以外，李鴻章還開始賣爵位、賣功名，用以籌款。例如1879年冬到1880年冬，就收此類錢660527餘兩。

可以說，面對嚴重的災情，作為官員，李鴻章該做的都已經做了。親赴災區視察、向中央討要各種賑災款和減免賦稅、向其他省份告急、勸官商捐款等等，但是，在這中間的各種吏治問題卻像修築河工一樣嚴重。相對來說，在救災期間，李鴻章也殺了一些人、罷了一些官但力度仍然偏弱。

在直隸大災期間，仍然有許多官員貪腐、懶政。例如，1886年，順天府懷柔縣（今北京市懷柔縣）知縣趙浚沒有按規定親自查看災情、親查戶口、及時賑濟災民，對災民不聞不問。在賑災過程中，通過「賣荒」「賣災」「吃災」「送災」「勒折」「積壓譽黃」等等手段，中央政府和李鴻章的各項努力可以說很難真正達到百姓手中，不足五分之一。

1886年承德府知府嵩林，領取救災款3000兩，真正到災民手中的才500多兩。大興縣知縣李均豫在任武清縣知縣時，趁機敲詐商民。

全國範圍看，還有比直隸更為無恥的事情。例如：南河每年的河工修建費用600萬兩，真正用於建設的不到60萬兩。南河河帥，每次宴請「恆斃三四駝，五十餘豚，鵝掌猴腦無數。食一豆腐，亦需數百金（歷史資料中常有金銀互用的現象，因此，這裡的金實際為銀），他可知己。」

針對直隸吏治問題，1894年，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憤然指出「國家十年來，吏治不修，軍政大壞，樞府而下，嗜利成風」。在此情況下，北京城外恰似人間地獄一般，十七八歲的女兒僅能換一個燒餅而已，能吃的所有東西（包括屍體）都被吃掉後，人們只能易子而食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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