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割據，中晚唐年間中央與地方的複雜平衡

自公元8世紀初起，唐廷中央為加強對地方州縣的控制，分天下為十五道，各道設採訪使監察州縣官員，而後漸成常制，「道」逐漸成為中央和地方州縣之間的新一級行政區劃。

初唐租庸調製示意圖

隨著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解體和沒落，在中國已實行一千多年的實物稅制逐步被以兩稅法為主的貨幣稅製取代。這兩種稅制的區別是：前者以糧食、絹帛等實物納稅，後者以銅錢等貨幣納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稅制改革也深刻影響著一朝一代的軍事體制，隨之而來的劇變就是，曾在歷史上發揮過巨大作用的府兵制消亡，被募兵制徹底取代。府兵制最重要的特徵為兵農合一。不打仗時，府兵就是耕種土地的農民，利用農隙訓練；打仗時，府兵則響應國家號召從軍，自備武器和馬匹。府兵制存在的基礎是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當這種依附性因社會變遷和稅制改革而徹底消失時，沒有土地的大量遊民和逃戶隨之出現，而唐廷為了解決兵源不足的問題，只好從這些遊民和逃戶中招募新兵——募佣職業兵制就這樣應運而生了。與道一級行政區的建立和募兵制的逐步確立相對應的是節度使制度的確立。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職事，但當時僅是普通的武職而已。隨著初唐領土擴張的結束與吐蕃的崛起和強大，盛唐年間，唐廷出於鞏固新拓領土和加強邊疆守備的戰略需要，在邊地設十節度使，領邊防節鎮，十節鎮總兵力一度達到五十萬之多。安史之亂爆發不久，唐廷便丟失兩京，失去了統籌全局的能力。唐玄宗在逃亡蜀地途中下敕命，准許所在節鎮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除了以朔方軍為首的支援邊軍外，為了防止叛軍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中原內地也紛紛設立節鎮扼守要衝，但內地節鎮轄區大小則根據軍事需要而定。為適應戰爭需要，唐廷廢採訪使一職，改設觀察處置使（簡稱觀察使）處理節鎮地方政務，由節度使或都團練使、都防禦使等武職兼領，旨在統一事權。隨著統轄若干州縣軍事、行政和經濟大權的戰時節鎮出現，地方藩鎮已經初具雛形。

唐代主要通貨開元通寶銅錢。銅錢的大量流通，為唐代稅制的改革奠定了物質條件。

安史之亂時期，唐廷與前線平叛將領、皇權與宦官及宰相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而隨著邊防兵力的內移，西北和北方邊疆的形勢變得日益嚴峻。凡此種種使唐廷與安史勢力間的矛盾逐步讓位於唐廷內部各派勢力的矛盾，以及唐廷與西北和北方異族勢力之間的矛盾。由於主要矛盾的轉變，唐廷為了速定叛亂，在安史兩家首領相繼去世之後，對安史舊部從寬發落，承認安史舊將為河朔地方的藩鎮節度使。以魏博、成德和盧龍為代表的河朔藩鎮節度使不由唐廷中央任命，直接由本鎮擁立；地方賦稅無需上繳中央，由將士瓜分。按照張國剛先生在《唐代藩鎮研究》中的說法，這形成了最典型的「割據型藩鎮」。今山西、河南、山東一帶，在安史之亂期間，是官軍與叛軍激烈廝殺的中原主戰場，形成了以河東、宣武等為代表的另一種藩鎮。這類藩鎮由戰時節鎮分化演變而來，平時駐紮重兵，賦稅基本由本道自供，朝廷雖然仍對節度使的人選有發言權，但無法杜絕鎮兵廢立節帥的現象。這類藩鎮的職責是防遏河朔割據藩鎮，在中晚唐既是平定叛亂的重要力量，也是僅次於河朔的兵變頻發地區，被稱為「防遏型藩鎮」。唐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則形成了第三類藩鎮「御邊型藩鎮」，主要職能是防禦異族勢力入侵，其中以關中京西、京北地區各藩鎮最為典型。西北藩鎮主要被神策軍勢力控制，為防備邊患長年駐屯重兵，約一半兵餉需要仰仗中央財政。最後一類是在安史之亂期間幾乎未受波及的東南各鎮，這類藩鎮除淮南等個別重鎮外，兵力微弱，財源豐富，是唐王朝的重要賦稅來源，相對最為安定。

河朔割據藩鎮與中原藩鎮形成了割據與防割據的相持關係，中原藩鎮與邊疆藩鎮維持內外兵力均勢，邊疆藩鎮、中原藩鎮和東南藩鎮在武力和財力上相互依存，使得各地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從而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亂結束後，相對穩定地維繫了一百多年的統治。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種錯綜複雜的平衡一旦受到衝擊，就很容易出現劇烈變動。

由上文可知，唐廷中央雖立國於西北，經濟上卻要依靠東南諸鎮，而東南各鎮中，在江淮地區充當財賦運轉樞紐的荊南、淮南兩鎮又最為重要。中晚唐時期，兩鎮節度使名義上由親王遙領，唐廷直接委派中樞大員、前任宰臣出任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實際主持兩鎮，以確保江淮與中央的緊密聯繫，使江淮及東南各地財貨順利轉運西北，維持唐廷的中央財政平衡。相對而言，淮南的地位更重於荊南。中唐文學家杜牧在《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里寫道：「（淮南）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寥寥數十字，將淮南的重要戰略地位全部道出。自唐肅宗至德元年十二月（757年）任命諫議大夫高適為淮南節度採訪使以來，到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112年間，前後近三十任淮南節度使（個別實際沒有到任），都由唐廷中央派文臣出任。名噪一時的李吉甫、裴度（未到任）、李德裕、牛僧孺、李紳等人都曾出任淮南節度使。直到咸通十年十月，與康承訓共同平定叛亂的淮南行營招討使馬舉出任節度使，淮南節度使才首次由武將出任。但一年後，馬舉即被進士出身的前宣武節度使、曾出任宰相的文臣李蔚取代。

公元9世紀末，王仙芝、黃巢等人掀起的起義風暴席捲全國，中晚唐時期唐廷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的平衡結構在這場風暴中被徹底摧毀，而唐廷倚重的重鎮淮南鎮節度使一職再次落入武將手中，中央最擔心的江淮割據的局面逐步成為現實。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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