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簡史

16歲的時候，Martin Winiecki輟學離家，從德國德累斯頓搬到「塔美拉」(Tamera)，一個位於葡萄牙西南部丘陵之上，佔地300英畝的意識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公社)。他的父母——數學教授和醫生——十分不情願放他走。「這對他們確實是個打擊，」 Winiecki回憶道。他出生在1990年，柏林牆剛剛被推倒沒幾個月，正當一種無所適從的社會環境。前東德的氛圍依然籠罩著人們。「整個文化依然是嚴肅正式的，談論的都是義務，沒有一點愛和人情味。」Winiecki解釋道。同時，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式的替代方法無非就是建設一個經濟非常不公平的系統——要麼溫拿要麼盧瑟。兩種社會都不是他所期待的，而塔美拉提供了另一個選擇。

塔美拉由精神分析學家和社會學家Dieter Duhm1978年創立於德國，1995年重建於葡萄牙，致力於化解人際關係中的傷害。Duhm本人深受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的影響，把物質解放和人際轉變也視為該項目的一部分。六七十年代，Duhm投身公社建設，最終大失所望。人們本欲逃離的醜惡似乎在公社中重新產生：利己、權斗、嫉妒、猜忌以及恐懼，而所謂性自由總是帶來妒忌和痛苦。在Duhm看來，在探索可行的新社會模型的路上，公社已經失敗了。在塔美拉，他試圖開展一項允許深度人際治癒的社會實驗。

像塔美拉這樣的社群主義實驗其實不算新鮮，儘管時間這樣長的——快40年——不太常見。總的來說，意識社區的失敗率比創業公司要高一點。只有趕上美國的「社區黃金時代」的幾個公社才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大多數都是幾個月即偃旗息鼓。據歷史學家Mark Holloway在《人間天堂》(1951)中所統計，這段時間裡誕生了超過100個實驗性社區，參與人數達10萬人，他們希望通過創建「理想聯邦」從現實社會中逃離出來。這股浪潮的巔峰在1840年至1890年之間，正值經濟衰退期。但若就此把意識社區的產生僅僅看做經濟艱苦時期的產物就不對了。

歷史上，對工業社會廣泛的不滿往往會促使人們湧向公社、烏托邦這類心靈港灣，無論是生態村莊還是「回歸大地」式的棲息處都在構建一個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與大自然更加緊密的聯繫。可以說這些社區是建立在一種改變人性和創造社會新藍圖的精神或理想之上，當然，也從未擺脫過「異教」的標籤。很多意識社區都得為其公眾關係而和各種負面的、聳人聽聞的報道對抗。

且不管種種別的疑慮，人類對於群居的需要可能是天生進化中形成的。有些社會學家進一步表示現代社會其實不適合我們的習性，「部落」形式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接受。新部落主義表示人類的本性最適合小型的能互相關照的群體，而不是大規模的人際關係。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Robin Dunbar認為在舒服的範圍內一個人至多於與150人維持穩定的關係，這就是說社群生活最好不超過這個人數。正如文化評論家Daniel Quinn在《B的故事》(1996)所說，3百萬年來，部落生活對人類至關重要，如鳥巢之于飛鳥、蛛網之於蜘蛛。地洞之於鼴鼠。不一定是最完美，卻是可行的方式。

這些烏托邦社區為什麼總是失敗呢？有趣的是，意識社區的沒落和其它的人類活動相比並非就有多特殊。創業公司的失敗率在90％，且大部分公司前景暗淡：1955年的世界前500強公司超過88％已經不在了。同時，標準普爾公司的平均壽命也不過15年，我們對於實驗性社區又能有多大期待？若非如此，審視這些社會實驗我們能學到些什麼呢？導致社區衰落的關鍵因素又是什麼呢？

諷刺的是，人們本欲逃離主流社會的行政系統和管理方式才創建烏托邦，卻只有使用這些管理方法才能使其存活更久。無論有多少意識社區最初希望邁向世俗生活的另一面，最終的成功或失敗都是由於非常實際的原因，和其它人類企業——如成熟的企業或初創公司——的興衰大同小異。

瘧疾蔓延的沼澤、虛假無望的承諾、性別歧視的政治、專制暴戾的建立者、夸夸其談的騙子、稀缺難得的飲用水，貧瘠乾旱的土質，未經訓練的勞動者，躁動不安的夢征，不適宜耕種的土地：種種駭人的消息穿插在意識社區動蕩的歷史中。但導致社區解散的更相關的聽著更像是困擾當今各種組織的挑戰：資本約束、虧空、私人財產和資源分配的矛盾、不健全的調解機制、派別問題、創始人之爭、聲譽維護、技能短缺、無法吸引新的人才，培養後繼者。

1825年，來自威爾士的Robert Owen在印第安納20000英畝的土地上建立了「新和諧村」，僅僅過了6周就吸引了超過800名成員。新和諧村的目標是創建一套可以在世界範圍內複製的新的文明形式。Owen對「新道德世界」或者說「普遍的永恆的幸福」的想法是致力於通過環境、教育和消滅私有財產來改變人的個性，然而新和諧村連維持自身發展的能力都沒有。800位成員之中只有140人熟悉當地工業，熟練的農民只有36位。社區的准入門檻極低，隨便誰都可以加入，於是引來了一批無業游民和懶得工作的人。創始人也沒啥用：新和諧村存在的短暫兩年間Owen只在那兒呆了幾個月。他作為一個空想主義者或許頗有天賦，但他缺乏支持夢想的實際執行能力。

許多社區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象牙塔里的幻想家、尋尋覓覓的流浪漢、追求安逸的傷殘者以及自私自利的謀權人都是維持社區的民眾中的危險分子。但往往他們又是對邀請最為熱情。此外，許多幻想者覺得實實在在的干農活和自給自足的生活和他們想像中烏托邦生活差別太大，不過是重新回到了剛剛離開的老路。正如Catherine Blinder2004年所寫，反映了他在Vermont公社14年的日子：

通過「回歸大地」，我們不在受社會所束縛。生活不再有限制、不再有教條……我們在創造別樣的生活，大多數人都相信能有所作為，消弭戰爭，為社會公正而努力，一切都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勞動和這種集體生活模式之中。

然而。Blinder過的日子很難說是實驗性的。「沒人把這當作實驗那麼努力工作。」她寫道她平常收割乾草、製作黃油、開拖拉機、砍柴生火、烘烤麵包、照顧孩子和各種動物、關心別人的健康情況。

Macaco Tamerice捨棄了身為日本著名爵士歌手的身份，來到位於義大利都靈附近的精神和藝術生態社區達曼胡爾生活工作。他告訴我，達曼胡爾成功的關鍵在於它特彆強調實際的奉獻和工作(「我們不是個只顧幻想的地方」)。也就是說，儘管達曼胡爾極力維持「每個人心中的神聖火花」，但它的延續也依靠著實用的組織策略。

達曼胡爾是由600多名全職公民組成的社區聯合會，主要由小規模「核子」或臨時家庭組成。初始的時候核子由12人組成；現在是15至20人。「這個規模是挺關鍵的」，Tamerice說。「如果人太少就會因為沒有足夠的輸入而崩潰，而超過25人的話就很難讓每個成員之間保持親密的關係。」整個社區由統一章程統治，並有專門的「正義院」維護章程的價值。其他選出來的職位還有國王/女王，在維護達曼胡爾精神理想的過程中，他們要協調各個項目。在成為達曼胡爾正式的成員之前，有興趣的公民可以體驗一段時間看看社區的文化和目標是否與自己的價值觀相符。

但即使經過精心的籌劃和組織，意識社區仍常常由於其表現出的落後退步而為人詬病。Bronson Alcott(Louisa May Alcott的父親，《little Women》的作者)，被人稱為「吃橡子拯救世界的人」，1843年在馬薩諸塞州哈佛創立了「果園公社」這個實驗社區。這是個超驗主義原則的農業社區，建立在捨棄「文明」世界的觀念之上，果園公社內消除私有財產，自力更生，拒絕聘用外界勞動力或對外貿易。項目吸引了十幾個人，持續了幾個月就失敗了。橡子好像沒起到什麼用。

「橡子問題」依然存在。Jimmy Stice，亞特蘭大的年輕企業家，正在巴拿馬的一個河谷從頭開始建設一座可持續發展的城鎮。當他把這個城鎮的基礎設施模型展示給他的父親，一位傳統的房產投資商，他的父親評價道：「恭喜你成功退化啊！你設法重建了500多年前的文明。」

Nara Pais，一名巴西的IT諮詢師，也對生態村感了興趣。他到蘇格蘭的芬虹生態村(Findhorn Foundation)住了一段時間，那是最成功的意識社區之一，自1972年開始運行，現在是擁有太陽能和風能的生態建築典範。Pais說芬虹用20年的時間才解決了基礎設施的問題。近幾年，總收入達到2393542英鎊(儘管支出也有2350411英鎊)，其中其中60％以上來自研討會和會議。這說明。芬虹生態村的許多居民還是要依靠政府保障生活，手頭還是很緊迫的：確實每個人都有食物和住房，但此外便所剩無幾。

更糟糕的是許多意識社區是靠著富有的捐助才得以維持，而尋找善款和創業資本也算是建立者施展個人魅力的工作之一。Nazaré Uniluz，巴西聖保羅的一個意識社區，最初就是靠著外界自資助。他的創始人能言善道，向巴西的精英階層兜售他關於自省以及融入修道院元素的想法，吸引了許多贊助。而他卻在社區開始漸漸失控超出最初預想的時候撒手不管了。時至今日，Uniluz的收入主要來自邀請人們前來參加周末座談或一周的體驗並收取費用。Uniluz也承認了這種精神旅遊是其重要收入來源，可長期居住的成員常常發現很難再恢復原來的社區生活以及內省的狀態了，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人只是尋求一時的安寧或是感受一下嬉皮士的生活。

丹麥的「自由城克里斯蒂安」建造於上世紀70年代，最初的一個廢棄的軍營變成了「新社會」的發源地。它成為了一蓬勃的地下貿易點，包括利潤極大的大麻交易。這個社區也創造了自己的貨幣，作為向遊客出售的拙劣紀念品。克里斯蒂安是丹麥首都第四大旅遊景點，每年接待遊客50多萬人次。

Piracanga是巴西的另一個精神社區，通過迎合注重精神享受的富裕精英市場來保持財政的穩定。這些人聚集於此學習閱讀經典、呼吸冥想、控制飲食、解析夢境、瑜伽鍛煉以至搞笑耍寶。

總之，意識社區的財政來源基本上就是旅遊、教育(座談和訓練)、手工和藝術品以及農業產品。正如；歷史學家Yaacov Oved觀察到的(《美國公社200年》1987)：(在新和諧村)唯一繁榮的行業就是當地的旅館了，當時很多遊客抱著親眼一見Robert Owen所做的社會實驗的好奇心而來。實際上，Owen一直在用私人的基金彌補新和諧的整體虧損，當他在公開場合展示資產負債表時，社區成員才震驚的發現一直以來的自給自足都是幻覺。

美國歷史上較為成功的社區之一，震顫教公社(The Shakers，原本為基督教之一派別)，在十九世紀中葉有多達6000多個。 他們的成功來源於努力、誠實、節儉的宗教哲學，使他們成為優秀到的農民和工匠——著名的夏克式傢具。 但最終，即使具有謀生的手藝，他們獨身的實踐——禁止生育——破壞了他們的延續。 既然不生育，震顫教便依賴積極的招聘，而獨身對很多人沒什麼吸引力。 現在，緬因州的最後一個震顫村僅有兩個人。 相比之下，阿米什人(基督新教亞米胥派)平均每家有5個孩子——總數超過30萬人。

反而是阿米什人「迴避」的做法在傳承生活方式上面更為有效。除了必須要和阿米什人進行的商業貿易和社交活動(參加宴席，交換禮物)之外的活動一律迴避。這給社區划了無形的邊界，保持了自身文化，那些試圖脫離教會的人還會受到孤立的威脅。

可以發現，歷史上美國18至19世紀產生的宗教背景的社會實驗大都以自我否定、剋制和追求完美為準則。這樣難免會讓社區難以維繫，不論多熱情的成員也會慢慢疲憊。William Penn在費城取得的成功一度超出建立者最初想像的"清醒"烏托邦。

幾乎所有尋求另一種集體社會的嘗試都困惑於同一個問題，如反烏托邦小說家Margaret Atwood所說，「我們能獲得怎樣的幸福，又該付出怎樣的代價？」維持清教徒式的壓抑——像Penn堅持的「清醒」——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另一方面，20世紀60、70年代，世俗社區寬鬆的性行為引發了巨大的嫉妒和衝突，同樣容易造成許多社區的瓦解。大多數人來到意識社區式為了滿足精神需要，而各式各樣的人的到來也在檢測社區調節人際關係的能力。Winiecki 在塔美拉對我說，當你深入一個團體的時候，就會發現人性中光明也會發現黑暗的一面。

企業家Kate Sutherland說起她在芬虹待的那段時間：「那算不上是烏托邦。那是一個縮影，外界世界的一切——偏見、成癮、貧窮、性問題以及權力。社區只是社會的復刻而已。」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在芬虹的時候Sutherland有著積極的態度，「人們對手頭的事物懷有興趣。」

在達曼胡爾，為了清除社區中的緊張和仇恨情緒，人們將衝突轉變為正式的半戲劇性的戰鬥。「戰鬥在圈定的區域內進行，每個人藉此發泄侵略的天性。這種方式有點遊戲的屬性但也是建設性的，最終會讓社區更加團結。」Quaglia Cocco說， 他在達曼胡爾社區生活了八年。達曼胡爾的戰鬥和小孩的打鬧還是有所不同的。隊伍穿上各自的白襯衫，帶上噴槍和油彩，並且有裁判。戰鬥給了成員宣洩的渠道，發泄平常被禮數壓抑的陰暗面。

達曼胡爾模擬戰鬥的方式實際上避免了一個社區里最具同情心的那些人背負太多他人的情感和抱怨。而在紐西蘭，惠靈頓一群自由職業者組成的群體採用了另一種排解情緒負擔的方式：一種情緒管理系統。Enspiral的每位成員都有一個「管家」——另一個定期前來傾聽不滿情緒，承諾保密的人。Enspiral 的高級成員Rich Bartlett解釋：「管家實際上是在給這座美麗的花園不斷除草。」

良好的交流反過來也增加了社區的靈活性。達曼胡爾的Tamerice這樣說到：「凡事都該在巔峰時尋求改變，趁熱打鐵，這樣才有動力。如果已經一團亂麻就來不及了。」和18、19世紀的公社相比，這種不斷改變方向的能力，使得社區不會死守一條道路，而有著更多的彈性。這又是從創業文化中學到經驗。當我向新墨西哥州蜂鳥社區的一位長者詢問社區成功的關鍵，他說：「不要固守一個模式。」社區和公司一樣，需要一定新鮮的空氣(而不是獨裁統治)。它們需要不斷的創新，發展，面對成員不斷變化的要求。

成功的公社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核心價值觀的傳承，那些「表面的事物——具體的儀式和做法」按Tamerice所說——都是次要的。代際衝突是雙方面的，特別是幹勁十足的新一代領導人遇上不願放手的老一輩。基督教科學會的創辦人Mary Baker Eddy對教會控制極嚴，如心理學家Eugene Taylor在《影子文化》(1999)中指出，Eddy的教會不是一個鬆散的聯盟，而是完全以她為中心而組成。個人佈道是被禁止的，不允許自由詮釋。這種對權力的迷戀是許多意思社區共同的問題，往往導致派系和分裂的產生。

在創業領域，創始人的地位往往會在公司度過最初需要激情和冒險的階段之後被取代。這一點有統計數據的支持。超過50%的創始人在公司的第三輪融資之後被CEO取代，第一輪融資的時候就有25%的創始人走下了領導地位。

然而，擁有一個遠見卓識的創始人似乎是成功所必須的——以創始人的名義制定前景計劃、賦予部門職能以及作為公司(或社區)的對外宣傳者。隨時間推移，創始人的這些角色可以被分散，但開始的時候還是很重要的，可以維持一個社區向目標前進，應付過程中種種瑣事。達曼胡爾的社區成員正在處理領導者Falco Tarassaco的後事，他於2013年去世。Tamerice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從此以後，每個人都要靠自己了——這是必要的，也是具有挑戰性的。」

從失敗的社區實驗中我們同樣可以學到很多。許多社區「失敗」了，但它們的影響還在。短暫的實驗是對主流社會巨大挑戰。例如，普及義務教育和城鎮會議的想法是由清教徒率先施行的。城市規劃中也有烏托邦夢想家的功勞。早期的烏托邦公社中開始孕育出之後的主流社會價值觀。對不平等的關注，比如，廢除奴隸制、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對普及教育的關注都起源於失敗的烏托邦。

這樣看來，意識社區和烏托邦的實踐可以作為新興文化的短期培養皿。芬虹生態村現在是數百人的家園，但受其影響的人可能上百萬。Enspiral也是一樣，儘管遠離惠靈頓，但他實際上通過出口其成功的實踐經驗以及協助管理的軟體(如Loomio)影響世界各地的公社和相關團體。

今天的意識社區受益於可以輕鬆獲取專業知識和最佳決策的數字化渠道。經驗、智慧和見解點擊一下即可分享。此外，自烏托邦創建以來，管理科學已經有了長久的發展，合作、管理、集體決策也會更加容易。

但是創建公社文化依然是一間棘手的問題——從最初的烏托邦就面臨的問題。難點之一在於，許多意識社區的商業模式依然不明了或者未成形。比如，常說的自給自足，往往意味著無法利用規模經濟支持增長的人口。同時，許多社區也在為向遊客提供現金服務而懊惱，似乎這樣一來就偏離了最初的願景。也就是說，當代的社區從自由職業者和數字化工作的發展中獲益，因為這樣減輕了土地負擔以及自給自足的壓力。阿米什電子商務便是這一趨勢的標誌之一。

如果今天的公社只是逃離個人主義的形式，淪為特權階級、企業家和精神追求者們圍牆內的花園，那麼即使在物質上取得成功也不算是成功。當代的社群實驗是否仍然在探索多樣的人口形式，試圖解決社會正義，經濟不平等的議題。也許，比意識社區更為有用的建構是「影子文化」，Taylor定義為「來自社會各個層面，並共同參與日常的活動的離散個體組成的巨大群體」。影子文化更有可能包容不同的價值觀，同時也利用了社會資源。這樣看來，烏托邦只是一群緊密聯繫著的影子文化，可是錯誤的把自己當作孤立的實體逡巡著。

[dingding via a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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