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場比甄嬛傳還精彩

文史 04-01

唐朝官場比甄嬛傳還精彩

前面兩章：

前言：白居易一生為官，多次升遷調動，雖不是說每一次都和牛李黨爭有關，但黨爭對其政治生涯的影響是很明顯的，這也可以看到黨爭已經深深地滲入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從白居易的多次調動之中，看看這場比後宮還精彩的官場內鬥。

（一）風光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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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翰林院的位置圖冊

白居易於貞元十九年（803年）初入仕，為中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下）。元和元年（806年）授周至縣尉（正九品下）。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院，以周至尉充翰林學士。元和三年四月，拜左拾遺（從八品上），仍充翰林學士。唐代的翰林學士在內廷侍從皇帝，起草詔書，地位十分顯要，就算表現不好，和皇帝混個臉熟總是不錯的，所以這是當時認為很有前途的「美官」。但翰林學士是一種差遣官，不載於《六典》，沒有固定品級，一般以侍郎、郎中、員外郎等中高級官員來兼任的比較常見。白居易以正九品的縣尉、從八品的左拾遺充任翰林學士，可謂是超資破格的提拔，因為唐憲宗非常欣賞白居易的文才，尤其是喜歡他寫的《秦中吟》等反映民生的諷喻詩，因而對他特別賞識、青睞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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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唐憲宗對白居易是十分信任，甚至有一點寵愛的。白居易曾當面和憲宗爭吵，甚至當眾說：「是陛下錯！」讓旁人都為他捏一把汗。起初唐憲宗也許確實是沒放在心上的，但日子久了，對年輕耿直的白居易也不免厭煩起來。更重要的是，白居易曾支持牛僧孺等新進士反對宦官專權的言論，因而得罪了大宦官吐突承璀和宰相李吉甫，後來又極力反對吐突承璀任討伐叛鎮王承宗的統帥，可以說和吐突承璀已經處於勢不兩立的境地。元和五年五月，征討王承宗的戰事陷入僵局，白居易連上三篇《請罷兵狀》，其第三狀中言：「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也就是要麼你降罪於我，把我辦了，要麼就罷兵停戰，只有這兩個選擇。這簡直就是要和憲宗攤牌。

正在這個時候，白居易左拾遺的兩年任期屆滿，按慣例本應可以擢授門下省的左補闕（從七品上），甚至超擢尚書員外郎（從六品上），但是，憲宗卻叫大宦官梁守謙親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詢問白居易的意見。表面上看，這是對白居易的極大恩寵，「其官可聽自便奏來」，但實際上是在暗示：「你已經不能按正常渠道升遷了，趕快另謀出路吧。」白居易在憲宗身邊待了這麼久，對憲宗的想法自然心領神會，於是，他要求離開門下省，出任京兆府戶曹參軍（正七品下）。

白居易這麼做，有幾層原因：一是憲宗對白居易已經不再恩寵，不如早點離開，還可以保留一些好印象；二是經過幾番較量，白居易深知鬥不過大宦官吐突承璀，惹不起總還躲得起；三是朝廷的執政班子對自己很不利。元和五年初的宰相，有杜佑、於頔、李吉甫、李藩、裴垍五人。其中，白居易曾經寫《不致仕》、《司天台》等詩諷刺杜佑，杜佑大概不會太喜歡這個鋒芒畢露、冒冒失失的年輕人；於頔和白居易更是死對頭，白居易曾經上《論於頔、裴均狀》，反對於頔入朝當宰相，如今於頔當了宰相，自然不會給白居易好日子過；李吉甫和白居易已經結怨，雖然李吉甫出鎮淮南，但還保留同平章事的宰相職務，對朝政有影響力，而且隨時可能回朝掌權；李藩曾受杜佑提拔，還被杜佑救過一命，是杜佑的門生故吏，白居易恐怕也很難得到李藩的好感，最重要的是，李藩的本官正是門下侍郎（門下省的實際負責人），是白居易的頂頭上司，白居易不能按照常例在門下省升任左補闕，很可能就是栽在李藩手裡；唯一和白居易關係較好的裴垍，此時地位已不穩固，很快就被免去了相位。面對這樣的領導班子，白居易很難受，不得不考慮換個環境了。而戶曹參軍雖然是地方官，但仍在長安城內，品級也比補闕、拾遺都高，也算是提拔了，更何況，還是個管財政的肥缺！白居易在放棄政治前途的同時，可沒忘記在經濟上作一些補償，實在是現實得可以。

（二）丁憂與起複

白居易在京兆府工作還不到一年。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親陳氏去世了。按照當時的制度，白居易必須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即所謂「丁憂」。丁憂的期限是27個月，服喪滿27個月後，即可起複，重新安排職務。

然而，白居易在下邽老家老老實實地呆了27個月，於元和八年（813年）七月除喪服，卻遲遲沒有等來起複的詔書。原來，就在白居易丁憂回家的那一年，李吉甫從淮南節鎮回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再次執掌朝政，白居易除服之時，李吉甫正在相位，起複的事肯定是卡在李吉甫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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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元和八年就過去了。時間進入元和九年（814年），此時白居易除服已經半年，卻沒有絲毫得到起複的跡象。到了二月，長安更是傳來一個壞消息，和白居易關係甚密的前輩同僚、宰相李絳被免職，而白居易的死敵、大太監吐突承璀則從淮南監軍任上返回朝廷，任神策軍左軍中尉，再次登上了權力高位。此時，白居易再也坐不住了，他給禮部侍郎崔群、中書舍人錢徽寫信，請求他們幫忙。兩人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時的同僚，交情不錯，但他們不掌握人事權，更動不了李吉甫，恐怕也是愛莫能助。

這年十月，轉機出現了，李吉甫病死了。12月，韋貫之以尚書右丞為同平章事。韋貫之也曾與杜佑不和，又在元和三年的對策案中支持牛僧孺，與李吉甫不協，他和白居易倒是有不少共同之處，再加上崔群和錢徽從中斡旋，白居易起複的事情終於落實下來了。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等到了遲來的詔書，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此時，白居易離開長安已經將近四年了。

（三）江州司馬

太子左贊善大夫肯定不是白居易理想的職位，只是聊勝於無而已。此前白居易當翰林學士時，雖然級別不高，但深得皇帝信任，每每參與策劃軍國大事，責任感、榮譽感極強。這次回來當太子左贊善大夫，雖然也是所謂「常參官」，每天上班前要覲見皇帝，但只是象徵性的打個招呼而已。而太子東宮的日常事務，主要由左右春坊的左右詹事負責，贊善大夫只是不時參謁而已，沒有具體負責的事情。這讓白居易頗為不習慣，以至於向老友李紳發出「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的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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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並沒有無聊太久，就碰到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殺身亡！此前武元衡正在策劃招討反叛的藩鎮，因而當時的幾個強藩王承宗、李師道、吳元濟均有作案嫌疑。而就在幾天前，武元衡與王承宗的使者發生衝突，以至王承宗數次上表詆毀武元衡，兩人的矛盾已經公開擺在了檯面上，因此當時普遍認為王承宗的嫌疑最大。但是蹊蹺的是，主政者並不急於查捕兇手，反而放言：「賊窮必亂。」有意放緩案件偵破的步伐。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宰相們一致認為要先集中兵力征討淮西吳元濟，不想過早和王承宗撕破臉，於是把武元衡當成了犧牲品。但由於遲遲抓不到兇手，以至朝官不敢上朝，長安城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

白居易閑了許久，碰到這樣的機會，自然不肯放過。他趕緊上疏闡述武元衡案的嚴重性，並要求儘快抓捕殺害武元衡的兇手。這本來是非常合理的一個請求，但卻和當時宰相們的政策不符。當時的宰相，即擔任「同平章事」職務的，除了已死的武元衡，還有張弘靖、韋貫之、韓弘、王鍔四人。張弘靖是杜佑門生，對白居易本來就沒有什麼好感，而且他和王承宗關係特別密切，因而主張討伐淮西吳元濟，反對討伐王承宗；韋貫之倒是可能對白居易有些好感，但不幸的是，他當時也主張先集中兵力討伐相對孤立的淮西吳元濟，對於王承宗則盡量以安撫為主；至於韓弘、王鍔，都是以藩鎮兼任宰相的，他們向來反對強硬削藩的武元衡，對於武元衡被刺，他們彈冠相慶還來不及，自然不想去追查王承宗的罪行。更何況，白居易以前還彈劾過王鍔，使王鍔晚了6年才當上宰相，王鍔對白居易可謂恨之入骨。還有就是吐突承璀，這個白居易的死對頭一直在尋找機會報復白居易。白居易的上疏，違背了張弘靖、韋貫之的政策，他們不便說白居易的上疏內容有何不妥，轉而指責白居易身為東宮官屬，不當先於諫官言朝廷事，因而有僭越職權之嫌。王鍔等人更是進一步羅織罪名指控，白居易的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可謂不孝，甚傷名教，應當受到處罰。吐突承璀、張弘靖等人正好藉此機會將白居易趕出朝廷，以免他再多言生事，於是準備將其貶為江表刺史（江表即江外，長江以南）。

就在宰相們還在研究將白居易安排到南方的哪一個州比較好時，忽然又殺出一匹黑馬，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述白居易的罪狀，認為白居易既然罪在不孝，就不宜治郡，沒有資格作一州的長官。宰相們同意了王涯的意見，決定將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今江西九江）。本來，王涯是白居易以前在翰林院的同事，在元和三年的對策案中，白居易作為復策官極力維護原來的結果，其實也是在幫助王涯。如今王涯竟然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可謂卑劣，這對白居易的精神打擊是十分巨大的，也讓白居易深刻領略了世道人心的險惡。王涯之所以做出這麼陰險的事情，顯然是在討好吐突承璀和當朝宰相，果然，一年之後，王涯就取代了韋貫之，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登上了宰相之位。

（四）量移忠州

白居易在江州當了四年的司馬。客觀地說，白居易在江州的生活並不算差。首先，江州是個大州，地處水陸要津，十分繁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說的「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期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純屬主觀化的誇張和渲染，為了襯托詩人的感傷而已。其次，江州司馬是從五品的高官，雖然不執掌具體事務，沒有實權，但秩祿優厚，衣食無憂。當然，白居易志存高遠，特別是與他在翰林院襄贊軍國大政的風光相比，江州司馬實在是個太委屈的差使。不過，也正是因為比較清閑，白居易才得以悠遊山水之間，寫下諸多優美詩篇，建造廬山草堂，為後人留下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第三，白居易雖然被貶黜，但畢竟是在皇帝身邊呆過的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又調回去當大官去了，所以像他這樣的貶謫官員，一般還是受到地方長官的尊重的。更何況，當時的江州刺史崔能和白居易是世交。白居易的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縣令，而崔能的叔父崔衍曾任宣歙觀察使，白季康是崔衍的老部下，當年白居易在宣州參加貢試，就是通過白季康得到了崔衍的關照。因此，當白居易達到江州的時候，崔能親自率領全體州府官屬出城迎接，給予了超規格的待遇。不難想見，白居易在江州的工作環境相當令他寬慰，比起長安的險惡和壓抑來說，不知好了多少倍。

不過，白居易也不能長久地呆在江州。他一直在謀求「量移」。量移是唐朝對貶謫官員逐漸減輕乃至取消處罰的一項制度，一般是通過調動，提升職位，或從偏遠地區調到離長安較近的地方任職。

從元和十二年（817年）開始，朝廷政局逐漸出現了有利於白居易的變化，首先是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老領導崔群出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當上了宰相，而陷害白居易的王涯則被罷免了相位；其次，元和十二年十月，唐鄧隨節度使李愬攻克蔡州，吳元濟被擒，反叛朝廷六十餘年的淮西被平定了，憲宗非常高興，於次年即元和十三年正月宣布大赦，像白居易這樣犯輕微過失的官員，自然也在大赦之列，這就為量移提供了契機。

於是白居易寫信給崔群，請求他幫忙。當時的江西觀察使裴堪、江州刺史崔能也為白居易說了不少好話。於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天，量移的詔書終於達到江州，任命白居易為忠州刺史（今四川忠縣）。忠州是偏僻之地，與江州沒法比，但畢竟級別上去了，也算是陞官，白居易還是很高興的，他趕緊到洪州（今南昌）向觀察使裴堪辭別，表示感謝，然後就乘船溯江而上，匆匆趕往忠州上任去了。

（五）回長安

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白居易經歷了過三峽時的數次艱險，終於到達忠州。他在忠州的生活很鬱悶，因為他聽不懂四川話。他在《征秋賦畢，題郡南城樓》一詩中抱怨：「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語言。」方言隔閡讓他很難開展工作。

忠州的經濟條件也非常有限。白居易在《即事寄微之》中向好友元稹訴苦：「衣縫紕縲黃絲絹，飯下腥咸白小魚。」一州之長的衣食尚且如此，當地民生之艱，可想而知。

正在白居易思忖著如何帶領忠州人民脫貧致富的辦法的時候，又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發生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憲宗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暴斃身亡！朝廷公布的死因是服食丹藥中毒，因此處死了配製丹藥的道士。但坊間紛紛傳言是太監王守澄、梁守謙、陳宏志等人謀殺皇上。甚至有人猜測皇太子也參與其中，因為另一大太監吐突承璀一直在密謀廢太子，立灃王李惲，結果吐突承璀和灃王都在憲宗晏駕之夕被梁守謙率兵殺死，於是皇太子順利即位，是為唐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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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來不及分析這詭譎的前因後果，他已經深深地陷入沉痛和哀傷。唐憲宗對白居易可謂有恩也有怨。將白居易從一介九品縣尉瞬間拔擢至中央內廷的翰林院，參與大政，充分顯示了這位英武睿智的君主識人用人的魄力。但後來他對白居易由愛生厭，以至聽信讒言，將白居易貶至江州，則是他漸滋驕奢，自我膨脹的結果。因為他寵信、縱容宦官，最後自己也喪身於宦官之手，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以儒生自命的白居易始終對這位提拔過自己的皇帝忠貞不渝，客觀地說，他隨侍憲宗左右大約有三年多的時間，應該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即使橫遭貶逐，這份忠誠也未曾動搖過。白居易在寫給李絳的《奉酬李相公見示絕句》中談到他「初聞國哀」時的情景：「涕淚滿襟君莫怪，甘泉侍從最多時。」就是這種感情的一種傾瀉。

憲宗之死在讓白居易傷感的同時也給白居易帶來了轉機。年輕的穆宗大概是個文藝青年，十分愛好詩文，推崇文采斐然的士人。白居易詩名蓋世，早就讓穆宗仰慕已久了，他一即位，就著手將憲宗所貶逐的一批文士們紛紛召回朝廷，其中自然少不了白居易。

穆宗所任用的宰相也與白居易頗為相投。除了憲宗時已在位的裴度、令狐楚、崔群均與白居易關係相善之外，新上任的蕭俛、段文昌均是以文學見稱的名士，與白居易有著天然的親近。蕭俛還與白居易是元和元年書判拔萃科的同榜進士，有著同年之誼。段文昌雖然在後來的複試案中與白居易立場對立，但此時尚無恩怨，他至少對白居易沒有壞的感覺。一切似乎回到了元和初年，展現在白居易面前的又是一道如錦如繡的光輝前程。

（六）陞官又發財

元和十五年四月，白居易接到詔書，改授刑部司門員外郎（正六品下）。次月，白居易回到久違的長安。白居易當時已經文名蓋世，又是前朝舊臣，因此深得穆宗敬重。白居易在司門員外郎的位置上才坐了大半年，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又接到詔書，穆宗任命他為禮部主客郎中（從五品上）、知制誥。知制誥是中書省負責審核、起草制書的官員，隨侍皇帝，執掌機要，地位十分顯赫，其職能近似於翰林學士，但相對而言其獨立性更強，地位也更高。白居易再次進入了中央權力核心，有了發揮才華的大舞台。更讓他高興的是，自從被貶江州以來一直跟隨在他身邊的弟弟白行簡也被任命為左拾遺，兄弟兩人都能在皇帝身邊工作，以時人眼光來看，是一件非常榮耀的美事。

在唐朝，有所謂「職官」的概念，這個「職官」可不是現在所說的「官職」，而是包括「職」和「官」兩部分。「職」是指職事官，白居易前面所任的主客郎中就是他的職事官。而「官」主要是指散官，其原本含義是用來區別各種政治經濟待遇的官品級別，比如在唐朝前期，官員俸祿是按照散官的品級來發放的，但後來散官逐漸失去實質作用，特別是官員俸祿改成按職事官品級來發後，散官就變成了僅具有禮儀上的象徵意義。比如，官員衣服的顏色，仍以散官為準來區別，即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緋、六品及以下服青（綠）。白居易此前雖然職事官已當到主客郎中（從五品上），但其散官僅為朝議郎（正六品上），所以只能穿青色的朝服。這不僅是待遇問題，更是面子問題。白居易對此是頗為耿耿於懷的。他多次在詩中抱怨未能穿上緋色朝服。有一次他寫詩給京兆少尹元宗簡說：「鳳閣舍人京亞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銜？」這詩寫得也太過於直白了，雖然有些拿自己開玩笑的自嘲成分，但也還是反映出了白居易思想中比較世俗、功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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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好運氣要來的時候擋也擋不住。白居易並沒有等太久，新年到了，穆宗宣布改元長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有封賞。在這次賞賜的狂歡中，白居易被授予朝散大夫、上柱國。朝散大夫是五品散官，白居易終於可以穿上他念念不忘的「緋衫」了。上柱國是最高級別的勛官，雖然當時有授勛過濫的嫌疑，但有總比沒有好。白居易的妻子楊氏也得以夫榮妻貴，被授予弘農郡君的封號。

白居易很可能還得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賞錢，因為剛過完年，白居易就在長安買房了。這套房子位於長安朱雀門大街東第五街的新昌坊，套用現在北京的概念，大約應該相當於所謂的「五環外」。地段有點偏，而且房子似乎也不大，按照白居易在詩中所說：「階墀寬窄才容足，牆壁高低粗及肩。」不過白居易已經很滿足：「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這畢竟比以前的租房生活好得多了。看來唐朝和現在一樣，能在京城買套房是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好事還在後頭。就在白居易買了新房子的半年多之後，又被任命為中書舍人、仍知制誥。中書舍人為正五品上，相對而言品級也不算特別高，白居易在貶謫江州之前任太子贊善大夫就是正五品官，但中書舍人權力極重，則是贊善大夫無法比擬的。按唐朝的三省體制，中書省的長官是中書令、副長官是中書侍郎、中層是中書舍人，三個層級構成中書省運作的基本框架。但到中唐以後，中書令一般空缺不置，中書侍郎則兼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不在中書省辦公，因此中書舍人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其職能是接收尚書六部的奏議，並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上報宰相（按常理，多數情況下會得到認可，否則宰相會累死），在整個政務運作的流程中處於重要的基礎地位。據《唐會要》等書記載，在中書省的辦公地點，單獨設有「舍人院」作為中書舍人的辦公室，以便將中書舍人與省內其他職員區分開來，可見其地位之與眾不同。中書舍人除了政務決策外，往往還充任皇帝的使者，出外宣布敕旨、審理刑獄，因此《通典》稱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中書省一般設六名中書舍人，在唐朝後期，六名中書舍人有「分押六曹」和「五花判事」兩種分工模式。「分押六曹」是每一名中書舍人分別對應且獨立地負責尚書六部中的一部，對其負責的部門提出的奏議自行提出意見後上報宰相；「五花判事」則是在分押的基礎上，一名中書舍人對自己負責的部門的奏議提出意見後，還要附上其他五名舍人的意見，才能報宰相裁決。簡單地說，「分押六曹」是獨任制，「五花判事」是合議制。顯然，實行「五花判事」後，中書舍人的權力被其他五名同僚分散牽制，有所削弱，但其基礎性地位並沒有改變。而白居易以中書舍人兼知制誥，可以說是既有建議提案的權力，又有審議決策的權力，地位尤為隆重。後來成德軍叛亂的時候，白居易提議田布出任魏博節度使，調魏博兵力征討成德。田布臨行前送給白居易五百萬錢以示酬謝，當然，清廉守道的白居易委婉地加以拒絕了，但由此可以看出中書舍人職權之顯赫。

（七）去杭州

白居易這次回朝任職，可謂官運通達，順風順水，坐到了位高權重的地位。可是，他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除了上次貶逐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隱逸、以官位為「殺身地」的仕途險惡的內心確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關係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早在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前，元稹就因為得罪宦官而被貶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後，才和白居易一起回到長安，任祠部郎中、知制誥。此時白居易也在中書省知制誥，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的主客郎中同屬禮部，兩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門，老友重逢，又在一起共事，本來是極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發現有些不對勁，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過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樣血氣方剛，痛恨擾亂朝政的宦官，因為得罪宦官，數次遭到貶謫，甚至被宦官毆打致傷。後來，元稹被貶到江陵府任士曹參軍，江陵即今湖北荊州，時為荊南節度使駐地，當時荊南節度的監軍宦官是崔潭峻。這是一個改變了元稹的命運和世界觀的人。元稹長期與宦官為敵，本以為到了江陵會受到監軍的各種刁難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卻沒有這麼做。崔潭峻屬於宦官集團中比較開明的一派，其個人喜愛詩文，非常風雅，對詩才橫溢的元稹非常欣賞，因而不但沒有任何責難，反而多有關照。開始元稹還有些警惕，後來發現崔潭峻確實對他不錯，他的想法逐漸改觀了，再加上此前的經驗，跟宦官作對還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還有些機會，既然當官就要當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過不去呢。果然，在穆宗即位後，崔潭峻回到內廷，升任宦官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左樞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調動到尚書省任膳部員外郎。接著，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連昌宮詞》拿給穆宗看，穆宗十分喜愛，崔潭峻乘機把元稹召進宮來，讓他和穆宗當面一談。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談甚歡，穆宗當天即提拔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學士（即首席學士、翰林院的長官），進入朝廷權力中樞。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談不來了，至少在關於宦官專權的話題上，兩人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了。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起當時看來不算重大，但事後看來卻是影響深遠的事件，即前文提到過的進士複試案。當科的主考官是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這三人中，錢徽是白居易的老同事，兩人曾同在翰林院為翰林學士，李宗閔是白居易的門生，楊汝士是白居易的內堂兄。考試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請錢徽等考官關照他們的熟人，但考完後他們發現，他們要求關照的人一個都沒考上，倒是裴度的兒子裴撰、李宗閔的女婿蘇巢、楊汝士的弟弟楊魯士考上了。二人大怒，跑到穆宗面前檢舉錢徽等人徇私舞弊。此時元稹為知制誥、李德裕為翰林學士，均是穆宗身邊的紅人，他們也支持段文昌和李紳，認為錢徽等考官徇私舞弊。進士科考是當時的朝廷盛典，比現在考公務員要隆重得多，因此進士科考作弊也比現在公務員考試作弊還要嚴重得多，更何況是考官作弊！穆宗對此事十分重視，讓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等人對考上的14名進士進行複試，結果這14人中只有3人合格，原來考上的裴撰、蘇巢、楊魯士均被黜落。白居易也是這次複試的考官，但他指出，複試雖然淘汰了很多人，但這不完全是因為這些人都不合格，而是因為考試的方式不同，複試比初試更嚴，比如初試允許帶參考書，時間為通宵，而複試不允許帶參考書，時間為兩支蠟燭，「促迫驚忙，幸皆成就；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因此他主張維持原來的考試結果，對考官也不再追究，息事寧人，維持朝廷體面。客觀地說，本案雙方均有過錯，李宗閔、楊汝士確有徇私舞弊之嫌，但段文昌、李紳跑關係走後門又公報私仇也不對。白居易的辦法雖然有點和稀泥的性質，但也不失為平息事態的一種方式。然而元稹、李德裕執意要打擊李宗閔和裴度，對白居易企圖協調雙方關係的辦法，他們毫不理睬，最後，錢徽被貶江州刺史、李宗閔貶劍州刺史、楊汝士貶開江令。李德裕這麼做也就算了，而元稹為了私利也絲毫不給白居易面子，頗讓白居易有些生氣。

還有更糟糕的事情。因為穆宗的寵愛和崔潭峻等大宦官的暗中支持，元稹的政治野心越來越大，他的下一個目標是當上宰相。唐朝實行集體宰相制，宰相是有固定員額的，也就是上來一個就必須先下去一個，而元稹瞄準的是裴度的位置。裴度年紀長於白居易和元稹，是二人的前輩，曾對二人頗多關照。但此時元稹為了當上宰相，已經不擇手段，決意要把裴度趕下台。對於白居易來說，這就不光是生氣，而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事情了。

當時因為朝廷對一度歸順的河北藩鎮處置不當，以至盧龍軍（治幽州，今北京）大將朱克融囚禁節度使張弘靖、成德軍（治鎮州，今河北正定）大將王庭湊殺死節度使田弘正，舉兵叛亂。裴度當時以宰相兼任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就地充任鎮州四面行營招討都統，集結河南河北諸道兵馬準備討伐王庭湊。但元稹卻以準備不足，不宜立即開戰為由，極力反對裴度集結兵馬的做法，甚至還主張為了暫時緩解形勢，應下詔赦免王庭湊，正式授予其節度使的旌節。當時元稹執掌翰林院，跟隨在穆宗左右，他整天向穆宗灌輸他的觀點，而穆宗年紀尚輕，很容易被熒惑，加上對元稹的寵信，最終竟然採納了元稹的觀點，赦免了王庭湊，任命他為成德節度使，並罷去裴度的節度使、都統等職務，派往洛陽充任東都留守。裴度失勢之後，元稹在宦官們的直接支持下當上了宰相。但事情還沒有解決，裴度的兵權免去了，王庭湊卻不肯罷手，仍然圍困著深州，深州刺史牛元翼危在旦夕，不斷向朝廷告急求援。

其實元稹並不是不想討伐王庭湊，他只是不想讓裴度來做這件事而已。他暗中在策劃著他的另一條「妙計」。他通過一個叫作於方的人結識了兩個江湖俠士於友明、王昭，據稱二人長期雲遊燕趙一帶，武藝高強，熟悉成德軍內部情況，他們可以潛入深州，救出牛元翼，甚至刺殺王庭湊，促成罷兵。為了方便二位俠士行動，元稹未經其他宰相商議同意，擅自書寫了蓋有吏部、兵部大印的空白告身（任命官員的文件）二十份，交給二俠，授權其酌情給賜。可是元稹這事情辦得實在太不周密，居然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更可怕的是，元稹的做法還被人告發是準備謀殺裴度。穆宗和其他幾位宰相都非常震驚，命三法司及神策軍、京兆府聯合調查此案，經過一陣折騰（元稹曾一度被軟禁在家），最終證明所告不實。但元稹偽造朝廷告身，也是不輕的罪行，好在穆宗憐惜元稹，只是免去了他的宰相職位，改任同州刺史。至此，元稹只當了六個多月的宰相。

至於王庭湊的事情，最後是由兵部侍郎韓愈冒著生命危險前往王庭湊的軍營宣諭，才勉強說服王庭湊罷兵停戰，救出了深州刺史牛元翼。

就在元稹謀劃著罷免裴度兵權的時候，白居易向穆宗上了一道《諫請不用奸臣表》，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表中甚至說：「臣素與元稹志交，本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沉屈，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以存國章之政。」兩人已差不多到了要斷交的地步。

然而，於方一案讓元稹徹底驚醒，人生的起伏促使他感到，高官厚祿縱然美妙，卻不過一陣煙雲，哪裡比得上知心朋友一生一世的真摯之情！他反覆寫信、寫詩寄給白居易，謀求白居易的諒解。他在詩中發誓表明心跡：「唯應鮑叔猶憐我，自保曾參不殺人。」向白居易保證自己雖然行事不夠光明磊落，但也沒有做過對不起道義良心的事。又稱自己：「癭骨欲銷猶被刻，瘡痕未沒又遭彈。」處境悲涼，企求老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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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軟的白居易自然諒解了元稹，否則就不會有後來二人在錢塘江畔對詩唱和的雅事了。但是，時政之亂也讓他頗感長安這個是非之地的危險，他打了份報告給當時的首席宰相李逢吉，請求出任外州刺史。李逢吉是早期牛黨的支持者，對白居易自然是十分關照的，他爽快地答應了白居易的要求，並且給白居易安排了一個極好的任地——杭州。

白居易此前也在忠州當過刺史，但忠州貧窮偏遠，而杭州卻是當時雄甲天下的大州，白居易能治理好這個繁華迷人的煙花之地嗎？他會在杭州留下什麼故事呢？他還能繼續升遷嗎？

請看《白居易與牛李黨爭》下一節《杭州的美好生活》。

太長，分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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