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不完的老舍 逛不完的北京

大型文化情感類節目《朗讀者》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各方好評不斷。節目的第一位朗讀者、表演藝術家濮存昕深情朗讀了老舍先生的散文節選《宗月大師》，致謝改變了自己命運的恩人，在感動無數觀眾的同時，也使人重溫了老舍這位語言大師教人向上向善的文字。眾所周知，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很少有作家像老舍這樣傾其畢生精力和滿腹才華去書寫北京、反思北京，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實的北京人文地圖，常讀常新；他的故跡堪稱北京城裡最為醒目、重要的文學地標之一，值得一再尋訪。

身在北京，講中國現代文學課，幾年下來，我覺得自己講來最有興緻的還是老舍。因為老舍的生活、創作同北京的關係非常密切，解讀老舍作品會涉及北京的歷史、地理、方言、民俗等許多方面，聊起來非常容易讓人產生代入感。起初因為好奇，我一個人走街串巷地去尋訪老捨生活過的院落、胡同，一段一段地去拼接老舍的人生軌跡。爾後，每屆學生，我都領著他們一起去參觀，一同去還原歷史現場。有時候我甚至想，假如有一天能夠帶著學生們一邊遊覽北京，一邊講講老舍，那該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尋訪老舍故跡，感受北京文化，不但饒有趣味，而且收穫頗豐！

生在胡同，遭遇國難

就先從正陽門走起吧。「前門樓子九丈九，四門三橋五牌樓」，六百多年來，位於北京中軸線的正陽門這一帶一直是北京最核心、最繁華的地段。它的北面就是紫禁城，南面是前門大街、大柵欄、天橋，一直走下去就是永定門。時間似乎已經沖淡了歷史的疼痛感，如果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硝煙瀰漫、土石飛濺的危樓，人們又會作何感想呢？不同版本的老舍傳記都記載了相似的情形，1900年的夏天，八國聯軍架起大炮轟塌了正陽門，守城的清兵傷亡慘重，這其中就有老舍的父親——舒永壽。現代文學史上，有不少作家都是早年喪父。父親去世時，曹禺19歲、魯迅15歲、巴金13歲、茅盾10歲、胡適3歲，而老舍呢，父親去世時他只有一歲半。不知道對於老舍來說，正陽門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味。在《四世同堂》里，老實巴交的常二爺進城買葯，正是在前門，一把年紀的他，不但被日本鬼子抽了兩個嘴巴，還被當眾罰跪。也許在老舍心目中，前門是個讓人膽戰心驚的不祥之地吧。

老舍曾說他是像愛母親一樣地愛著北京，可不幸的是，他卻兩次生逢北京棄守。《四世同堂》正是一部描繪國土淪陷的「北平哀歌」。小說里，當祁家老小登場亮相之後，老舍特意交代了祁家宅門的位置，「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護國寺附近的『小羊圈』」。坐上地鐵四號線，在平安里站下車，東北口上來沒走幾步抬頭就能看到一幢大樓外牆上「護國寺街」的藍底鎏金大字。順著新街口南大街往北，千萬留神你的右手邊，否則很容易就會錯過我們要找的「小楊家胡同」。這裡不但是小說里的「小羊圈」的原型，而且還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小楊家胡同入口很窄，我一米七多一點的身高，伸開胳膊輕而易舉地就能摸到胡同的兩壁。正如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樣，小楊家胡同「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彎兒，而是頗像一個葫蘆」，我實地數過，胡同朝著東北方向彎彎曲曲拐了六個彎，最終和北邊的「大楊家胡同」交匯在一起。胡同的中段——葫蘆的「腰」和「肚」又寬敞起來，「腰肚」東南角的8號院就是當年老捨出生的地方。小楊家胡同北望德勝門，西接西直門。如果留心讀《茶館》的話，不難發現那家60多年的老「裕泰」離著小楊家胡同應該也不遠。作品裡，大栓子要送康婆婆出城的時候說：「西直門關了，得繞德勝門呢。」這個不起眼的小胡同儼然成了老舍創造的那個「文學北京」的中心。事實上，小楊家胡同周圍的人文景觀可真不少。胡同的北邊就是大名鼎鼎的「百花深處」。周氏兄弟居住過的「八道灣11號」也在這附近，不過現在被圈到北京市35中的院里了。護國寺往東，可看的就更多了，溥傑故居、梅蘭芳故居、慶王府舊址、輔仁大學舊址、陳垣故居都在這條路線上，再往東就插到後海了。現在人們都熱衷於去後海、南鑼鼓巷，可護國寺一帶的歷史文化含量我覺得一點也不輸前兩者。在後海、南鑼鼓巷被踩掉了鞋，卻和近在咫尺的護國寺擦肩而過，實在是遺憾啊。

長在胡同，舍予成人

離開小楊家胡同，往平安里大街和趙登禹路的十字路口那邊走去，途經十字路口西邊的南草廠街、育幼胡同以及十字路口南側的富國街，老舍讀過的三所學校都在這一條路線上。

老舍起先是在小楊家胡同附近讀完私塾，然後進入京師公立第二兩等小學堂和京師第十三高等小學校讀小學。當年的私塾和「第二小」早就拆得無影無蹤了，現在南草廠街63號的北京市西城經濟科學大學就是當年老舍就讀的「十三小」的所在地。說到「草廠」，北京有許多胡同名字里都帶著「草廠」，比如鼓樓附近的「草廠胡同」、宣武門附近的「西草廠胡同」，光前門附近從「草廠頭條」到「草廠十條」就有十條之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叫「草廠」的胡同呢？元朝時，北京的城牆都是用黏土夯築而成的，為了防止雨水沖刷城牆，人們採用「以葦蓑城」的辦法，把蘆葦編成的席子披在城牆上，因此元朝政府設立了許多回收、晾曬葦草的草場。到了元朝中期，人們發現這個法子的效果並不理想，再加上統治者內部發生矛盾，元文宗擔心反對者「燒葦以奪城」，便取消了「以葦蓑城」的做法。明清時期，前朝的草場又派上了給馬匹供應、儲存草料的用場。後來，草場漸漸廢棄不用，但是「草廠」（古漢語中，「廠」與「場」字有時是通用的）作為地名還是沿用了下來。

南草廠街往南是育幼胡同，老舍最終畢業的北京師範學校當年就在這裡。育幼胡同原來叫「端王府夾道」，不用問，這裡一定是挨著端王府了，胡同西邊的中國少年兒童活動中心等單位便是原來的王府所在地。其實從前這裡緊挨著一共有兩座王府，「庚子之亂」中都被燒毀了。到了民國，在王府遺址上又先後建起了北大工學院、藝徒學校、北京師範學校以及北洋大學北平部工學院、北京地質學院新生部等不少學校。直到今天，育幼胡同周邊好多胡同的名字里還都帶著「育」字，東邊的「育德胡同」，南邊原有的「育強胡同」「育教胡同」。而且北京市西城經濟科學大學、黃城根小學、西城區第一圖書館、北京市青年宮等許多文教單位都聚集在這一帶。老舍在師範學校一共學習了5年，這期間，由學校承擔老舍的衣食住學費用，這其實也正是老舍選擇師範學校的原因。在《我的母親》里，老舍寫到，當他期滿畢業、可以自食其力的時候，老舍和母親一夜不曾合眼，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從「十三小」畢業之後，在進入師範學校之前，老舍還曾經短暫地在京師市立第三中學上了半年學。現在位於富國街的北京三中就是當年的「京師三中」，學校里還專門設立了老舍紀念室。因為費用太高，所以老捨不得不放棄了這裡的教育。「京師三中」和滿族歷史文化關係非常密切，它的前身是清宗室覺羅八旗右翼宗學，簡單地說就是皇家的子弟學校。「富國街」是1965年才改成這個名字的，原來叫「祖家街」，因為三中佔用的是降清明將祖大壽的故宅和祠堂。現在的「祖家街」只剩下兩個公交站牌了。

老舍的前半生都是在學校里度過的。師範畢業之後，在北京、在英國、在山東，老舍一直是以教書為業，他自己也說「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斷緣」。這種經歷對於老舍的精神成人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老舍給自己取字叫「舍予」，而教師這個職業所倡導的「紅燭精神」和「舍予」所標榜的「捨棄自我」是深深相通的。23歲時，老舍在西四南大街的缸瓦市堂受洗成為基督徒，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基督教信徒的傳教也許只是一個觸媒。據夫人胡絜青回憶，30年代老舍回國後，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經不再嚴格按照基督教的要求行事了，特別是在老舍成熟期的創作中，宗教信仰的痕迹並不明顯。更為內在的，母親含辛茹苦撫養老舍等子女的艱辛經歷，「宗月大師」劉壽綿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傳奇人生，包括民間社會樸素的道德倫理觀念，這些對老舍的人格塑造都有著深入而持久的影響。所以，與其說老舍曾經虔誠地選擇了宗教，倒不如說他逐漸形成了自己「舍己成仁」的悲憫情懷。在他的創作當中，我們看到他對那些窮困潦倒的車夫、菜農、巡警、藝人甚至暗娼等城市貧民總是抱以深厚的同情。由此也可見，「舍予」不只是文字遊戲般地把自己的「舒」姓拆開，而更是他人生哲學巧妙而又委婉的表達。

魂牽故里，重回胡同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著名的商業步行街，每天遊人如織，熙熙攘攘，而知道老舍故居就在這附近的恐怕並不在多數吧。說來也令人驚訝，身為北京人，可老舍在北京卻可以說是居無定所。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他先後在方家胡同、翊教寺胡同、香山卧佛寺、西直門內京師兒童圖書館、缸瓦市教堂、北長街昭顯廟、淹通胡同等許多地方暫住過。在前半生的大部分階段，老舍都是在北京以外度過的，他在英國工作了近6年，回國後又去山東生活了7年，「七七事變」之後，老舍被迫遷居武漢、重慶等地。1944年，老舍曾發表過一篇小短文《「住」的夢》，在文章里，老舍「夢想著抗戰勝利後我應去住的地方」。可等到抗戰勝利，老舍又應邀赴美，前後待了3年。有家難回、背井離鄉，這對於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來說，何其令人唏噓。其實又何止一個老舍，多少亂離人做著相同的「懷鄉夢」呢？

直到1949年底，老舍終於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北京，安定下來。他用自己的稿費在王府井北邊的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買了一個小院子，了卻了幾十年來「住」的夢。最後一站，我們去看看北京城裡唯一的老舍故居。小院並不是一個標準的四合院，整個院子像是個「只」字形。通常四合院的宅門應該開在院子的東南角上，或許是受到豐富胡同南北走向的限制，老舍家的大門開在東牆上，二道門以及正院的影壁也都偏離了中軸線，並且二道門的形制也顯得矮小、簡單了些。外院把著大門的是一間門房，門房往北是正院，往西算是外院。外院里搭著天棚，天棚南邊的兩間分別為廁所和雜物間，廁所現在改為了書店，一頭通著故居院子里，一頭通著燈市口西街。正院布置得規規矩矩的。院內正房三間，屋裡打著淡綠色的中式木隔斷，東次間是胡絜青的畫室和起居室，明房和西次間為客廳。西耳房同正房連通，用作老舍的書房和卧室。為了在保護故居原貌的同時便於遊客參觀，正房裡加裝了玻璃護欄，同時西耳房破牆開窗，人們站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老舍的書桌，書桌上的枱曆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這一天。院子的後罩房是對外開放之後才加蓋的，當作故居的辦公區域。東西廂房原為老舍女兒居住，現在也都改成了展廳。南房過去由兒子舒乙居住著，後來房子的後牆和門窗給調了個個兒，南房也變成了北房，現在是後牆沖著正院，牆上掛了一塊大屏幕，演繹著老舍的文學人生。樹木、花草、魚缸分布在中庭四圍，讓這個普通的小院看起來整潔而又不失生機。那篇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的《養花》描述的正是院子里生氣勃勃、花香滿屋的情景。趕上曇花開放的時候，老舍還會約上幾位朋友來賞花，老舍自己也不無得意地說「更有秉燭夜遊的神氣」。打理那些「好種易活、自己會奮鬥的花草」成了老舍日常生活的一大樂趣。正房前老舍手植的兩棵柿子樹是整座院子里最為醒目的標誌，胡絜青因而把院子美其名曰「丹柿小院」。

書寫北京，反思北京

20世紀50年代初，老舍接連寫下了《北京的春節》《我熱愛新北京》《住在北京》《北京》《頂可愛的北京》《要熱愛你的胡同》等一系列謳歌新北京、新胡同的散文。從這些文章來看，他對北京的喜愛、眷戀溢於言表，並且真實而可信。沒有這種深厚的感情基礎，恐怕他的筆下也就不會產生那種濃郁的「京味兒」。換句話說，老舍這個話題所產生的代入感，更在於他以文學化的筆觸創造了北京可親可感的城市形象，而且吸引人們去觀察北京、玩味北京、熱愛北京。

老舍其實是有意識地把一個個真實可靠的地名引入到他的作品當中的。比如說《駱駝祥子》里「西山抓丁」那一段，老舍在腦海中攤開地圖，先幫祥子精準定位在「磨石口」，然後又指明了經「金頂山」「禮王墳」「八大處」「杏子口」「南辛庄」「北辛庄」……一直到「靜宜園」「海甸」去，這條路線就在我任教的北方工業大學後門一帶，不但真實而且可行。再比如《四世同堂》里，瑞宣陪著金三爺給錢家大少爺出殯，送到鼓樓往回走時，他腦子裡琢磨回家的路線，「走煙袋斜街，什剎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護國寺」，順著這條路還真能從鼓樓步行走到護國寺旁邊的小楊家胡同去，一點兒都不繞遠。還有老舍在小說、散文里反覆提到的「柳泉居」，就在小楊家胡同南邊、護國寺的路口上。在老舍看來，「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寫一些風景或東西，使故事更鮮明確定一點，而是它與人物故事都分不開，好似天然長在一處的」。也就是說，這些真實的場景不但是故事發生的典型環境，而且實際上參與到故事中來，成為故事當中一個隱形角色。如果撤換掉這個角色，那整個作品的風貌也就損失大半了。《四世同堂》里，侵略者慶祝勝利的大氣球如果不是飄在北京標誌性的「西長安街上」，而是隨意一個什麼山頭或是建築上，恐怕也就不會激起讀者那種灼心般的疼痛感來。用老舍的話說，「這個境界使全個故事帶出獨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別的任何景物來代替。」

和真實的場景相契合的，則是作品裡各色人物操的一口北京方言。老舍的小說里有不少方言辭彙，簡單一點的像「得」「抓瞎」「樓子」「多喒」「湯事兒」「逞字型大小」，稍稍進階一點的比如「出蘑菇」「炸了醬」「放了鷹」；另外還有一些高難度的「背拉」「橫打了鼻樑」，我考過不少北京本地的學生，能答上來的寥寥無幾。提到北京話，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兒化音」。可我曾在青島的駱駝祥子博物館聽到一段老舍的採訪錄音，講起話來字正腔圓，一點「京片子」都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又和北京城的歷史有關。清兵入關之後，北京被劃分為內城和外城，內城相當於過去的東城西城，居住的都是滿族人；而漢族人則全被趕到外城即過去的崇文、宣武去。因此今天看來，東城、西城的胡同、四合院要方正、規矩一些，而崇文、宣武的就要差不少。除此之外，當時內城、外城的口音也不大一樣。身為滿族人的啟功、侯寶林，他們的口音基本上保持當年內城的口音，講起話來清脆快當、乾淨利索。後來的「京片子」大體上是當年外城的口音。辛亥革命之後，內城的貴族群體解散，內城口音也就慢慢被沖淡了。所以讀老舍的作品，還真沒必要自帶一口「京片子」當成背景音效。

相較於地名和方言，更讓我感興趣的，是老舍作品中充沛的社會歷史信息。比如讀一讀《我這一輩子》，小說不僅講述了小老百姓生之不易，更記錄了窮苦人討生活的種種手段。通過《正紅旗下》可以了解到，「豆汁兒」明明是引車賣漿者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可為什麼今天卻堂而皇之地變成了北京的特色小吃呢？人人都知道現在北京的房價高，可你看《離婚》里，「北平人的財產觀念是有房產」，「只有吃瓦片是條安全的路」。堪為佐證的還有《正紅旗下》，「在父親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們看來，自己必須住著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遠住在北京」，「『吃瓦片』是最穩當可靠的」。如此說來，北京人樂於購置房產，也可以說是有歷史觀念作為支撐的吧。

老舍無疑是以身為北京人為驕傲和自豪的。《老字號》里的「三合祥」永遠顯著那麼的官樣大氣、雍容華貴；《四世同堂》里地道的北京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擺出閑暇自在的樣子來，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說道些閑話兒」。但這種對北京由衷的喜愛之情卻並不妨礙老舍對北京文化性格的反思。他在不少作品裡都曾點到北京人的通病：盲目自大、怯於行事。在《四世同堂》里，老舍一再反思北京文化性格的局限。在他看來，北平淪陷與「精於算計、因循苟且」的地方性格是有關係的，所以他無比沉重地感嘆「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傢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我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老舍的這一重眼光對於當前我們理解、塑造、踐行「北京精神」是有著重要的參照和啟示意義的。「北京精神」是歷史生成的，沒有理由片面地強調老北京的「局氣」、有面兒，而忽略了其安於享受、精於遊樂的惰性；更不應執拗於盲目排外的狹隘與戾氣，而無視新北京精神的包容與厚德。不光北京，任何一座文明古城的可愛都在於它的開放的胸襟和創新的能力。

除老舍之外，無數文化名流都曾在北京生活、工作過，但是很少有人像老舍這樣傾其畢生精力和滿腹才華去書寫北京、反思北京。從這個角度講，說老舍故跡是北京城裡最為醒目、重要的文學地標，恐怕也不為過吧。不管時光如何流逝，老舍仍然常讀常新，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實的北京人文地圖。真可謂是讀不完的老舍，逛不完的北京！（文/馮雷 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教師 圖片均為作者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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