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的「特殊使命」（一）：她和錢學森回國有什麼關係？

2016年12月20日，李佩在醫院裡度過99歲生日 圖片提供 李偉格

撰文 | 王丹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

責編|李曉明

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到1970年1月，共談了136次，在這期間，我方釋放了11名美國間諜，美方釋放回幾名中國科學家和留學生，除此之外，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儘管中美大使級談判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周總理對它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他說，僅僅是爭取到被美國人喻為值五個師的錢學森博士返回中國這一件事，我們為中美談判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黃華 《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 P103

2017年1月12日凌晨1點26分56秒，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李佩在沉睡中離去，永別了她摯愛的這個世界，享年99歲。

2017年4月5日，李佩骨灰安葬儀式將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舉行，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陪伴下，她將與丈夫郭永懷合墓在力學所郭永懷雕像下方，陪伴他們的還有一張獨生女兒郭芹的照片。而4月4日則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郭永懷先生108歲誕辰紀念日。

李佩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郭永懷雕像前，2017年4月5日，李佩和郭永懷骨灰將合葬於雕像下方。照片提供 李佩

當李佩一個世紀的人生帷幕徐徐合上，我們對她一生的波瀾壯闊才剛剛開始了解。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前後，李佩為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事業做出卓越貢獻。但這一段經歷幾乎不為人知，是她的人生篇章中缺失的一頁。

這是一個有關生命的故事。在近百年人生歷程中，李佩和錢三強、郭永懷、錢學森等奇蹟般地相遇、重逢、相伴，他們的命運也因此和共和國的科學事業交織在一起。

從1910年代到1930年代，在北京皇城，錢三強、錢學森和李佩這裡在度過了童年和青年求學時期；1945年10月，在法國巴黎，李佩再次見到錢三強；1947年春天，在紐約綺色佳郭永懷的家中，李佩第一次結識了錢學森和林家翹；從1956年11月開始，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特級專家樓，李佩、錢三強和錢學森的家庭毗鄰而居，其間除了錢學森家搬離，他們的家庭相伴相持相助將近60年。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國家軍委授予（追授）錢學森、錢三強和郭永懷被為「兩彈一星」功勛。

今天，追憶這段塵封往事，是為了銘記、理解李佩一生的奉獻和犧牲、她的愛和傷痛，以及家國情懷。

目 錄

第一章： 從一封信說起

第二章： 龔家姐妹

第三章：歐洲行 李佩、鄧發和朱學范

第四章： 力學大師馮·卡門的中國弟子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統一戰線

第六章： 錢學森教授

第七章：1950年 美國麥卡錫主義

第八章： 錢學森事件

第九章 ：中國學者的鬥爭

第十章： 日內瓦會議

第一章

從一封信說起

上世紀四十年代李佩在重慶，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她是一位穿針引線式的核心人物。

李佩和錢學森回國有什麼關係？這要從1949年5月20日，葛運培的父親葛庭燧在美國致錢學森的一封信說起。

1945年5月20日，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工作的物理學家葛庭燧，收到了香港大學教授曹日昌來信，請他轉交致錢學森的信；在轉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錢學森時，葛庭燧同時所附上的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

學森兄：

頃接曹日昌兄由香港來信，附有致兄一信，謹此奉上，請查收。

曹兄系清華同學，曾留學英國，現任香港大學心理學教授。據悉伊現為國內外聯絡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當局之囑，敦請吾兄早日返國，領導國內建立航空工業。曹兄來信雖語焉不詳，但是很可見北方當局盼兄回國之切，如兄願考慮最近期內回國，則一切詳情細節自能源源供給。據弟悉，北方當局對於一切技術的建設極為虛心從事，在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絕對自由的。以吾兄在學術上造詣之深及在國際上之聲譽，如肯毅然回國，則將影響一切中國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國致力建設之風氣，其造福新中國者誠無限量。

弟雖不敏，甚願追隨吾兄之後，返國服務。弟深感個人之造詣及學術地位較之整個民族國家之爭生存運動，實屬無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滯國外，對於國內之偉大爭生存運動有如隔岸觀火，輒覺凄然而自慚！尊見如何，尚祈教我，專此，敬請研安！

弟葛庭燧謹啟五月二十日

弟擬於下月中旬赴麻省劍橋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屆期如兄有暇，當造訪請教。

曹日昌致錢學森的信，1949年5月14日寫於香港：

學森先生：

聽好幾位留美的同學提到您，可惜我們沒有見過面。

近來國內的情形想你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國解放在即，東北華北早已安定下來了，正在積極地恢復建立各種工業，航空工業也在著手。北方工業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訊不便，不能寫信問候，特命我代為致意。如果您在美國的工作能以離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國內來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

尊意如何，盼賜一函。一切旅程交通問題，我都可儘力襄助解決。

最後我作一個自我介紹，我是學心理學的，現在香港大學任教。因為香港接近國外，國外朋友回國的多數經過香港，我就順便地招呼一下。

余另敘，候示，即祝研安

弟曹日昌上五，十四

通過這兩封分別給錢學森的信、以及葛庭燧女兒葛運培的回憶，可以說明，錢學森在收到葛庭燧的來信之前，並沒有回國工作的打算，也和所謂北方當局沒有聯繫。葛運培回憶道：

錢學森後來也一直保存當年父親寫給他的那封動員信，在1993年父親80歲誕辰時，錢學森先生在賀信中寫道：「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是你引導我回到祖國的懷抱。」

問題是：

第一：為什麼曹日昌要通過葛庭燧轉呈受北方局之囑致錢學森的信？

1954年5月15日，曹日昌在給葛庭燧信中的第一句話回答了這個問題：

庭燧兄：

四月底的信收到。計蘇兄亦會到，計兄已於今日北上。

計兄談到留美同學的情形與吾兄工作之努力，不勝欽佩！計兄也許不及給你寫信，我和計兄的決定是：凡是您與計兄的朋友，或你們兩位知道清楚的同學，要回國的，沒有別的關係，都可由兄介紹給我，我轉介紹給國內安排工作的人。在政治上純潔、有「一技之長」的，我們一律歡迎。盼兄多多鼓勵他們回來。……

另有一事相托，錢學森先生，想您認識，否則請打聽一下。北方當局很希望他回來，要我約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訊處，附函請代轉交，並請對他多多鼓勵一番，他能回國最好！拜託，拜託。即祝大安！

弟日昌上五，十五

第二個問題：計蘇華是誰，他和葛庭燧是什麼關係？

計蘇華和李佩同齡，他1917年3月25日出生於江蘇蘇州一個基督教家庭，1935年9月考入上海醫學院，在校期間，他參加了由龔普生、龔澎姐妹等一批燕京大學同學，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讀書會；1938年9月，由龔普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7月任上海醫學院地下黨第一任支部書記，此後，在周恩來領導下，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

計蘇華1941年畢業後任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外科住院醫師，1942年春天，他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與上級接上了關係，他的直接聯繫人是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龔澎。龔澎向他傳達了周副主席的有關地下工作的指示：長期隱蔽，等待時機不能輕易暴露，目前不要發展黨員，不要活動，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團結一批人。

計蘇華始終嚴守組織機密。1944年，周恩來與計蘇華有過一次關於出國留學深造問題的長談，周恩來說：「黨不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學家、專家，而且從現在起就需要培養。」臨別時，周恩來建議計蘇華設法到國外深造。

1947年7月，在徵得中央同意後，他自費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遇見了在這裡工作的物理學家葛庭燧。同年2月，李佩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一年後，1948年春，她和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副教授郭永懷結婚。

留美期間，計蘇華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主動聯繫並廣泛團結中國留美學者。1947年底，根據周恩來指示，將分散在美國各地學習的進步力量組織起來，並吸納其中的積極分子成立了進步團體「建社」。「建社」是周恩來親自起的名稱，意寓「建設社會主義」，並以此作為成立「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籌備機構。

第三個問題： 既然計蘇華1947年7月已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結識葛庭燧，並一直在廣泛聯繫中國留美學者，為什麼卻在他1949年3月回到香港後，曹日昌才提出請錢學森回國之事？

曹日昌致葛庭燧的信也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在回到香港之前，計蘇華本人並不了解錢學森，儘管身負統戰使命，也沒有提出和爭取過錢學森回國。

從1947年7月到1949年3月，計蘇華和葛庭燧同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和工作。

在美近兩年時間裡，計蘇華忠實地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指導思想，周恩來在負責統一戰爭及黨外知識分子工作時，特彆強調發揮黨外人士中積極分子和進步分子的作用。計蘇華一方面社團形式開展中共領導下的「地下工作」——領導群眾 結交朋友；另一方面，「照顧全局 照顧多數 和同盟者一道干」，讓留學人員中的黨外分子「用自己的口氣」「傳達黨的指示」，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1949年1月15日，計蘇華根據中央指示，召集了包括葛庭燧在內的幾位積極分子在自己的住所開會，決定率先成立「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分會，1949年1月29日，中國農曆新年第一天，芝加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分會成立，選舉了葛庭燧、丁儆5位黨外積極分子為理事會理事。計蘇華以先期為回為由，沒有任職。

葛庭燧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40年獲燕京大學物理學碩士學位，1943年獲加州大學伯利校物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原子彈相關研究，1945年到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工作。

1949年，38歲的錢學森是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在留美學界赫赫有名，葛庭燧和錢學森並不陌生，他比錢學森小2歲。那麼，為什麼當時在美國時他們沒有動員錢學森回國？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們當時要麼沒有接觸錢學森的渠道，要麼沒有認識到前者的重要性。

在這個鏈條上，李佩出現了。

當計蘇華1949年3月應組織安排從美國啟程回國之時，在美國的李佩也以探親名義，從美國乘船途經香港回國，她當時的身份是康奈爾大學留學生、康奈爾大學航空學院副教授郭永懷夫人。

2016年，李佩的弟弟李佩璋回憶：北平解放後（1949年1月31日），李佩乘第一艘船從天津大沽塘上岸後，直接到北平，沒有回天津父母家，根本沒有回家探親一說。

計蘇華和李佩在美國時是否有聯繫暫未可知，但是，在1949年初他們回國途中，都在香港停留，當時，他們共同的朋友、同志：龔澎、喬冠華夫婦正在香港做國際統戰工作。此時，曹日昌信中提到的北方當局對錢學森歸國的興趣，以及對錢學森重要性的認識，很可能是來自當時先期抵達香港的李佩對龔澎的建議。而所謂北方當局的意思，其實就是龔澎和喬冠華的直接指示。

在《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一書，喬松都寫道（P72）： 計蘇華始終嚴守著組織的機密。多年後，他的夫人史記招大夫才得知，原來在病房中和自己傾心交談的龔澎大姐，就是計伯伯與黨組織的聯繫人。幾十年後，史大夫仍舊非常動感情。」

第二章

龔 家 姐 妹

左：龔澎，1941年秋天，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並結識龔澎

右：新中國成立初期章漢夫、龔普生夫婦在天安門城樓國慶觀禮台上，龔普生的妹妹龔澎比她小一歲

時間回到十年前。

1939年7月24至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召開，作為西南聯合大學學生會副主席，22歲的李佩隨龔普生為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會，從此，兩人結下一生的友誼。

龔普生年長李佩4歲，中學時代在教會學校上學。她1913年出生於上海，父親龔鎮州是中國同盟會會員，母親徐文是早期留學運動先驅徐雨生的女兒。龔普生出生後不久即隨父母流亡日本，1914年，她的妹妹龔澎在日本出生。1925年，龔家到上海定居，1928年，龔普生和龔澎同時進入上海聖公會辦的聖瑪麗亞女子中學讀書，兩姐妹在這裡打下一生的英文基礎。

1932年，龔普生考入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1933年，龔澎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兩姐妹均是大學裡的進步學生，1935年5月，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新聞系學生張兆麟為學生會主席，龔普生為副主席，經濟系學生王汝梅（黃華）為執行委員會主席，龔澎為財政部長，陳絮為文書。

姐妹倆曾參與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1936年2月，燕京大學成立了黨支部，龔澎經同學陳絮（陳矩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陳絮燕大畢業後赴延安，解放後曾擔任劉少奇秘書。

姐妹倆分別於1936年夏和1937年夏大學畢業，均回到上海。喬松都寫道：

「母親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在母校聖瑪利亞女中教地理課，並以此為掩護，在上海基督教學生團體聯合會進步學生中開展地下黨活動。『上海聯』本是教會系統大中學生與青年會的一個傳統校級組織，在中共地下黨與進步力量的推動下，他們積極團結引導青年學生走上愛國進步道路，為支援抗戰，組織青年學生為傷員服務，舉辦讀書會、歌詠會、夏令營和冬令營等多種形式......大姨和母親同在上海聯工作。』」

1938年3月，經上海學生會救亡協會黨團書記王明元介紹，龔普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由她介紹上海醫學院學生計蘇華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2月，1938年2月，龔澎和幾位燕大同學離開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龔澎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太行山沁縣後溝村《新華日報》社工作，後被彭德懷將軍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

1940年8月，龔澎奉中央命令調往重慶南方局，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工作地點就在被稱為「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主要任務是對外開展統戰工作。

1941年6月，龔普生到重慶看望龔澎，此時，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結識了龔澎。

一天，龔澎在與鄧穎超的談話中偶然提到姐姐的名字，鄧穎超馬上問：「龔普生在哪裡？我們一直在找她！」一天夜裡，龔澎帶姐姐來到曾家岩50號，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談話中，周恩來對龔普生說：「你應該設法到美國去，你到美國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人民抗日的情況，儘可能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們抗日戰爭的支持和同情。你到美國後要多交朋友，多了解美國，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國際統戰工作。」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龔普生1941年9月從上海乘船赴美國，身份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學生。

李佩在中國勞協工作的職務包括理事長朱學范的英文秘書和助手，負責管理美國工會捐給中國工人抗戰事業的經費。

龔澎經常找李佩了解勞協的情況。龔澎見她對解放區的事情感興趣，就推薦她讀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龔澎的丈夫喬冠華也給李佩不小的影響，那時，喬冠華經常以筆名喬木在新華日報發表每日評論，包括共產黨代表該不該參加國際勞工協會等文章。在龔澎和喬冠華的影響下，李佩把美國勞工協會的一部分捐款撥給了延安解放區工會。

李佩曾經回憶說：

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我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協會主席是朱學范。這個協會裡面有地下共產黨員，也有比較有正義感的人。當時，美國勞工組織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給協會捐獻了一大筆錢，為改善中國工人生活條件，我們就利用這些捐款辦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圖書館與託兒所，幫助當時中國最底層的工人和婦女們學習文化知識。當時，新華社對我們很重視，經常有人跑來和我們聯絡、要材料。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航空母艦上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中國政府也開始著手戰後的國家建設和發展。

1945年8月—10月，重慶談判期間，在龔澎的推薦下，計蘇華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

1945年2月6日，朱學范率領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出席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工會代表會議，大會商定於9月在法國巴黎舉行世界工會聯合會成立大會。6月22日，朱學范在重慶收到了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的電報，告知解放區代表為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而申辦護照時，受當局阻攔不發護照，希望此事能得到朱學范的幫助。

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李佩出主意說：能否以中國勞協組織代表團出席會議的名義為解放區代表申辦護照？幾經努力，國民黨政府終於同意鄧發一人參加中國勞協代表團，打破了國民黨政府對解放區的封鎖。

第三章

歐洲行 李佩 鄧發 朱學范

1949年 李佩 鄧發 朱學范 陳家康在埃及

1945年9月11日，朱學范、李佩等從重慶乘飛機前往巴黎。在延安的鄧發沒有同行，他獨自出發到了英國。在英國，他會見了留學法國的學者錢三強。

《錢三強年譜》記載，1949年6月，錢三強從法國來到英國帝國學院湯姆孫實驗室工作學習，在英國期間，在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孟雨的安排下，錢三強前往倫敦海員工會，會見了準備參加世界工會聯會成立大會（巴黎）途經倫敦的鄧發將軍。鄧發向他介紹了國內形勢和解放區的情況，贈送他一份刊載政府有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道《論聯合政府》全文的《解放日報》。 10月在巴黎，錢三強再次見到鄧發，並列席了鄧發主持的小範圍會議。

李佩、朱學范和鄧發共在歐洲遊歷了5個多月的時間，於1946年1月23回到上海。這段經歷，影響了李佩的人生方向。

在這次巴黎會議中，李佩遇見了多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學生學者，包括錢三強（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和夫人李惠年（1907年3月6日—2007年10月30日）、畫家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1977年6月13日）等。

1946年2月20日，中國勞協和其它20多家團體在重慶較場口召開慶祝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朱學范組織勞協人員保護會場，與國民黨重慶當局人員發生衝突，釀成流血事件。李佩因站在一位塔斯社記者旁邊，幸免於難。事後，朱學范和勞協受到當局控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李佩在重慶 圖片提供： 李佩

1946年4月8日，鄧發與葉挺、秦邦憲等人同機自重慶飛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6月，中央指定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1907年12月－1994年2月15日）替代鄧發，和朱學范共同出席在莫斯科舉辦的世界工聯會議。從此，劉寧一成為朱學范同周恩來、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繫人。同年6月，劉寧一的秘書俞志英當選勞協福利部主任，不久後，她接替李佩擔任朱學范的私人秘書。

1946年2月中旬，法國巴黎 ，錢三強積极參加了中共旅法支部組織的「旅法華僑國內和平促進會」。不久後，在旅法支部安排下，會見了新到巴黎領導旅法支部工作的劉寧一。

1947年，英國，在劉寧一和陳天聲介紹下，當時在劍橋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的曹日昌入黨，1948年，曹日昌攜荷蘭籍夫人色爾瑪（selma Vos）和兒子到香港大學任教，同時在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工作，在香港期間，他受黨的委派，做了許多知名人士和海外留學生回國的聯絡工作。

抗戰勝利後，勞協是共產黨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劉寧一和俞志英承擔了做朱學范的轉化工作，促使勞協走世界工聯道路的任務。

1946年8月6日，國民黨重慶市總工會「接收」了勞協下屬的重慶工人福利社等機構，並指控勞協貪污美國工會捐款，對朱學范發出了拘票。事件發生後，李佩感到了危險，她離開重慶來到了上海。

1946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於11月1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朱學范在聽取劉寧一意見後，與勞協部分人員發表「主張民主 反對內戰」的二十三條，拒絕出席制憲會議。劉寧一根據周恩來指示，建議朱學范離開上海，將中國勞動協會總部遷至香港，11月12日，朱學范從上海赴香港。

在上海，龔澎建議李佩利用勞工協會的關係和經費留學美國，1947年2月，李佩赴美國紐約州康奈爾大學留學。在這裡，她遇見了一生的愛人——年輕的華裔航空學家郭永懷教授。

在鄧發遇難38年之後的1984年4月11日，李佩在工人日報上發表的《懷念鄧發同志》一文。其中寫道：

我在同鄧發同志相處的幾個月中，親眼見到他為了宣傳中國工人階級建立新中國的主張，介紹解放區的發展情況，為了加強中國工會和國際工會的合作，不辭辛勞，對各國工會代表、外國記者、華僑和海員工人，及國民黨頑固分子，區別不同情況，進行了許多工作。他的一些話，至今仍在我耳邊縈繞，啟發我的思想覺悟，教導我如何認識問題，指引我找到了正確的生活方向。

這件事情相當耐人尋味。眾所周知，鄧發是我黨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如果李佩與鄧發之間只是1945年期間在歐洲的一段非直接工作關係，她自己也不是黨的地下工作者，並且如果在1984年沒有有關方面因為具體了解她和鄧發之間的聯繫，並且做出安排，以她的公開身份，她怎麼會在1984年自發地撰寫並發表這篇文章？

（未完待續）

文中圖片除特別註明來源外，均由李佩先生家人提供。

製版編輯：鄧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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