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進奏院事件中的作風豁免權

話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時稱「蘇梅」的北宋詞人蘇舜欽出任監進奏院。蘇舜欽便命人將監進奏院的報廢封紙賣錢，賺了響噹噹好些碎銀子，呼朋引伴，邀請了王洙、王益柔、梅堯臣等12位官員下館子。

話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時稱「蘇梅」的北宋詞人蘇舜欽出任監進奏院。蘇舜欽便命人將監進奏院的報廢封紙賣錢,賺了響噹噹好些碎銀子,呼朋引伴,邀請了王洙、王益柔、梅堯臣等12位官員下館子。

蘇舜欽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11期,作者:劉誠龍

話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以詩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的北宋詞人蘇舜欽出任監進奏院。進奏院的日常工作是轉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會報廢一大堆封紙。為此,在這年秋天辦賽神會時,蘇舜欽便命人變賣廢紙,賺了響噹噹好些碎銀子,呼朋引伴,邀請了王洙、王益柔、梅堯臣等12位官員下館子。這次會餐的理念還頗為先進,出於避嫌,蘇舜欽自掏銀子十兩,並要求來者也象徵性地拿出數量不等的喝酒錢。

席間,眾位無所顧忌,吃得熱氣騰騰。猜拳劃令,吟詩作對,不亦快哉。酒酣耳熱之際,還召喚來兩名「女伎」助興。只是印證了「樂極生悲」這句話,倏忽間,「糾風辦」闖了進來,可謂宦呼一何怒,幹部一何苦,朱熹對此描述十分生動:「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這次被捉,其來有自,皆緣起於「分別流品,非其侶者不得入」——非朋黨沒資格參會的「圈子」色彩。原來太子中書舍人李定事先聽說有飯局,也想出錢參加,但蘇舜欽平日向來鄙薄其為人,便以「我們下等官員喝酒,怎好勞您屈尊」之意回絕。李定這廝是大宋有名的奸臣,以王安石變法期間的聲名尤甚,不過彼時還算不上奸臣。吃了「閉門羹」的李心下難平,一氣之下將蘇舜欽聚餐之事抖了出來。說來,宋朝對公款吃喝,是有皇紀與國法的,如「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更嚴的是,不準搞異性按摩,若嫖娼,處置更重。何況這次飯局的花費很大,折算成今日的人民幣,少說也是三四萬;安排「召妓樂,會賓客」這些娛樂項目,則更是犯忌。

其時,御史王拱辰負責糾察官員、整肅風紀。得知此事後,他認為蘇舜欽舉辦的這次酒會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妓玩樂的「腐敗行為」,便上書彈劾蘇舜欽,蘇舜欽與劉巽被「雙開」,削職為民;其他赴宴者如周延讓、周延雋、王洙、王益柔、章岷、呂溱等十餘人,也被悉數貶官,逐出開封城,甚至連蘇舜欽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牽連,被迫下台——一場飯局,撂倒十幾位大官,恐為歷朝歷代所罕見。

這案子內情複雜,比如對召集人蘇舜欽,是當貪污犯來處理的。但嚴格說來,這賣廢紙,一則並不自蘇舜欽始,「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燕(宴)飲之費」,他只是「循例」而已。前頭不處理,後人卻一網打盡,「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時人見處置這麼重,到底意難平。二則蘇舜欽既沒拿國庫的銀兩,也沒有動用各類專項資金,更沒有亂集資、亂收費、亂罰款,而只是「廢物利用」,花了幾個賣廢紙的錢;再者,出席酒會的主人與賓客都自掏腰包,拿了數量不等的喝酒錢,不能算完全意義的公款吃喝和白吃白喝。

受到牽連的老臣梅堯臣,眼見倒了這麼多幹部,心裡過不去,作《客至》一首,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此處的「鼎」即李定的「定」之諧音。

被扳倒的人中,還有位叫王益柔的,沒以貪污論處,而是以「思想傾向」定的罪。在飯局上,這廝因酒助興,即興作詩《傲歌》一首,足顯「狂妄」本色:「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皇帝算甚玩意,只配給我提鞋;孔老二,快從帝國高廟下神龕,給我當小書童,做小奴才吧。王拱辰告到宋仁宗處,龍顏大怒,將要判重罪之際,幸而有人幫他說了話:「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皇帝回頭想想,「稍寬之」——起碼飯碗保住了。最終的處分是「黜監復州酒稅」,想來還算輕的。

飯局一事,背後牽涉的是宋朝複雜的黨爭。當時主持御史台工作的王拱辰,是狀元出身,王拱辰和范仲淹的死對頭呂夷簡是一派,自然與范仲淹不合;而蘇舜欽曾得范仲淹的賞識與舉薦,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將女兒嫁給了他——而杜衍又和范仲淹是一派。為政治需要,王拱辰好容易逮到這個機會,彈劾蘇舜欽等人的真實目的,是想進一步打擊遭排擠外調的范仲淹,並將宰相杜衍拉下馬。《宋史》雲,事後王拱辰等為之欣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竟成了成語「一網打盡」的最初出處。

因有「小人」與「奸臣」之故,這件作風案,輿論與史論更多從朋黨政治磨筆鋒,謂此為「奸臣黨」向「君子黨」的進攻。不過,筆者回想此事,其中固然有政治鬥爭的因素在,但蘇舜欽有錯,到底「頂風違紀」是直接原因。在朝廷大力整治吃喝風的大環境下,不顧形勢約束、不管紀律要求,一味按照習俗宴請朋友,甚至招伎玩樂,已屬於典型的腐敗行為,被別有用心之人抓住把柄在所難免,使自己「撞到了槍口上」。既然范仲淹等人以「君子一黨」自詡,當更嚴格自律才是,如此孟浪,何以服眾?若將話題轉移到道德事件來,則實在是誘導輿論了——這是檢舉,還是告密?是不是壞幹部嫖娼,叫檢舉;好乾部嫖娼,叫告密?朱熹對此便作了持平之論:「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個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

你叫檢舉,我叫告密,這不叫以法論事,該叫「一邊論」。什麼叫「一邊論」?小時候我們看電影,評判忠奸、善惡、好壞,只有一個標準:是哪邊的。若是我們這邊的,被打死了,傷心欲絕;若是敵人那邊的被槍斃了,手舞之足蹈之,高興壞了。只以「一邊的」來衡世論人,只用「一邊的」來做是非之標準。以「一邊論」來論蘇舜欽事件,我們定然定這事件是陰謀,是小人在搗鬼;但以法論來論這事呢,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觸法犯規,也得有個法律的說法。法律眼中,只有公民與犯人,沒有君子和小人。

范仲淹這次並沒參與,因事發前,他自請「下放」了,「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參知政事為河東陝西安撫使」。自然,若范公在,此事也許不會發生,范公要建設朋黨,靠的是身正、言正,光明正大施政,光明磊落行政。

借了范公便宜,後世論這次「進奏院事件」者,多半不會去苛論蘇舜欽等人,都覺得他們頗冤枉,是政敵陷害所致。《宋史》中的《王益柔傳》是這麼寫的:「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慾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不給說話)」,所以受了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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