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光還兇殘：大清「康乾盛世」之「遷界令」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是這樣概括的：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明在存在的幾百年里，只在滅亡前，因由對對倭寇的戰爭以及大規模的疫病，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現大規模的饑荒，也因此產生大規模流民起義。最終導致文明國家的淪陷。但中國北方在五代的破壞後，其實就已經養不活那麼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運和災年的中央財政拯濟。而中國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區都始終支持這文明國家。

而滿清人頭滾滾，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崑山、平湖、乍浦、海鹽、海寧、金華、江西全境、還有廣州，全部遭受屠城之災，竟將四川全部屠凈。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歷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後的所謂仁政。

康熙一朝徵收稅款的基礎是按人頭收稅，人口愈多，則地方上繳的稅愈多。這種設計造成的後果，是地方官吏不願意（同時統計技術上也有限制）據實上報人口，因為報得愈多，稅就得繳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賦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積上繳固定的稅金，與人口數無關，藉以鼓勵地方據實上報人口──因為人丁興旺是所謂太平盛世的表徵。

以這種方式來彰顯盛世不過是穩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賦稅不均，富者勾結營私，雖坐擁千畝田產而不需繳稅，貧者無立錐之地，卻有勞動之責。

雍正即位後對西北鎮壓，財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無法完全因應。也就不顧什麼所謂的永不加賦的虛妄手段，於是就祭起類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改革，將田賦和徭役合并，統一折銀徵收，把丁役攤入地畝的改革。

實際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壓迫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康熙末年有朱一貴起義，雍正時有謝祿正起義，乾隆時有李梅和李開化起義，較大的群眾鬥爭則舉不勝舉。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

在這首令人不忍卒讀的詩中，我們彷彿聽到了200多年前的窮苦人民被迫買兒買女時，骨肉離散所發出的悲慘凄切的哀號聲。這首短短的、樸質的《鬻子行》與沒完沒了、場面豪華壯麗的《還珠格格》之類是大異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學價值還是思想價值都是遠非後者所能相提並論的。感謝詩人魏來朋，他讓今天的我們看到了所謂「盛世」中真實的民生圖。

在竊據中華後，為防鄭成功抗清武裝，清廷頒布殘暴的「禁海令」、「遷界令」，廣東沿海港口盡遭封港毀船厄運，城鄉民房剷平，良田拋荒，鹽場廢棄，數百萬士民流離失所，數十萬人死於非命。

1656年7月（順治十三年），清王朝頒布殘暴的「禁海令」：「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禁止沿海漁船商船出海捕魚貿易，外船也不準進入內陸，企圖以此困斃鄭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裝。可是鄭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經濟卻備受摧殘。1661年3月，鄭成功經澎湖順利在台灣登陸，一路所向無敵。清廷聞訊大為恐慌，頒布了更為殘暴的「遷界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50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果說「禁海令」給了漁民、海商致命的打擊，那麼「遷界令」則是剝奪了沿海士民一切賴以生存下去的資源。《清聖主實錄》中也承認：「遷移之民，盡失其業。」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盤踞台灣的荷蘭總督在投降書上簽字，鄭成功全面收復台灣。3月，清廷頒布第二次「遷界令」，勒令廣東24州縣居民內遷50里，除澳門外的附近海島洲港，皆遭封港毀船的厄運。清廷又諭令將界外地區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不準出海捕魚，出界者立斬。這24州縣是饒平、澄海、揭陽、潮陽、惠來、海豐、歸善、新安、東莞、香山、新會、新寧、開平、恩平、陽江、電白、茂名、吳川、徐聞、海康、遂溪、廉江、合浦、欽州。清廷還下令在「東起饒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欽州防城」的沿邊築墩台、樹樁柵，派重兵防守。

當時，遷界時限只有3天，「盡夷其地，空其人」，不願遷走的居民全部慘遭屠殺。而倉皇遷走的人也生計無著，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賣妻賣子。實在沒有辦法的，只好合家飲毒，或上吊投河。南粵大地頓時死亡載道，一片凄風苦雨。粗略估算，僅粵東8郡死亡人數就有數十萬。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沉痛地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清王朝還嫌不夠徹底，1664年5月，稱「時以遷民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內遷30里。這一下，原來不在界外的順德、番禺、南海及海陽居民也要內遷。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兩端，用繩拉直，作為定界，因此很多居民的房子，劃界從中通過，便被迫要放棄房子的半間。界上掘深溝，以分內外，稍有跨越深溝，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派來的巡海使者來新會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為劃界的標準，以致「逼城為界，近廓腴田悉棄界外。」即今之新會環城、禮樂、江門郊區也列入遷徙範圍，弄到遷民「扶老攜幼，流離載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餓死。」

這兩次遷界，涉及廣東28個州縣，進入到田廬連片、農工商業發達地區，被遷士民數百萬，拋荒田地共531萬多畝。江門水南詩人黃居石，還寫有《蓰村行》和《哀江門》記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邊，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傳徙村詔昨下，居人猶疑未必然。

已報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倉皇出郊迎，牛酒豬羊忙饋餉。

猶恐菲薄慢王師，計田派餉日公議。

民力竭矣胥吏飽，豈無老弱死鞭苔？

驚看村前一旗立，迫於王令催徙急。

攜妻負子出門行，曠野相對啜其泣。

孰無墳墓孰無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遷不自保，安望他鄉復聚廬。

君不見咸陽三月火，頃刻煙塵起青瑣。

不獨眼前事可哀，國亡家破奚獨我？

吁嗟誰繪鄭俠圖，流離載道天難呼。

回首昔年煙火地，青青草樹暮啼烏。

《哀江門》

江門一望堪痛哭，亂後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見人，草自青青波自綠。

憶從丙戌盜縱橫，槲榭灰燼無顏色。

甲辰移海盡丘圩，古廟獨存新市側。

毀瓦頹牆塌道平，四顧蕭條目空極。

數百年來雜沓場，惟有昏鴉啼山北。

這些詩寫來一字一血淚。可見當年清廷的「移界令」，給人民群眾造成的苦難，是何等慘酷。

瓊州府下屬州縣其時雖未令遷界，但也奉朝廷之命在沿海周環立界2700里，嚴禁士民外出，「魚鹽小徑俱禁斷不行」，於是各州縣「商賈絕跡」。

廣東轄境最南端是南海諸島的曾母暗沙。南海諸島由珊瑚礁形成的西沙群島、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等組成，大小島嶼和礁灘有200多個，其中西沙、東沙屬於瓊州府萬州管轄。自唐宋以來，南海諸島上凡有淡水的，就有廣東漁民在上面生活。這裡海洋資源豐富，有海龜、海參、牡蠣、玳瑁、大龍蝦、海螺和眾多魚類，漁民們一方面從事捕撈，一方面種植椰子樹、香蕉、木瓜等農作物以維持生計。「禁海令」下達後，他們雖然未被強遷，但是沿海周環立界，「商賈絕跡」，連魚鹽小徑都不通了，這些世居南海諸島的漁民們，再也無法以海產品和農產品來交換糧食、布匹、針線和鐵釘、農具等生產生活必需品，只得被迫放棄家園內遷。至今，東沙、南沙群島還保存著他們留下的珊瑚廟宇、房屋、水井、墳塋等。當時，南海諸島成了渺無人煙之地，滿目荒涼。

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斷，其中一些人更逃奔國外。康熙十八年，以楊彥迪、陳上川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隊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權允許他們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邊和一帶開墾，後來這裡成為越南農業中心。次年，廣東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華人遷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帶開墾。他們和當地人民慘淡經營，不久使河仙變成了經貿發達的地區。清初幾十年中，沿海不斷有華人結夥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達、緬甸和菲律賓等地。清人顏斯綜在《南洋蠡測》中稱：「閩粵之輕生往海外者，冒風濤蹈覆溺而不顧，良由生齒日眾，地狹民稠，故無室無家之人，一往海外，鮮回家者。」

野蠻的大規模遷界，使廣東社會經濟遭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空前大劫難，所有的貿易口岸都化為廢墟，滿目零落蕭條。

清人胡日乾上書請求復界時控訴：「伐南山之竹，寫恨無窮；繪監門之圖，形容難盡。」

英國紡織業大發展，圈地牧羊，歷史大書「羊吃人」，連萬里之外的現代中國學子都知道。那麼當初滿洲貴族「跑馬圈地」，「以繩圈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還能少了？中國的新舊歷史書上，對與英國同一時期發生的中國滿洲貴族三次大的圈地運動，不是毫不提及，就是提到，也是語焉不詳，一句帶過。既沒有控訴，也沒有留下「馬吃人」、「繩吃人」的說法。不是中國的「跑馬圈地」沒有英國的慘，而是中國人的命運在中國學者的心目中沒有地位，沒有人願意為苦難中的農民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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