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只想活到75歲？

艾澤科爾·伊曼紐爾（Ezekiel J. Emanuel）是一位臨床醫學倫理教授，也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副教務長。之前提到過，他寫過一篇非常有個性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我只想活到75歲》，實在讓人側目。

艾澤科爾·伊曼紐爾

他在文章中的觀點是：「活得太久，是一種損失。它令我們就算不至於完全殘廢，但也步履蹣跚，老態龍鍾，這種狀態就算不比死亡更差，但無非風燭殘年，所剩無多。它剝奪了我們的創造性以及為工作、社會和世界效力的能力。它改變了人們對我們的感覺、與我們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關於我們的記憶。在他們的印象中，我們不再活力充沛、忙碌充實，而是年老體弱、無能無用，甚至令人可憐。」

這位醫學倫理專家還用統計數字來分析，為什麼75歲是一個適於結束的年紀，他列舉了眾多理由。他也說明，隨著科學進步，這個「適於結束的年紀」，會推遲到80或85歲。

他並不想抨擊那些想要活得儘可能長久的人是錯誤的，這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他說，他只想嘗試描述自己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觀點」。他談論的是，對自己壽命的期望，以及75歲後他希望接受什麼程度的醫療保健。

這實在是太重要的一種聲音了，在滿世界都在期待返老還童或是重新談論長生不老的21世紀。過了75歲，他說自己不需採取任何用以維持生命的干預。在長壽和永生的樂觀主義之聲中，這真的是一種不隨流和主動選擇的勇氣。我們可以不同意，但我們需要先了解它。

「無論哪種疾病首先奪走我的生命，我都將隨它而去。」他說，一旦活到75歲，他對自己採取的醫療保健方式將徹底改變。他不會主動終結他的生命，但也不會試圖去延長它。今天，當醫生們推薦一項檢測或治療，特別是那些會延長我們生命的檢測和治療時，他覺得有責任給自己一個不接受的理由。人們痴迷於運動健身、各種果汁、嚴格飲食、補充維他命和營養品……他覺得「這種對無休止延長生命的瘋狂追求被誤導了，也具有潛在的破壞性」。

100年前，著名內科教授奧斯勒的跨世紀教科書《醫藥的原理與實踐》中有這麼一段話：「肺炎或許被稱作『老年人之友』再合適不過了。患上這種疾病的老年人以一種急促、短暫、而且通常不是很痛苦的方式死去，這樣他們不必去經歷令其本人和親友承受巨大痛苦的『冰冷衰退期』。」

受此啟發，他的理念是：

一旦活過了75歲，如果要去看醫生，接受任何體檢或治療，就算再常規，就算沒有痛苦，也得找個足夠充分的理由才會去做，而這個理由不會是「延長壽命」。他會停止接受任何常規預防性檢查、篩查或干涉。如果出現病痛或其他殘疾，他只會接受姑息療法。他不再考慮做什麼結腸鏡檢查和其他癌症篩查，65歲時將接受最後一次結腸鏡檢查。

75歲之後，如果我患上了癌症，我將拒絕接受治療。我同樣也不會接受任何心臟壓力試驗，不需要起搏器和可植入微顫器，也不需要瓣膜置換術或者心臟搭橋手術。如果我患上了肺氣腫或類似的疾病，頻繁發作，總是要將我送進醫院的話，我將會接受減緩窒息所帶來的不適感所做出的治療，但是我拒絕去醫院。

那要是小病痛呢？流感疫苗就不用了。當然如果出現流感大流行，還沒有活過完整人生的年輕一些的人應該接受疫苗或其他抗病毒藥物。對抗肺炎或者皮膚、泌尿道感染的抗生素是個巨大的挑戰。這些抗生素價格低廉、效果顯著，因此我們很難拒絕它們。但奧斯勒提醒我們，與那些慢性疾病帶來的衰退不同，這些感染帶來的死亡不但迅速，痛苦也小的多。所以，我不會使用抗生素。

簡而言之，不要對我採取任何用以維持生命的干預。無論哪種疾病首先奪走我的生命，我都將隨它而去。

也許因為作者的醫學背景，見過太多與疾病鬥爭的場面，醫療系統的文化常常圍繞著那個微弱的可能性建立，那些臨床醫生們害怕自己對病人做得太少。但有時，對病人做得太多，也是同樣可怕的錯誤。有人採訪過一些老年科醫生，他們常常面對老年病人，使用紛繁的醫療手段，與疾病做一場鬥爭。但當問到自己老了之後，是否也希望用同樣紛繁的醫療手段時，他們的回答居然是：不用了，越簡單越好！

這篇《為什麼我只想活到75歲》發表出來，作者預料到很多希望長命百歲的人們將畏懼並反對他的觀點。他揭開了一扇人們恐懼談論和抉擇的門帘，門帘之後是人生的終點。

他並非想說，想要活得儘可能長久是錯誤的，也不是譴責那些身心殘疾仍想活著的人。他甚至都沒有試圖去說服別人同意他的說法。重點是，他是在嘗試描述自己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觀點」。

你可以不接受他定義的75歲，但讀完這篇文章，至少刺激我們也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對幸福生活的觀點」，對自己的壽命的期望，在老年的下半場去接受什麼程度的醫療。

我不是提倡將75歲作為完整、幸福生活的官方統計數據以節省資源、分配醫療護理，或是解決由平均壽命延長引發的公共政策問題。我只是在嘗試描述我對幸福生活的觀點，讓我的朋友們和其他人思考他們該如何度過老年生活。

我希望他們能去思考，除了屈服於年齡的增長不知不覺帶來的對活動和願望的限制，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我覺得人們拒絕我的觀點是很正常的。畢竟，進化的烙印讓我們有著儘可能長久生存的動力，這也是自然的安排。因此，大部分人覺得將75歲作為終點是錯誤的。我們是永遠樂觀的美國人，我們對限制，特別是對強加在我們生命上的限制感到憤怒。我們確信自己屬於例外。我也認為，無論是精神上還是存在主義，人們都有理由對我的觀點加以蔑視或排斥。

但是75歲為我定義了一個確切的時間點：2032年。它去除了試著活儘可能長久的模糊性。

這一具體數字，使人可以思考生命的終結，思考最深入的存在問題，思索想要為後代、環境留下些什麼。「這最後的期限，也使得我們每個人問自己我們的消耗是否能與我們做出的貢獻相當。特定的75這個數字，意味著我們不能繼續忽視這些問題。」

文章選自常青著《如何老去》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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