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館市堅持61年祭奠二戰死難中國人

大館市幾名日本婦女在「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前獻上千紙鶴。

2013年6月30日的追悼大會，幾名日本年輕人在「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前默哀獻花。

在日本，有一個城市分外不同。

它叫大館市，位於日本東部的秋田縣。

二戰中，這個城市的軍警、市民曾經殘酷地虐殺過中國勞工。現在，這裡的人們堅持祭奠死難的中國人，反省戰爭罪孽，已經持續61年了。

從28年前開始，大館市成為日本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堅持市政府出資、主辦反戰和平祭奠活動的城市。它的史冊，是一部傳奇。

68年前的抗爭

2013年6月28日，23歲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館市的土地。

「我是非常堅定反日的。你看我全身上下有一件日貨嗎？」這個學舞蹈、穿著時尚的年輕人說。

他對日本的反感和憤恨，不只來源於書本和抗戰劇。他的爺爺王振瑞，當年就差點死在大館市的花岡礦山。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及企業在中國華北地區抓捕中國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135處企業單位，從事集中營式的殘酷勞動。

據中國人殉難者名簿共同編製會執行委員會《劫擄中國人事件報告書》記載，日本侵略者僅從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抓捕41758名中國人。到抗戰勝利，其中9644人死亡。

其中，被押送到花岡礦山的中國人，就有王洋洋的爺爺王振瑞，也有王紅的父親王敏。1944年農曆四月，王敏在河北省深澤縣甄家莊執行抗日任務時被捕。

「當時日軍登記時，我父親化名張開化。因為他是共產黨員，還是游擊隊小隊長，當時已經是第二次被抓了。被捕時，他就以為腦袋要開花了，所以叫『開化』。」王敏的女兒王紅說。

當時，作為日本國內屈指可數的銅礦，花岡礦山在軍需產業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岡礦山風光背後的中國勞工則被忽略了。他們穿著單衣、草鞋，在冬天零攝氏度的河水裡，做十五六個小時的苦役，吃的是只有兩個拳頭大小的橡子面窩頭。遇難勞工薛同道只因為在路上撿了一個蘋果核充饑，就被日本監工圍毆而死。

勞工耿淳是這些中國勞工的大隊長。依據他的證詞，「糧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頭，吃後人人腹痛、瀉肚，有時一天之內，竟有四五人死去。」身邊的難友經常「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再也沒起來。

甚至，「人吃人」的慘劇也被迫發生。有一天，幾個難友把專管火化屍體的李擔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隊長，把這個喪盡天良的傢伙打死吧！」李擔子也哭著跪了下來：「隊長，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條狗！」

原來，李擔子在火化難友屍體時，偷偷割了一塊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饑。

「聽著李擔子的哭訴，我心如刀割。這是他的罪過嗎？這都是日寇逼出來的啊！」耿淳回憶，他只能扶起李擔子，告誡他以後不能再這麼做。

更侮辱中國勞工的是，日本人將他們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驅孫中山命名，稱為「中山寮」。

籠罩在「亡國」、「奴隸」的絕望之中，花岡的中國勞工沒有倒下。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淳等人的領導下，他們打死日本監工，集體逃往附近的獅子森山。參加暴動的有中國共產黨地下幹部、八路軍戰士、國民黨軍官、偽軍士兵，更多的是普通農民、工人、教師、學生、商人……

在《花岡事件》一書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白介夫評價，花岡暴動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這次抗暴鬥爭是一次自殺性鬥爭。他們事前約定，嚴禁暴動侵擾日本老百姓，還放過了兩位好心的日本監工，並決定如果失敗就一起投海自殺。」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介紹說。他長期推動勞工戰後維權工作。

依據史料，震驚的日本警方出動兩萬軍警圍捕。第二天，中國勞工全部犧牲或被俘。

接下來，大館市的共樂館廣場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國人被反綁雙手，跪在鋪著尖利石子的廣場上，沒吃沒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們砸石頭。

最後，被強擄到花岡礦山的979名中國勞工中，418人慘死。領頭的大隊長耿淳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12人被判有期徒刑。後因日本投降，他們才幸免於難。

抗戰勝利後，幾名被解放的勞工留在日本，參加了橫濱B級、C級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日軍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別判處6名戰犯——鹿島職員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這一系列史料，現在被展覽在花岡河畔的一所原木屋裡，緊鄰著勞工當年的工地。

「我們日本人必須要知道，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那時的災難，現在已成為中國民眾很難癒合的心靈傷口。花岡慘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國會參議員的田英夫曾在書中如此寫道，「這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也不允許逃避。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歷史事實。」

從「花岡暴動」日到「和平紀念日」

這是王洋洋第一次來到日本。2013年6月29日，在大館市政府會館等著他們的，是一個瘦高、略微謝頂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恆夫。他戴著眼鏡，走路要拄著拐杖，停步的時候卻總是站得筆直。

1945年8月28日，谷地田恆夫還只有5歲，住在大館市附近的一個小村莊。

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媽媽在廚房切菜，忽然抬起頭來。外面傳來食品降落傘投放的「呼呼」聲，媽媽趕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著去拿降落傘。

當時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有中國勞工也去拿降落傘，卻被全村人綁起來毆打，一邊罵著「搶過羅！」（音譯，當時日語對「中國人」的蔑稱，意義類似「支那人」——記者注）

「當時，我也跟著其他小孩一起歡呼拍手，用石頭砸了中國勞工。」今年已經73歲的谷地田恆夫坐在沙發上，平靜地回憶道。

現在，他是當地市民團體「花岡和平紀念會」的副理事長，每年都要組織「6·30」花岡中國殉難者祭奠大會。

直到高中二年級，谷地田才第一次「進城」，到了花岡。他是騎自行車來聽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演講。

當時，他一點也不知道花岡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國人死在他聽演講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歲的谷地田恆夫家裡困難，再也無法支撐他的學業了。念到大學二年級的他回到家鄉，當了郵遞員。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親出生的那一年，秋田縣的工會組織成立了。在當時日本政府統治下，活動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撓和鎮壓。但工會還是成為了後來當地左翼運動的源頭。

「農民和礦山的人，工會活動已經進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恆夫說。工作後，他自己也參加了工會，長期擔任日本勞動組合聯合會大館協議會事務局長（相當於大館市的工會組織負責人——記者注）。

他工作的郵局就正面對著共樂館廣場。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岡暴動。

「和同事前輩吃飯喝酒的時候，人們自然就會隨便地聊起戰爭經歷，比如說誰去中國參過戰，負了傷，用便盆吃過飯……但都不是什麼嚴肅的談話。」

最後，他是偶然在朝鮮人賣酒的店鋪里，第一次聽說了花岡事件。

這震驚了年輕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作為工會會員，我知道東京、廣島、長崎有反對原子彈運動。那花岡也發生了重要的中國勞工暴動事件，為何花岡不做和平運動？」

從1952年開始，大館人把「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每年為死難中國勞工舉行追悼大會等各種紀念活動。

谷地田恆夫是這個過程的親歷者。「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大館市當地的和平運動主要是工會發起的。一開始我們是以勞動者生活改善為中心，然後發展到和平運動。」

1963年，在花岡町的十瀨野公園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傳募捐下，高大的「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樹立起來。碑的背面銘刻著每一個殉難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會就在碑下召開。

1969年開始，29歲的谷地田恆夫開始宣傳花岡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國勞工逃亡過的獅子森山，為大館人講解這段歷史。

登山的工會成員平均在20～50人規模。「上世紀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個人來。年輕的工會會員平時答應得很好，最後卻都推說有事來不了。我真的很生氣，想明年絕對不幹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個人來了。」

他沒想到，這一干，就堅持了44年。

1985年，大館市舉行「花岡慘案」第40次慰靈活動，新華社為此播發新聞。這驚動了河南省襄城縣的一個人。

他就是當年差點死在花岡的暴動發起人耿淳。他看到後，夜不能寐，帶著試探的心情給一個人寫了信。

信是寫給他的難友劉智渠。劉在1945年為橫濱B級、C級戰犯軍事法庭作證後，就留在了日本華僑總會。

這一年，日本首相在戰後首次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亞洲多國的強烈抗議。

出乎耿淳意料，劉智渠真的收到了這封漂洋過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為此激動了：「歷史中的英雄，還活著！」

1987年，大館市的戰後第42次慰靈大會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國人參與。

時年73歲的耿淳應時任日本國會議員田英夫、土井多賀子、宇都宮德馬和時任大館市長山健之郎的邀請，再度踏上花岡的土地。當時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恆夫。

那一年的「6·30」大會當天，中國殉難烈士慰靈碑前，已經謝頂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難友。他身後，是上百名肅立默哀的日本官員和平民。此事轟動了兩國，中日報紙均作了大量報道。

歷史醒來

也是在1987年，王紅父女從《解放軍報》上看到耿淳的消息，就和耿淳通上了信。

當時40歲的王紅，此前只從媽媽嘴裡聽說過父親被抓到日本，有過暴動。但是，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中被調查，「歷史不清」，對兒女也有所影響。因此家裡人不知道具體情況，父親也諱莫如深，從來不談。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候我們誰都沒從民族的高度來看花岡事件，是後來才明白的。」王紅說。她已經多年參加大館市的「6·30」祭奠。2013年由於患病，她未能參加。

在知道大館市數十年堅持紀念遇難中國勞工後，倖存的老人百感交集。但他們都認為，這就是最終的結果。沒想到，這只是今後20多年抗爭的開始。

1988年10月，一個改變他們想法的人，「從天而降」。

他是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他從日本飛到河南開封，見到了花岡事件的倖存者耿淳、王敏、張兆國、劉玉清。

當時，王紅陪著父親去了開封，她以為就是老難友的一次聚會，「爸年紀大了，我陪他去，照顧一下。」

「沒想到，一下飛機，林先生就對著老人拍個不停。我從那時才知道，老人們的歷史那麼悲壯，為什麼這段歷史卻在祖國被埋沒呢？」

這時候，他們才知道，戰爭的加害者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花岡礦山的企業主——鹿島組社長鹿島守之助，在戰後官運發達，就任日本內閣國務大臣。他堅定支持右翼首相岸信介，對戰後日本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

在對華立場上，鹿島死抱著日台條約，反對中日恢復邦交。1964年3月，他在日本國會宣揚，反對新中國加入聯合國。

於是，1989年12月，以耿淳為首的花岡慘案倖存者，第一次對鹿島建設公司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公開謝罪、賠償、建立紀念館的三項要求。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民間開始啟動對日賠償。1987年9月有湖北省的李固平，1991年3月是北京的童增，他們先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對日賠償問題。」長期研究強擄勞工問題的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宏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同時，在林伯耀的支持下，河北大學的劉寶辰教授帶著學生開始尋找花岡事件倖存者。從那時到現在，谷地田恆夫總計39次來華，為倖存者做調查和記錄。

1990年11月9日，倖存的39名老人來到北京，掛起了白紙黑字的「奠」字。這是中國國內的首次「花岡事件殉難者追悼大會」。

一次，谷地田恆夫和夫人到北京參加倖存者會議。在走廊里，他們看到一位倖存老人久久站在門外。

「您怎麼不進去？」夫人問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懼：「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講述了當年的回憶，痛哭失聲。

1992年，在人民大會堂，花岡事件倖存者代表受到當時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親切接見。重視歷史的春風，緩緩吹動。

1993年6月29日，又一個「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動下，《花岡悲歌》展覽在北京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幕。

一個身份最為特殊的大館來客，來到了開幕式現場。

這個濃眉、圓臉的老人叫越後谷義勇，當年的日本監工。當年，他沒有侮辱虐待中國勞工，還暗中幫助他們，被稱為「小孩太君」。1945年6月27日是他值夜班，勞工們不忍心殺害他，才把暴動推遲了三天，改為6月30日。

幾十年後，越後谷義勇才終於知道了這段緣由。當終於見到勞工倖存者時，作為一個不能言語的偏癱病人，他只能一次次嚎啕大哭。

白髮蒼蒼的中國老人卻主動蹲了下來，拿起了毛巾，溫和地擦著這個日本人的眼淚。

超越政黨的祭奠

大館市政府官方支持「6·30」大會，是從1985年左翼的社會黨市長山健之郎開始的。

當時說服市長的人之一，就是谷地田恆夫。「作為左翼市長，他選舉必須有工會的支持。而作為工會組織的負責人，我以組織為後盾，向市政府提出了市民要求書。市長也毅然開了這個先河。」

「我認為，中日友好是要建立在具體行動的基礎上，我進行的就是具體的行動。」谷地田恆夫說。

而1991年，保守派的自民黨市長小畑元上台了。各方中日友好人士都非常緊張：「他還會不會繼續追悼中國死難者？『和平紀念日』會不會取消？」

當2013年6月29日，花岡受害者遺屬「80後」、「90後」來到大館市政府時，等候他們的正是現任市長小畑元。

「幾十年來，這個市的行政區劃變了，市長變了，連執政黨都變了，但是每年6月30日的祭奠，從來沒有停過。在我任上，也不會停。」小畑元對遺屬們說。

他從1991年開始成為大館市長，已連續五次選舉獲勝。一直當了22年市長的他，是全日本現任市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紀錄的保持者。

「每年都要見一次這位市長，幾乎跟七夕節一樣成了慣例。」同行的田中宏教授笑說。

小畑元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自己不是花岡人，但是先輩曾經是大館市人。『6·30』活動不是政黨決定的，它是超越政黨的問題。因此我一定會繼續下去。」

「6·30」追悼大會，超越的不僅是黨派。

1995年，谷地田恆夫為花岡暴動中死亡的日本監工4人舉行五十周年追悼會。這是僅限於私人家庭的追悼。其中，來的就有監工檜森昌治的女兒節子。

她是一名遺腹子，被爺爺奶奶養大。結婚登記戶籍時，她發現自己是養子，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她一直以為父親是一個和藹、優秀的憲兵，他從中國負傷回來，先當了老師，後來才到礦山當監工，不相信花岡慘案的歷史。」

谷地田恆夫告訴她：「我是作為加害者一方，一直開展和平運動。」他送給她很多資料：「如果你的心和我們一致了，請再來大館。」

一年後，節子真的在「6·30」活動時回到了大館。面對殺死父親的耿淳，節子女士哭著道歉。

耿淳對她說：「你沒有罪，你的父親也是受害者，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錯。」兩人握手。

為什麼大館市能堅持這麼多年，祭奠花岡暴動死難者？

小畑元說：「首先，我認為花岡事件是非常悲慘、絕對不該重演的。必須有人道主義的底線，中國人、日本人同樣是人，在過去，日本人傷害了同類的尊嚴。為了不再重蹈覆轍，首先就是要祭奠死難者。第二，不幸的歷史事件不能被埋沒在故紙堆里，發生了的事件不能否認，必須要向後代傳達歷史的真相。」

現在，遺屬能輕鬆登上獅子森山。爬山的路是市政府特地為他們而修的。由於中方有不少老年遺屬，市政府每年都安排兩名護士全程陪同。

當市長與花岡死難者遺屬駱勐握手時，駱勐用日語說：「一切都是為了未來。」市長笑著回答：「是的。」

歷史就是要刻在石頭上

2013年6月30日，大館晴空萬里，儀式終於到來了。小畑元市長獻上死難者名單。默哀時，王洋洋的頭低得特別低。市長面對慰靈碑鞠躬，然後開始念悼詞。他最後念出了自己的名字，這樣做已有22年了。這個日本人向遺屬深深地彎下了腰，中國遺屬坐著躬身回禮。

中國駐日大使館也派遣了公使參事官前來致辭。田中宏教授回憶，1990年的「6·30」追悼大會，當時中方派來的外交官員是王毅。現在，他已經是中國外交部部長了。

獻花的人群中，有一位顫巍巍拄著拐杖的老太太。她叫酒井和子，曾任東京都某區議員。她長年參加反戰活動，前幾年中風了，但是今年依然趕到了大館。

因為這裡，彷彿有一面無形的旗幟。

小畑元如此闡述大館市人民的歷史觀：「紀念碑所在的，就是老百姓的墓地。有的老百姓去給自己家掃墓，都會供奉中國死難者的紀念碑。我們紀念館出錢也是由市議會討論通過的，不是由市長說了算的，也可以看出整個市議會對此的支持。」

但谷地田恆夫也坦承，現在大館市的一代和平人士正在逐漸老去。

「我們已經不能說是老齡化，而是高齡化了！75歲以上的人越來越多。」曾經在「6·30」活動中為歷史作證的市民濱松健二，已經於4年前去世了。另一位目擊者三浦房子老太太，現在已經患上老年痴呆症。

在今年的「6·30」大會現場，約有160人到場。大館本地的年輕人做著準備便當、白菊花的後勤工作。

37歲的津嶼龍輝，是最年輕的「花岡和平紀念會」成員。「6·30」這天，他帶著半人高的小兒子、女兒來參加。「我告訴他們好多外國人都去世了，具體的歷史，等他們長大了再教。」

作為一名普通公務員，津嶼龍輝不贊成現在的日本右翼企圖修改和平憲法。「2010年，我去南京參觀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去北京參觀過抗日戰爭紀念館，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我也感覺到日本人在亞洲各國都沒有被友好對待，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日本政府對待歷史的態度。」他說。

今年第一次來參加「6·30」大會的，還有岩手大學日本近現代史專業的5名學生。

「我們都是第一次參加，大學老師用一節課講了這段歷史，此前完全不知道。我認為日本不能否認這段歷史。」一名女生說。

小時候，谷地田恆夫的父母嚇唬小孩常說：「蒙古人來了！」「現在距離元朝攻擊日本已經有700來年的歷史了。我認為700年以後，中國人嚇唬小孩也還是會說：『日本鬼子來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還會留下影響。」

「所以，我希望告訴中國人，在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反省。為此，我一直努力籌錢、宣講歷史。」谷地田恆夫說。在花岡事件紀念館籌款中，他自己捐了200萬日元。「我家是夫人管錢的，所以那次我是很認真地低頭和夫人商量，最後夫人還是贊同了。」退休後，他也不斷捐出自己的退休金。

在今年的「6·30」活動結束時，人們挽起手來，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是28年來的第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提議者是此次活動最年長的日本人——90多歲的町田忠昭老先生。他也能用日語唱《義勇軍進行曲》。耿淳在世時，他們曾經合唱過。

「從1994年開始，我每年都來參加『6·30』活動。很多中國遺屬都會在現場痛哭，我覺得不能每次這樣，應該讓先輩們看到60多年以來改變了的新中國。所以我覺得必須唱中國國歌。」町田先生說。

近期，中日關係再次趨向緊張，此時此刻依然堅持追悼活動的小畑元，也表達了他對中日關係的看法。

「兩國關係很複雜，但對作為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能真正銘記戰爭的不幸歷史，世世代代傳下去。日本有一句俗話是『給別人的恩惠要丟進水裡，自己接受的恩惠要刻在石頭上』。我們的歷史就是要刻在石頭上，這樣才能真正加強友好關係。」

「您認為，應當如何真正加強中日友好？」

面對這個問題，喜歡看《三國演義》的小畑元市長，低頭在紙上寫了一個字「鑒」。這個詞就是鏡子的意思。「把花岡悲慘的歷史作為一面鏡子，正視歷史。」

「這次來越來越感到，當年的日本人也算是人嗎？難道他們打在人肉上，不會難受嗎？但是我也發現，也有很好的日本人。看這些老先生真是不容易。」王洋洋說。

在2000年，谷地田恆夫因為糖尿病惡化，做了截肢手術，成為了5級殘障人士。這正是在花岡遺屬起訴鹿島建設公司，成功和解前不久。但他還是趕到北京，參加和解成功的報告會。距離手術完成不到一個月時間。

「町田先生對我說：『你還很年輕呢！你還要加油到我的歲數，還要加油20年，把事實傳遞給大家。』」谷地田恆夫笑著說。

「中國的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時間內，能得到一定的成果。我認為大館市就是一定的成果。」町田老先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最後請您點擊下方說一說評論按鈕，點評一下您對上文的所述觀點怎麼看？謝謝您的參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