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迎來中國所長

圖1 梅建軍教授

導言：

梅建軍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冶金史專家，自2014年起擔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併當選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士。在此次訪談中，他根據記者的要求簡要介紹了李約瑟研究所及目前國際上中國科技史研究的現狀，並對他本人的學術經歷和研究主題做了簡單說明。

訪問整理 | 盧萌

責編 | 伊默、劉辛味

受訪人：梅建軍教授（以下簡稱「梅」）

訪談人：盧萌（以下簡稱「盧」）

訪談時間：2017年2月2日

訪談地點：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受訪者簡介：梅建軍，1984年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物理化學專業，獲工學學士學位；1987年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史專業，1988年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考古系，獲哲學博士學位。1994-1995年在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做訪問學者。2000－2004年，先後在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和倫敦大學考古學院從事研究工作。2004-2013年，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所長。2014年起，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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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研究所介紹

盧：梅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今天抽出寶貴時間接受採訪。我們提起李約瑟研究所便想起劍橋大學，那它和劍橋大學是什麼關係？是如何運行和管理的？

梅：李約瑟研究所是一個慈善機構，創立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東亞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的研究和發展，推進東西方文明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我們通過為科技史學者提供研究平台、提供圖書館等資源來實現這一目的。研究所在法律和財產上獨立於劍橋大學，由董事會管理，並選聘所長。當然所長和許多董事會的許多成員也是劍橋大學及各學院的成員（劍橋大學是少有的幾個仍保留古老學院傳統的現代大學之一，由31個擁有獨立資產和完全自治權利的學院組成），所以研究所與大學關係密切，又保持完全的獨立性。

所長管理研究所的運行，每年向董事會進行數次彙報。由於研究所財產上獨立於大學，各任所長的一大工作便是為研究所的運行籌措經費。何丙郁和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兩位前任所長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研究所的幾個主要的獎學金項目都是他們在任時建立起來的。比如研究所最早設立的一個獎學金項目是美國紐約的李氏基金，便是何丙郁教授任上建立起來的，主要用於資助華人學者尤其是大陸學者到研究所訪問。該項目始於1994年，我本人是第一位受益於此的人。這一項目每年資助1-2位青年學者來劍橋，一直持續至今，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科技史學者出國訪學做了很大貢獻。此外，還有專門資助美國學者訪學劍橋的梅隆獎學金，以及資助東亞科技史研究的金（Kim）氏獎學金。研究所每年還接受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的科技史學者來此訪學。

圖2 李約瑟研究所的三任所長（左起：何丙郁、梅建軍、古克禮）

另一位對研究所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是勞埃德（Geoffrey Lloyd，漢名「羅界」）教授。他於上世紀80年代接任李約瑟研究所董事會主席，著手創立了研究所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為研究所的持續發展和學術氛圍的營造奠定了基礎。三年前，勞埃德教授還捐出自己剛剛獲得的丹-戴維獎（Dan David Prize）的大部分獎金，在研究所里設立了一個為期三年的博士後獎學金。

圖3 勞埃德教授

在研究所早期的發展過程中，香港和紐約的東亞科學史基金會提供了寶貴的資助。而後香港的中華文明教育基金會更是出巨資支持研究所的紀錄片項目，使得研究所得以使用該項目的收益設立全職的所長職位。2014年，中國大陸勁酒公司的總裁吳少勛先生隨中國企業傢俱樂部代表團訪問了研究所，當即決定出資支持李約瑟研究所的公益事業，不僅設立了「勁牌中國科學與文明獎學金」，每年資助2-4位青年學者來李約瑟研究所訪學，而且在劍橋創立了「李約瑟紀念講演」，使得我們每年在劍橋大學將有一次隆重紀念李約瑟博士的活動。去年10月，首屆「李約瑟紀念講演」在劍橋大學克萊亞學院舉行，吸引了上百名聽眾，反響非常熱烈。總之，這些社會團體或個人的慷慨捐贈對李約瑟研究所的創立和發展都做出了巨大而不可或缺的貢獻。

盧：李約瑟研究所環境優雅，中式建築古色古香，為學者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環境。研究所都有哪些學術活動呢？

圖4 李約瑟研究所正門

梅：是的，研究所不僅環境優雅，學術的氛圍也非常濃厚。我們在劍橋大學的學期內，每周五下午都有一次文獻研讀會，由劍橋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者或其它學術機構的學者就特定的專題做學術報告，這樣的學術研討會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已有20 多年了。去年我們又創立了每兩周一次的「『非西方科學史經典文獻』讀書會」，參與者既包括研究所里的訪問學者，也有劍橋大學相關院系的師生，是一個開放性的學術平台。在這裡，80多歲的老學者和剛上道的博士生共坐一堂，思辨討論，分享各自的研究心得。

圖5 李約瑟研究所閱覽室一角，每周五下午在此舉行文獻研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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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史介紹

盧：您能大致介紹下世界範圍內中國科技史研究的現狀，主要方向和難題嗎？

梅：這個問題很大，也很難幾句話回答清楚，就我有限的了解和觀察來說，如果說以李約瑟先生的工作作為一個標尺來衡量的話，那麼世界範圍內有關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或許可以稱為「李約瑟模式」時期，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重點還在於搞清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有哪些，有哪些成就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或者說中國對世界或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有哪些，可以說是以進步以成就為主要導向的，這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尤其盛行。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在李約瑟先生1995年去世以後，世界範圍內有關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轉向，或者說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其實，這種趨勢在李約瑟先生晚年時期就已存在，只不過那時尚未形成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種多元化的趨勢有很多的表現：首先就是研究的關注點不再是單純地以成就為導向，而是全方位地探索在特定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下，科學和技術自身發展或演變的路徑及其特點；其次是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更多元化，比如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還有實驗方法、定量方法以及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學者們所使用的資料來源也更為廣泛；第三是研究領域向深度和廣度的擴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會去關注一些過去根本不可能涉及到的領域，這在中國醫學史的研究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現在大量出現的醫學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研究，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對中醫藥文獻典籍的研究，而把視角投向社會各個方面，包括醫者、患者、行業組織和政府等等相關的人群和社會組織。

圖6 李約瑟博士及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封面

盧：在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上，最著名的莫過於李約瑟難題，您能介紹一下這一問題的研究情況嗎？

梅：這個題目也非常大，而且也很難回答。在這裡我只能就我的理解談幾點粗淺的看法。首先，關於所謂的李約瑟難題，過去幾十年間已經有了上千篇文獻，關注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各個領域的學者都有，不僅僅是歷史學者或者科技史學者，還有經濟學家、科學家和政府官員等等。而且也不僅僅是中國學者關注或參與討論，在國外也有不少學者做過很深入的研究，比如荷蘭學者科恩（H. Floris Cohen）和韓國學者金永植等。在國內，研究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文獻就是劉鈍和王揚宗先生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該書出版於2002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了。即便如此，有關李約瑟難題的興趣並沒有成為歷史遺迹，而是繼續廣泛存在，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年輕學者之中。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思考現象，即為什麼李約瑟難題會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我覺得這背後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一難題所展示的宏觀視角仍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畢竟我們正身處在東西方多種文明的交匯、互動、共存和融合之中；二是這一難題所展示的長時段的比較視角仍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以古鑒今，正是歷史的力量所在。

其次，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李約瑟博士留下的知識遺產是遠遠超出所謂的李約瑟難題的。有人以為李約瑟博士用畢生心血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或《中國科學與文明》）僅僅是為了回答李約瑟問題或難題，其實這種認識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巨大貢獻。我個人認為，李約瑟博士作為二十世紀的知識巨人，他的成就不僅僅在於系統揭示了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而且在於提出了人類文明和科學發展的「百川歸海」模式，為其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圖7 《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書影

盧：李約瑟研究所云集了中外學者，您在研究所有多年的工作經驗，有沒有發現國外學者與中國學者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上有什麼共同點和不同？

梅：國外學者能從不同於中國學者的視角來看中國科技史，這或許是從不同文化背景看中國研究的結果，這對中國學者從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科學史很有幫助。國外學者也能從自身出發，關注中外科技交流上的問題。比如李約瑟研究所有位匈牙利學者，他的課題就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和匈牙利之間的科學合作，主要是匈牙利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來中國幫助勘探石油的一段歷史。他能查閱大量匈牙利語的檔案，還能直接採訪至今健在的匈牙利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獲得第一手的資料。這樣的研究工作視角獨到而新穎，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50年代中國科技發展的了解和認識。

而共同點處，就是中外學者都或多或少摻雜民族感情於研究中，比如過去歐洲中心論在歐洲學者中很盛行，他們也將這一思想滲透到歐洲科技史的研究中。當然，歐洲中心論的思想經過過去幾十年的反思和批判，現在已經不太顯著了，但並未絕跡。中國學者在做中國科技史研究時，也同樣需要注意避免民族主義傾向的干擾和影響。

圖8 李約瑟研究所工作人員與訪問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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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研究之路

盧：您是如何走上科技史的研究之路呢？

梅： 我上高中時文科和理科都不錯，高考時曾經猶豫要不要報考文科。後來聽從高中老師的建議，報考了理工科，後被北京鋼鐵學院（現北京科技大學）物理化學系錄取。

盧：上個世紀80年代初正是「科學的春天」，「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非常流行。

梅：對，是這樣的。上大學後，我常去學校圖書館的社科閱覽室看書。有一次讀到了李約瑟先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印象很深。後來參加中國金屬學會組織的一個冶金科普夏令營，有機會聽到了丘亮輝和朱壽康兩位冶金史專家的演講，覺得打開了知識的一扇新窗，埋下了對中國冶金史的興趣種子。大學快畢業時，我打算報考研究生，驚喜地發現我們學校還有冶金史的專業，就不假思索地報考了。這期間還挺有意思的，當時北京鋼鐵學院還不能授予冶金史的碩士學位，也就是我報考的研究生，只有研究生學歷，而沒有學位。當時我也不想這麼多，覺得只要能讀就好。結果是很幸運地考上了。

盧：您是在知道自己可能無法獲得碩士學位的情況下還堅持要考研的嗎？

梅：是的，純粹憑自己興趣。

盧：這太難得了，尤其對當下為文憑為求學的學生是個很大的啟示。學問究竟要發自內心而嚮往之，還是為了實際利益而不得為之？

梅：當時的確是比較單純的。在面試的時候，我被告知，雖然北京鋼鐵學院不能授學位，但如果論文做得好，可以到別的學校去申請學位。所以，後來我在北京鋼鐵學院完成研究生畢業答辯後，我的導師柯俊院士又安排我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去申請碩士學位，也就是要到那兒去做碩士學位論文答辯。沒想到，主持我的碩士論文答辯的居然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副校長錢臨照院士。兩位中科院的院士參加碩士論文答辯，這樣的陣勢在今天尤其是科技史界已經很難看到了。而我最終拿到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理學碩士學位。其實，柯俊院士安排我到中科大參加學位論文答辯也是有其深意的，據說他是希望讓錢臨照院士「檢驗」一下他培養的第一個冶金史專業的研究生合格不合格，合格後他才考慮向教育部申請北京鋼鐵學院科技史專業的碩士學位授予權。當然，接下來這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圖9 柯俊院士夫婦與劍橋大學倫福儒教授夫婦合影

盧：在柯俊先生心中，學位應跟著學術水平走，而不是衡量學術的標尺。這也應該是所有做學問者應有的態度。

梅：1994年我很榮幸獲得了李氏基金，去李約瑟研究所做訪問學者。柯先生在給我送行時還告誡我：到了李約瑟研究所，要多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李約瑟先生研究中國科技史貢獻很大，讓世界認識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達和偉大貢獻。他說了不少中國的好話，但有些話可能說得有些過頭了，所以你要多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斷，從事實出發而不是盲從權威。這是老先生對我的教誨，至今想起仍覺得非常珍貴。

1995年，在柯俊先生的推薦支持下，我獲得了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的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考古系攻讀博士學位，由中國古代鎳白銅技術的研究轉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冶金技術的起源，由研究新疆地區的早期青銅冶金擴展為探討早期東西冶金技術的交流與互動。

圖10 1994年梅建軍與李約瑟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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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銅冶金的起源

盧：您的研究集中在中國古代青銅技術上，也在這一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能否請您談談中國青銅技術的起源問題。

梅：這個問題很重要，也仍在探索之中。考古新材料的發現不僅提供了新的證據或啟示，也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大家對中國青銅技術的起源有多種看法，既有「西來說」，也有「獨立起源說」。不過，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西來說」，即從歐亞草原地區經中國西北傳入中國的中原地區。西亞的兩河流域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已有冶銅技術，青銅冶煉技術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開始出現。相比之下，銅和青銅的冶煉在中國出現較晚，在西北地區見於公元前三千年之後，在中原地區則始於公元前第二千紀的前半葉。中國西北地區發現的早期銅器不僅器物類型上與歐亞草原相似，其合金成分和製作工藝也與同時期的草原銅器有可比之處。

盧：有沒有直接證據顯示中國青銅器是游牧民族傳過來的？

梅：這恐怕很難找。畢竟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考古發掘出來器物，我們只能通過系統性的比較，從工藝到造型，並結合出土文物的年代和分布地域，來綜合判斷出土青銅器的產地或傳播方向。這些都只能算是間接的證據，而非直接證據。由器物的研究進一步推斷工藝技術的特徵及其傳播就更難了。

盧：所以也有學者主張中國是獨立發明了青銅冶煉技術，並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商周青銅文化。

梅：的確如此。現在主張中國青銅冶金獨立起源的學者還不少。比如，有學者指出在陝西西安和渭南公元前第四、五千紀的仰韶文化遺址中曾發現有殘銅片，並認為這應該是獨立起源的證據。所以，我說這還是一個正在探索中的問題，遠未有定論。但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展示在世人面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本文原載「知識分子」旗下科學史平台《科學春秋》，《知識分子》獲授權刊載。

製版編輯：鄧志英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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