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損失最慘重的三大空難，戴笠只能排第二

飛機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跟空難結下了不解之緣。因飛機的特殊性，空難顯得尤其引人注目，每一次都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在民國時期，飛機的安全性能比現在更差，所以空難事件也更多，其中影響深遠的有三次。

第三：徐志摩遇難

1931年11月19日，在南京的徐志摩為了出席林徽音在北京關於《中國建築藝術》的演講，乘坐「濟南號」飛機，從南京起飛，趕往北京。

這次飛行原本並不困難，天氣良好，兩位飛機師也是很有經驗的飛行員，因飛機屬於郵政系統，乘客也只有徐志摩一個人，可以說，這次飛行是非常安全的。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當飛機到濟南上空時，突遇漫天大霧，飛機師視線受阻，只得降低高度，卻不料，底下正好是一座山峰，飛機轟的一聲撞毀。

當地人趕到時，飛機上的三個人都已喪命，徐志摩的腦袋上更是撞開了一個大洞，讓人不忍卒睹。

徐志摩的這次空難之所以能排進前三，自然是因為他的詩。

在近代歷史上，新詩橫空出世，各大名家均有涉獵，但成就最高、名氣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無疑要數徐志摩為第一。甚至提起近代詩人，我們的腦海里出現的只有一個徐志摩，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詩人能跟他相提並論。因此有人評價說：徐志摩的去世，讓中國的新詩失去了光彩，到現在還沒有緩過來。

在徐志摩的追悼會上，名流畢集，共同哀悼這位不世出的大詩人。在眾多的輓聯中，北大校長蔡元培撰寫的輓聯極為醒目：「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

胡適也評價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無第二人！」

鑒於徐志摩在詩歌上的巨大成就，2008年7月2日，在徐志摩創作《再別康橋》80周年時，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在劍河畔，專門立下了一塊詩碑，上面用中文刻著兩句詩：「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在世界頂級大學中，這是唯一一個用中文寫就的紀念中國人的例子。

第二：戴笠遇難

1946年3月17日，戴笠帶著幾個手下，乘專機從青島飛往南京。

跟徐志摩那次飛行一樣，這次飛行本來也是非常安全，戴笠以軍統局長的身份，不論專機還是飛行員，都是最好的，而且當天的天氣也不算差，此次飛行，按理說不會出問題。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當飛機快到南京上空時，突然雷電交加，大雨滂沱，飛行員慎之又慎，結果還是不幸撞上了南京西郊的岱山，飛機上所有人員無一倖存。

據第一批趕到現場的軍統人員回憶，戴笠「腦殼破裂，一手亦毀」，焦炭中還發現了戴笠鑲的金牙。

關於戴笠的這次空難，歷來眾說紛紜，有說是蔣介石因他野心太大而下令暗殺的，有說是宋美齡因他計劃暗殺二姐宋慶齡而先下手的，還有說是軍統北平站站長馬漢三派人使的手腳，甚至還有人推斷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乾的。總之，戴笠的死，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當然，老百姓還有一種「天意」說，即「戴機撞戴山，雨農死雨中」（註：岱山又稱戴山，戴笠字雨農）。

不管怎麼說，戴笠的死，都足以影響當時的國家大勢，因為他和他領導的軍統局，實在是作用太大了。以至於周恩來在聞訊後，欣喜地說：「戴笠之死，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而蔣介石在戴笠遇難4周年紀念大會上，更是沉痛地說：「戴雨農不死，我們不會來台灣。」

1946年3月26日，蔣介石特地穿上特級上將服，親自為戴笠主持追悼大會，同來弔唁的，還有陳立夫、宋子文、陳誠、何應欽、白崇禧等數百名軍政大員，極盡哀榮。

第一：葉挺、博古、王若飛、鄧發四位元勛同機遇難

1946年4月8日，葉挺乘坐飛機從重慶飛往延安，不幸在山西黑茶山附近墜機遇難。

因葉挺巨大的影響力，這次事故廣為流傳，甚至登上了小學課本，中國人沒有不知道的。但是，這次空難之所以排在戴笠之前，並不只是因為葉挺一個人，而是在同一架飛機上，還有三位地位不在他之下的大人物：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總書記博古、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

一次空難，讓中共損失了四位元勛，可謂損失極其慘重。關於這次空難，歷史客棧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跟葉挺同機遇難的，還有哪三位元勛？周恩來險些同行》，在這就不重複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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