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UIUC到斯坦福，美國讀書這幾年，我的戎馬歲月

題圖：來自作者，攝於2016年4月的 UIUC。香檳的冬天寒冷而漫長，春天卻總是如期而至，生機盎然。

作者：邊琳，浙江大學本科，UIUC（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心理學博士，現斯坦福博士後。愛學術愛生活的半文藝女青年，信奉 work hard, play hard。

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在當時非常流行的校內網上寫過一篇日記「一路走來，且行且珍惜」，簡單地記錄了自己的大學生活和申請美國心理學博士的過程。文章的結尾，我寫道：「五年後，我又會是什麼樣子只能讓五年後的自己來告訴我了。」

今年二月份我拿到博士學位，站在學生時代即將結束的節點，彷彿可以給幾年前的自己講講故事了。

來到香檳，一切歸零

2011年8月12日，是我到香檳的第一天。第二次踏上美國的土地，還依稀記著 2010 年在 UCLA 做科研時的種種美好，對博士生活充滿了嚮往。可是沒過多久，這份憧憬就被現實打破了。

作為美國最熱門的學科之一，心理學大部分學生都是美國人，更確切地說是美國白人。而 UIUC 又是老牌心理學名校，彙集了大量的心理學頂尖教授和極其優秀的學生。

這一方面意味著我們能很快地融入美國社會並接觸到最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們要面對很多未曾經歷的挑戰。除去用英語和他人交流，還要進行大量閱讀和寫作，並且學會用批判性思維思考問題等等。

記得我上的第一門課，美國學生們都在侃侃而談，而我卻還在絞盡腦汁想能問什麼問題。第一次寫的小論文，只得了 3.2/4.0 分，我羞愧地無地自容。上課上地鬱鬱寡歡，科研更是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同一屆的加拿大女生科研順風順水，還有很多新的想法。反觀我自己，很多心理學的最新理論都只知皮毛，手握著一個實驗還從來沒有顯著的結果。有時候和導師見面，聽著他唉聲嘆氣我就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終於，這份壓抑在我來到費城開第一個學術會議的時候爆發了。白天看著那麼多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學生和教授，晚上再打開自己一塌糊塗的數據，我覺得我和它們是天和地的距離。我徹底崩潰了，在賓館的走廊里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知道我曾經引以為豪的所有的驕傲都沒有了，一切徹底清零。

接受差距，拓寬領域

在消沉了一段時間後，我問自己到底想怎麼樣？是退學還是堅持？想到自己曾經那麼渴望來美國讀心理學，大學四年一直為之努力，後來放棄外推放棄保研放棄和家人朋友的近距離來到美利堅，就這麼退縮了實在不甘心，那就再試試吧。

在費城崩潰之後，我從心裡接受了和周圍牛人的差距，這樣我反而能帶著一顆平常心向他們學習了。他們不再是我的參考系，比起關注自己和他們的差距，我更關注自己今天和昨天的變化。沒有了對外比較，我能更自如地在課上提問題，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項目上。就這樣，我第一次救贖了自己。

除了做好現有的研究，我還想多學一些實驗方法多開幾個實驗項目，這樣或許能減輕一些壓力。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我來到另一位教授 Renee Baillargeon 的辦公室，我和她說想到她實驗室學習嬰兒實驗 。提這個請求前，我已經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畢竟 Renee 是發展心理學領域的泰斗級人物，何況她的實驗室還有那麼多學生。

可是沒想到，她特別開心地同意了，她說 「I didn』t accept any new students this year, so you will be my student.」（所以今年你就是我的新學生了。）聽到這句話，我差點激動地跳了起來，連說了好幾句謝謝，然後她溫柔地看著我說 「You really made my day! 」（你給了我美好的一天！）到現在我都記得這句話，每每想起還是會像那天一樣感動。

後來，我就開始在兩個實驗室幹活了。雖然兩個實驗室都是實驗性心理學，但是因為研究對象的差異，研究方法幾乎完全不同，外加上要給本科生上課，自己還要上統計碩士學位的課，我的博士生活從第二年開始就變得非常忙碌。中午顧不上吃飯，晚上在辦公室待到11點，一周六天半工作制是太經常的事。唯一的休息時間就是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通常這個時候，我都會好好睡一覺保證新的一周精力充沛。

是導師，而不僅僅是老闆

雖然忙碌不堪，但是我非常感謝這段經歷，更加感謝我的兩位導師。他們身體力行告訴我什麼是科研，什麼是堅持不懈，什麼是功成名就後依然孜孜不倦。

先說我的大導師，Andrei Cimpian，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穿著套頭衫和牛仔褲，活脫脫一個大男孩，後來相處久了才發現「外表都是騙人的」，這個大男孩其實是一個對心理學極其熱愛和認真的科學家。

我們實驗室有一些特點：Andrei 和學生的見面都約到5點之後，和每個學生每周要見兩到三次，開組會常常從5點開到8點。基本所有人聽到這些安排都會覺得他對我們太殘酷了，可是其實他的日程就是如此，每天心理系大樓最後一間亮燈的辦公室就是他的辦公室。有些時候我晚上九、十點在實驗室查數據，他會突然出現，打開數據看好久。

等我後來拿到斯坦福的博士後，Andrei 提起了他的博士生活，他說因為斯坦福心理系僱傭的本科生 RA （研究助理）很少，那時候所有的數據都是他自己一個人收的。那裡只有一個兒童中心，他就每周三天跑過去收數據。

我忽然就有點想哭，他現在是這麼厲害的一個教授，沒想到原來讀博士的時候也很辛苦。然後他開玩笑說，以後你去斯坦福也要自己一個個小孩測過去了，不要怕苦哦。我想想我這幾年也是自己風雨無阻地收數據，竟有一些自豪。

我的第二導師，Renee Baillargeon，是一位60多歲的教授，但是她本人看起來只有不到五十歲。在讀博士期間，她和另一位大牛教授Elizabeth Spelke 做了一些嬰兒實驗，讓人們對被一直奉為發展心理學鼻祖皮亞傑的理論產生了質疑，而 Renee 的後續實驗更是推翻了皮亞傑的很多經典理論。

這麼牛的教授，卻會帶著我一起趴在實驗室的儲藏間里找實驗材料，手把手交給我如何看嬰兒數據，早晨五點給我發郵件告訴我她的新想法。

有一年寒假，我和 Renee 一起在實驗室分析數據，後來我因為和朋友約好吃飯就和 Renee 申請先走了。晚上我收到她的郵件，原來她一個人把上百個數據都整理好了，和我分享她的分析過程。那一刻我羞愧難當，原來沒有誰是天才，那些成功成名的背後都是一步步努力積攢出來的。

除了學術上的指導，Renee 也經常會關心我的生活。開會前會問我有沒有準備好衣服，生日了會囑咐實驗室給我買蛋糕，不過最讓我感動的還是她對我說過的一番話。

記得好像是我第三年的時候，我們討論要不要再測一組嬰兒來複制我們的實驗結果。因為月齡小的被試特別難找，我有些猶豫。

這個時候，Renee 說：「One day I will be very old and you will have your own lab. As a scientist, you always need to make sure every paper with your name on it shows the facts.」（總有一天我會退休，不能再做科研，而你會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作為一名科學家，你永遠需要確保每篇印有你名字的論文陳述的都是事實。）她說這話的時候非常溫柔卻也非常堅定。正是因為這種精神，才能成為如此優秀的科學家吧。

這是我一直稱他們為導師而不僅僅是老闆的原因。

面對「拒信」，自我解壓

跟著導師們的步伐，我的科研也開始步上正軌。慢慢地，我知道如何帶著批判性思維讀文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知道如果數據不漂亮可以從哪些角度找問題，我在學術會議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我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並且成功設計了實驗做了出來。

可是，當之前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的時候，新問題就出現了。

第三年的時候，我和導師提交了我們的第一篇期刊。幾個月之後，第二篇也順利提交。記得剛按了 submit（提交）的按鈕，我心裡別提多高興了，天真地想著幾個月之後就能捧著熱乎乎的文章了。

然而事與願違，之後的兩年，我們的文章收到了各種拒信。接到第一封的時候，我好像被雷劈了一樣，從小到大一直順風順水堅信「有付出就有回報」的我，從沒想到自己努力了三年的文章還能被拒，我難過地魂不守舍了一周的時間。到後來，接拒信逐漸成了常事，雖然每次還是會很難過，但是下樓買杯奶茶就開始繼續改文章了。

自己接拒信的反應沒有第一次那麼強烈了，但是這個不斷被否定的過程再一次打擊了我的自信心，甚至比第一次還嚴重許多。我懷疑自己的科研能力，覺得上天可能就是在通過這種方式告訴我應該轉行。

我開始感覺非常沒有安全感，覺得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努力並不等於有收穫。我也極度沒有成就感，有些時候，我看著自己電腦里的文稿，或者實驗室里裝滿了數據的文件夾，我就在想自己做這一切是為什麼？

後來導師 Andrei 給我做一年一度的測評時，我看到他每一項都給我評價很高，可我依然認為這只是在安慰我。我問他覺得我適合做學術嗎？他非常堅定的拍拍我的肩膀說當然，我又問可是為什麼我發不出文章呢？Andrei 也沉默了，後來他說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always have bad lucks.」（我也想不通你為什麼總是不太走運。）

那段時間，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糾結裡面，也叨擾了身邊的很多好朋友。慢慢地我明白，這是一道無解的題，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我開始給自己解壓，不再執著於一定要進學術界，也開始考慮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然後我又想那我現在的研究不是都沒有意義了嗎？後來我發現不是的，即使以後不能繼續做科研，這些項目也彙集著我和導師的心血，見證了我的成長，所以我要好好完成它們，不是為了發文章，而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

就這樣，我繼續忙著我的實驗項目，但是也開始找些別的事情做，比如出去旅行，讀書，畫畫，研究食譜，參加各種校園活動。奇怪的是，這些豐富的活動並沒有影響我的科研，為了享受生活我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這些活動又拯救了我，讓我知道學術之外也有另一片天地。我第二次救贖了自己。

冬去春來，不忘初心

2016年的五月，Andrei 告訴我們他要跳到紐約大學了，然後問我們願不願意過去。待在香檳意味著我可以舒舒服服地過完博士最後一年，等待畢業就可以了；而去紐約則要面對很多新的挑戰，要離開我熟悉的環境熟悉的教授，幫助導師建實驗室重新建立我的朋友圈。

我思考了兩周後決定跳出舒適區去紐約，我也成為了我們實驗室唯一跑過來的博士生。 在香檳的最後一個夏天，我和他把我最愛的一個項目投了出去。在和朋友們的告別晚餐上，大家問我以後什麼打算，我樂呵呵地說要去好好找工作啦，從此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他們又問不進學術界了嗎？我說除非那篇文章發到科學或者自然上。

九月底，當我正在到處參加校園招聘會的時候，收到了科學編輯社的郵件。打開它的時候，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覺得按我的倒霉指數，可能又是一封拒信吧。沒想到居然是 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後重新提交）。

我高興地把這個消息分享給導師，還說雖然最後還是有可能被拒，但能接到 revise and resubmit 我已經很知足啦！導師看了我一眼，過來我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他說：「I think it』s an acceptance with minor changes.」 （你的文章應該是被接受了，稍作修改就行。）

我震驚地說不出話來。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Can you believe that you will be the first author on a Science paper?」（你能相信自己即將作為第一作者，在科學上發表論文嗎？）我確定他不是開玩笑了。

我從他辦公室出來，大腦一片空白，然後我撥通了家裡的電話。當時國內是早晨五點，聽到媽媽的聲音，我激動地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媽媽知道這個消息後，和我一樣語無倫次。我恍恍惚惚地走到地鐵站，在擁擠的地鐵上淚流成河。這麼多年的辛苦，這麼多年的自我懷疑，這麼多年不被認可的委屈，在這一刻都釋放了出來。

之後我一邊聯繫 UIUC 實驗室收集更多的數據，一邊修改文章，也開始聯繫教授看有沒有博後的機會。這個時候，我也陸陸續續拿到了一些其他工作面試和工業界的 offer 。

面對高於學術界的薪資和寬鬆舒適的生活，我忽然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我喜歡我的babies and kids（即作者的研究對象，嬰兒和孩子），我喜歡心理學研究，我也期待有一天能把我的研究成果講給學生聽。於是我接受了斯坦福的博士後。

路漫漫其修遠兮

之前曾以為很漫長的博士生活就要落下帷幕了 。對比五年前的自己，我有了黑眼圈也長了一兩根白頭髮，更重要的是親身經歷了一些事明白了一些看似簡單的道理。

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更追求自己過得幸福而不是比別人過得幸福；

我知道原來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可控的，所以會盡量做好在自己掌控範圍之內的事情，其他順其自然；

我知道每個人的生活都忙碌疲憊，所以感恩每一份傾聽每一份指導每一份幫助；

我知道所有看似閃亮的人生都有不為人知的艱辛和迷茫，所以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帶著勇氣前行。

未來，不知道是不是會遇到更多的不如意。不過，畢竟是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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