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過是手段？

作者簡介：

羅伯特·萊恩（Robert E. Lane），美國政治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協會會員。曾任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美國政治學協會和政策研究學會主席，於耶魯大學執教近 50 年，就職期間曾兩度任政治系主任。羅伯特所著圖書已被翻譯成7國語言在全世界出售。此外，為表彰其在政治心理學領域做出的卓越貢獻，自 1994 年起，美國政治學協會設立羅伯特·萊恩獎，頒給每年的最佳政治心理學圖書作者。萊恩本人的這本《幸福的流失》於 2001 年獲此獎。

書籍摘錄：

為什麼政治比市場更令人感到痛苦？

儘管來自市場的收益為民主政府緩解了巨大的壓力，但民主的痛苦很多都來自它與市場經濟的聯繫，有時是因為民主不適當地借用了市場思維，有時是因為市場的失敗被轉載到政治上，有時是因為關於最小政府的內涵的激烈衝突，有時是因為這兩大領域中的輸贏人數比例不同。

經濟學謬論（見第四章）也可以毫無阻礙地延伸到政治領域中去。由於在貧困線之上，收入水平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微乎其微，並且由當前市場行為導致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穩定性遠比收入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更大，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即使重新分配收入也無法讓人們感到幸福。因重新分配收入而邁過貧困線的受益者也許會產生暫時的感恩之情（這正是選舉年時最需要的），但時間一長，他們就不如重新分配收入之前那樣快樂了。無論如何，感恩戴德其實與投票率毫無關係。前景理論對此的解釋是：損失帶來的傷害遠遠大於獲得帶來的喜悅。

那麼對於幸福政治來說，有沒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呢？一方面，幸福感與保守主義不無關係。對於幸福的人來說，右派政治和中間派的吸引力遠大於左派政治。另一方面，政治抗議是對個人環境的積極反應。有證據顯示，幸福感對政治抗議起到的更多是促進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左派和右派都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但無論哪一派當權，「讓人們更加幸福」的說辭或作為都無法為其贏得更多的支持票。

經濟學謬論還以其他兩種政治方式反映出來。其中之一便是財政政策。在選舉前，經濟通常會通過財政政策發生一次通貨膨脹。儘管在關於通貨膨脹對投票的影響方面仍有爭議，但我認為有些人的看法也許是正確的，比如道格拉斯·希布斯，他發現關於財政政策影響投票結果的證據幾乎並不存在。上文提到的「得魚忘筌」行為同樣也適用於各種經濟支持。這與大衛·西爾斯和卡洛琳·芬克關於「自身利益對選舉幾乎沒有影響」的研究分析也是一致的。

作者本人，來自：yale

市場失靈。關於痛苦被轉載到政治方面的具體事例是從「市場失靈會成為政府責任」這一原理得出的。無論人們多麼忠於「小政府」的各種原則，當感覺艱辛時，人們都有可能將過錯轉嫁給政府。正如羅伯特·達爾指出的那樣，完全放任自流的方式是不可能解決經濟問題的，民眾會將他們在經濟上的不滿轉移到政治領域。布羅迪和斯奈德曼認為，由於美國人傾向於認為自己的問題就該自己解決（自力更生，自我歸因），因此並不是說只要民眾陷入困境時，個人問題就會變為政治問題。更可能的情況是，只有在當民眾認為自己需要政府幫助而政府並沒有施以援手的情況下，個人問題才會變為政治問題。於是此後人們開始疏遠政治。同樣的，在澳大利亞，那些認為政府會提供幫助的人更傾向於挑政治體制的錯。

小查爾斯·沃爾夫將市場失靈定義為「總收益低於總成本」的情況，他列出了以下幾種情況：無法提高技術以降低成本或完善產品，無法提高組織能力或個人激勵以提高生產效率（包括利本施泰因的X效率理論），無法適應「分配公平」的普遍概念（相較於需求的政治分配原則，其更傾向於支持獎懲的市場原則），高水平的外部產品造成了企業無法承受的重負，等等。用政治手段來矯正市場失靈，不僅會挑戰市場意識形態，還會損害某些人的利益。為解決通貨膨脹，目前的學說認為應當提高利率（對浮息按揭貸款的持有人不利）以及失業率！這種權衡會犧牲我們的幸福。無論如何，支持失業以防止通貨膨脹在政治上是虧損的，因為通貨膨脹對個體的影響並不會影響個體的投票行為。最後，民眾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印象是比較消極的，儘管與對個人的擔憂相比，民眾對政治經濟的擔憂對其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並不大。

不過，即使政治隱憂的一些癥狀對幸福感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但是當它們被表達為不公時，其破壞性也會增加。這也是經濟問題延伸到政治領域的契機。很明顯，金錢是很多美國人會產生疏離感的原因之一。 20 世紀 80 年代， 83%的民眾感到「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由此造成了疏離感的急劇增加。

英文版封面，來自：yalebooks

經濟的增長是幸福感的來源之一，而政治和政府的壯大則是不幸的來源之一。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增長會讓絕大多數人獲益，而公共部門的壯大讓很多人感到害怕。因公共部門的壯大而引起的驚恐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考慮：有時是因為「小政府」支持者的巨大影響；有時是因為市場活動中的個人參與；有時是因為黨派之爭；偶爾是因為有證據顯示國有企業的效率要低於私有企業；有時是因為公共部門的壯大會產生民眾不願即時支付的成本，而延遲支付的話，又會成為下一代人的負擔。

政治的擴張與政府的擴張並不相同，還有可能是相反的，這是由於政治本身並不享受其發展進程。無論原因如何，競選或公共預算的增長都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還是會讓人高興的。

儘管經濟問題本身會趨向於以折衷的方式被解決，以達到帕累托最優，但是象徵性、道德性或宗教性的問題卻沒那麼容易被調和。宗教信念指的是那些無據可考或至少無法說服非信仰者的信念，比如關於平等、自由、民主、人性的善與惡，以及超自然現象的信念。正如歷史證據（讓將信將疑者和非信仰者都表示信服的證據）所顯示的那樣，計劃經濟是一種效率較低的經濟組織方式。在相對較短的 70 年裡，計劃經濟已失去了其在經濟上的說服力。但歷史經驗無法證明教皇是上帝的代理，或言論自由是經濟繁榮（以新加坡和麥卡錫時代的美國為例）的條件之一，或白人和非裔美國人之間的平等要好過不平等。

道德和宗教是出了名的對考證無所畏懼，很多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是如此。那些無法用實證解決的問題往往會激發出某種情感，而像其他情感一樣，這種情感也會有一些生理上的癥狀。喚醒是基於自主神經系統產生的，同時伴有以下生理癥狀：出汗，脈搏加速，胃腸道功能紊亂，鬥爭或逃跑的相應反應。喚醒從對環境的感知或認知編碼中產生，並將內部狀態告知給大腦。這一過程未必會帶來痛苦（有一種狀況為最佳喚醒狀態），但當最珍視的信仰受到挑戰時，這一過程可能會放大由此產生的痛苦。

羅伯特·萊恩的另一作品《歷史終結之後：美國唯物主義的奇特命運》（2005）來自：亞馬遜

和市場相比，民主政治產生的輸家多於贏家。在兩個實力相近的黨派競爭中，幾乎有一半的投票者會是輸家（在多黨派競爭中，獲得多數票會產生贏家，但輸家的比例會更大），但在市場交易中則不會出現這種輸贏比。從這種意義上講，儘管從長期來看，民主會給公民帶來利益，但從短期來看，選舉政治更像是一種零和博弈。兩種體系的不同還體現在對第三方的利益考慮方面。

在政治體系中，幾乎所有人都是某個黨派的追隨者，因此在候選人和黨派的競爭之中必定會產生輸贏，很少有人會是第三方成員。而在消費者市場中，當企業競爭時，幾乎所有人都是第三方，競爭往往是一種正和博弈。正和博弈對和諧更為寬容一些（實際上它們促進了帕累托最優），而零和博弈則具有很強的敵對性，它慫恿角逐、競爭、互相對立，多多少少都會包含痛苦的情感。如果你的收穫代表了我的損失，那麼我很難對你的好運氣表示滿意。當然，選舉中的輸家也有令人滿意的方面，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因參與某種儀式而產生的道德感（見第十一章）。

人們會認為從市場中獲得的是自己賺來的，而從政府那裡獲得的則是自己應得的。基於各種原因，亞里士多德和洛克認為，我們對自己掙得的東西要比對被給予的東西有更深的情感，且但凡含有自己的勞動的東西，我們就會將其看作自己的。我想在此留一個標記，並在隨後的章節中結合相關觀點——在掌控人們的生活方面，民主並無樂趣可言——進行深入探討。

由於市場體系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作為其唯一的正當理由（justification），且政治體系擁有其他的正當理由（權益的防守、監督和保護，等等），因此在增加幸福感及緩解抑鬱方面，市場是比政府更好的代理人。儘管有大量關於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相對經濟效益的研究能夠表明大眾對市場決策的干涉必然會降低經濟效益，但是我卻沒有發現任何對市場產生的效用和政治產生的效用進行比較的證據。效用的產生取決於這些代理機構各自對情誼的促進或阻礙作用（見第十四章）。

題圖來自：flickr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