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毛澤東會昌調查報告

作為一個傾心於蘇區紅色文物收藏的人，2016年8月2日，歷史為我收藏生涯記下永遠難忘的日子。

頭一天上午11點50分，我和妻子乘座K572列車從龍岩出發前往北京。此去除了看望小孫子以外，主要辦二件事：一是協助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領導，舉辦第十三屆全國紅色收藏展覽交易會;二是聯繫我的新著《中國工農紅軍軍用糧票研究》(暫定名)一書的出版事宜。由於退休之後的生活非常自由，我們出行大多不會考慮時間問題，故而首選普通火車。因為高鐵和動車此時都沒有卧鋪，從福建的龍岩市到北京要運行十多個小時，對於我們60多歲的人，實在太累了。只有普通火車有卧鋪，在火車上睡上一覺，第二天中午時分就到北京西站了。這一夜，我們躺在微微晃動的火車上，就像睡在兒時的搖籃，火車輪子與鐵軌碰撞發出的非常有節奏聲音，彷彿是首催眠曲，晃晃悠悠很快帶我進入了夢鄉。等到第二天醒來，已是上午9點多了，也不知火車到了哪裡。我習慣了睜開眼睛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手機，躺在床上先瀏覽一番，看看有沒有重要信息。現在通訊那麼發達，真可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了。

我習慣於先看個人微信，有空則看看群聊和朋友圈。因為個人微信一般都是比較重要的信息。當我打開楊榮彬的微信，發現他剛剛發來兩張圖片，一張為書的封面(圖1)，一張為書的第一頁(圖2)，並附言：「洪老師把把關，是真是假?」

楊榮彬是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的副館長、研究員，曾經出版過《紅都拾遺》(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介紹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文物。他長期從事文博工作，在中國文博界也是享有聲譽的人。他所在的紀念館館藏蘇區紅色文物應該在全國是屈指一數的。現在他來與我商討蘇區文物，總覺得問題有些顛倒，我一個民間草根，他是一個國家博物館的副館長，堂堂的文博研究員，面對他我真有點戰戰兢兢的感覺。還好，之前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不管他出於什麼動機，他之所託我自然不敢怠慢。

從他發來的圖片中可以看出，這是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封面圖片很簡單，只有一個女人照鏡子圖案，上方從左至右寫著「仁鳳山及其附近」七個字，中間還蓋一個「秘密」兩字的小方印。書的第一頁標題之下，能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三個字，但之前還有三個字，除了第一個「調」字比較清楚以外，其餘兩個字很模糊。通過放大系統反覆放大縮小，也還是迷迷糊糊，好像是「調查者」三個字。接下來正文第二行前面也有兩個字分辨不清，第三個字是「者」字，好像是「報告者」三個字。分號後面是7個人的名字，名字後面都有括弧註明其身份。他們是：劉義順(特委書記)，鍾亮照(仁風山礦工)，鍾文亮(茶子圩農民)，鍾元璋(亂石知識分子)，劉大訓(亂石小學教員)，潘雲賓(贛縣爆竹工人)，王海中(亂石農會委員)。名單之下是時間：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地點：會昌。

由於只有兩張圖片，加上我對這段歷史並不是非常了解，不知道這本小冊子的來龍去脈，只知道1929年初，毛澤東帶領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之後，公佈於眾的第一個調查報告是1930年5月份的《尋烏調查》。

我便問了他一下：「內容不清-----是毛主席寫的調查報告?-----還是什麼?」

楊榮彬說：「對」。

過了一段時間，我回他：「調查報告---不錯!個人初步認為真品，上手就更清楚了(見圖3手機截屏)。」我之所以會這樣回復他，一是根據我鑒定蘇區紅色文物的經驗，雖然「看、摸、聞、想」四個步驟中只能「看」和「想」,但直觀感覺這東西是對的。二是留有餘地，所以加上了「上手就更清楚了」一句話。其實這是文物鑒定的一句行話，只見圖片不見實物，只能這樣說。圖片與實物是有很大距離的，圖片受到拍攝角度、光線等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反映實物的原貌。

在我回復楊榮彬後不久，他又發了一張圖片來(圖4)，並且附言：「同一本有兩種油墨」。

我知道他在擔心為什麼一本薄薄幾頁的小冊子，會用兩種油墨來印刷。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回顧一下當年蘇區的歷史。在那艱難困苦的歲月，找到什麼用什麼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印發的紙幣，同一面額不同顏色的情況經常可以看到。據文獻記載，由於敵人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蘇區印刷用品奇缺。印刷紙幣的紙，有的是蘇區群眾藏在糞桶底下，從白區挑過來的;油墨買不到時，自己用豬油拌黑色鍋底灰製作而成。

所以我這樣回復他：「蘇區用墨是很隨意的，很正常。有幾個頁面?最後一頁拍來看看。」

他果然把底頁圖片發了過來(圖5)。並告訴我這本小冊子有「8張16面」。

從圖5可以看出，這本小冊子是贛西南特委翻印的，翻印時間是1930年6月4日。至此，我對這本小冊子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憑直覺，認為這是一件珍貴文物，並且馬上萌發購買的慾望。

收藏的人對於購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往往會使用一些小技巧，比如聲東擊西，明明自己喜歡左邊這件東西，卻對右邊那件東西裝模作樣，故意磨磨蹭蹭拖延時間，轉移視線。有時明明知道這件東西很珍貴，卻又把它描述的平平常常，甚至吹毛求疵，其目的都是為了砍價。

我便開始做購買前的準備工作。大約過了個把小時，我給他發了一條微信，直接問：「願轉讓嗎?」

他回復：「正在聯繫」。過不久，又發來一條微信：「能出多少價?」

收藏品交易有個潛規則，買家一般是不先開價的，所以我回復：「這不好說，叫他先開價試試看，價格合適我就買，太貴就算了(放棄的意思)。你也知道，蘇區的東西是買不完的。」我故意用「蘇區的東西是買不完的」一句話來降低他對價格談判的期望值。他回復我一個「OK」樣的手指圖案，表示贊同我提出的觀點。這也說明我的心理戰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價格談判奠定了基礎。

隨後，我繼續發微信給他：「這種翻印的東西比較差些，不是原版。」這句話讓他慌了神，回復道：「是假的?」

然後我進一步挑毛病：「封面----一個女人照鏡子梳妝-----感覺與內容不配套，怪怪的，你說呢?」他也發現這個問題，不理解當時翻印者是什麼用意。回復道：「就是」。我繼續說道：「越來越有點懷疑，不太符合蘇區文物的一般圖案風格。」他也說：「封面女郎很彆扭」。

至此，我認為價格談判可以進行了。我直接打電話給他，讓他先報價。他在電話里突然很肯定地提到，這小冊子是個國家一級文物，很珍貴的。我知道這是他在為抬價製造輿論。為降低他的期望值，我辯駁說：這東西還不能肯定就是真品，有待進一步請專家鑒定，另外，目前所有收藏品的交易價格都呈下降趨勢，估價不能過高。我們在電話上交流了大約半個多鐘頭，交談到最後，他報出了10萬元的交易價格。

這下我心裡有了底數，猜測著到時候看了實物之後，估計8萬元左右是可以拿下的。心裡還有點美滋滋的，覺得8到10萬元買個國家一級文物很值得。

可我當時還在去北京的路上，到了北京的當務之急是，協助紅色收藏委員會辦好第十三屆全國紅色收藏展覽交易會，以及儘快將《中國工農紅軍軍用糧票研究》一書完稿。因為如果在11月之前沒有脫稿，就趕不上出版社2017年的出版發行計劃。2017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這個題材非常迎合紀念活動，俗話說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錯過了這個時間就可惜。確實抽不出時間去了解和購買。另外，根據多年來收藏交易的經驗，10萬元左右的蘇區紅色文物，在這個收藏圈內一下子是很難買賣成交的，可以慢慢來。

等我把這兩件事辦完，已經是12月初了。第十三屆全國紅色收藏展覽交易會圓滿成功，《中國工農紅軍軍用糧票研究》一書，解放軍出版社也表示可以出版發行。就在我剛剛換過神來，準備去瑞金觀看那本毛澤東會昌調查的小冊子時。一個江西收藏圈的朋友，給我發來一個噩耗，說楊榮彬先生於11月30日因心臟病突發離逝了。我想，這下真是完了，不但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毛澤東會昌調查小冊子的線索也斷了。我在沉痛與惋惜雙重夾擊之下，開初幾天，天天都處在非常鬱悶之中，吃不飽睡不香，痛心疾首。

收藏人對自己喜愛之物的追尋，很多時候不能用語言來表達。像唐太宗李世民喜歡《蘭亭序》，千方百計弄到手後，至死也要把它帶到棺材裡去，下輩子還想享用;張伯駒為了得到《平復帖》，賣掉了北京幾處房子，寧願過著清貧的生活。實際上，對自己喜愛之物的追尋，已經融入了收藏人生活的全部。想想，多少人為此無怨無悔風餐露宿?多少人為此不顧傾家蕩產如痴如狂?

一件這麼珍貴的蘇區紅色文物就這樣擦肩而過失之交臂，不能不說是與自己無緣。後來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這件珍貴文物，就在我與楊榮彬先生交談之後不久，被江西省興國縣文物局收藏了。這倒也使我感到欣慰，它畢竟被國家機關收藏起來了，比個人收藏更有益處。聽說興國縣領導對此事非常重視，組成由文博人員和黨史專家參加的課題研究小組，專門對該小冊子進行研究。在原贛州市委黨史辦副主任，著名中央蘇區黨史研究專家凌步機先生帶領下，對毛澤東會昌調查的小冊子內容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由江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管，老區建設雜誌社主辦的《蘇區研究》雜誌，2016年第6期刊登了題為《新發現的毛澤東調查報告﹤仁風山及其附﹥考析》一文。課題組通過查閱檔案資料，走訪當事人等方法，用一萬五千字的篇幅，考證了1930年4月毛澤東確實做過仁風山調查，並整理出調查報告《仁風山及其附近》;得出了《仁風山及其附近》記述內容屬實的結論;敘述了《仁風山及其附近》的歷史意義。

《仁風山及其附近》是一份中央蘇區歷史及地方黨史的珍貴史料。填補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調查研究內容空白，豐富了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和實踐。我雖然為失之交臂而後悔，更為興國文物局得到中央蘇區珍貴史料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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