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的延安之路

1944年的春天，華北聯大高中班的老師和學生從晉察冀根據地出發，艱難地奔赴延安。他們是一群充滿熱血的青年人，出發前，他們甚至沒有來得及向家人說一聲再見，只是託人帶個口信，或者捎一封書信，就開始他們人生當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旅程」。他們從阜平出發後，經盂縣進入山西，然後經過忻縣向西南而去，渡過黃河，經過綏德、清澗等地，最終到達延安。這個隊伍里有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穿著「時髦」的青年人，他就是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孫犁。

孫犁上小學的那年，正趕上「五四運動」的爆發，而上中學的時候又趕上北伐革命。在此過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時代的變化，對革命有了初步的認識。於是閱讀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關注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一些人的論戰，閱讀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驅者們的著作，再後來也閱讀蘇聯新興的文學作品……在回憶散文《在蘇聯文學藝術的園林里》中他寫道：「對於國外的優秀的文藝書籍，我讀得很少，在我讀過的這很有限的書籍裡面，俄羅斯和蘇聯的作品占著很大的比重。現在，已經不能說出，我最初接觸的那篇傳播著偉大的心靈的聲音的文章，究竟是一個什麼題目；但我記得，它是托爾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滿人道主義精神，能夠感動幼年心靈的非常成功的故事。」大量的閱讀讓孫犁比同齡人更早的成熟，更有遠見，也更深刻地看到了當時社會的弊端。

1937年9月，保定淪陷，孫犁每天都可以看到逃難的人群，他借農民之口發出了「就要亡國了嗎？」的感嘆。當初在同口鎮教書的時候，一位初中同學曾想要推薦他加入共產黨，但孫犁那時自認覺悟不高，一心想要讀書，又記著父親不讓他參加任何黨派的囑咐，所以沒有答應。家鄉淪陷後，冀中平原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幾乎每個夜晚都可以聽到亂槍聲。孫犁在《平原的覺醒》中這樣寫道：「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風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農民的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烈的。在敵人鐵蹄壓境的時候，他們迫切要求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時的孫犁選擇了抗日的革命理想，順應了歷史的潮流。「這一年的冬季，我穿著灰色棉袍，經常往返於我的村莊和安平縣城之間。由呂正操同志領導的人民自衛軍司令部，就駐在縣城裡，我有幾個過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當時我雖然還沒有穿上軍衣，他們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傳方面的工作。」

1938年初春，孫犁正式參加抗日工作，負責抗日宣傳方面的工作。他不僅用筆參加了抗戰，還參加實際工作，在晉察冀邊區的抗戰學院教書，主要講授抗戰文藝和中國近代革命史。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日軍將進攻重點轉向各抗日根據地，冀中形勢嚴峻。抗戰學院準備化整為零，分散工作。孫犁擔任隨軍記者。他沒有因戰火的紛飛、連年的奔波、艱難的生活環境放棄創作，而是用手中的筆記錄著革命戰士的動人故事。1942年冬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了晉察冀，對整個晉察冀邊區的文藝界影響很大。孫犁隨後被調到《晉察冀日報》當編輯，不久又被調到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高中班教國文。

正是身處在這樣的一個風雲變幻的社會之中，孫犁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走上了追尋革命理想的道路。當學院通知他要去延安學習時，他一點也沒有猶豫，一定要「到延安去！」

晉察冀距延安有幾千里遠，還要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這個要「到延安去」的小隊，每個隊員身上都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賣錢，以換取食用之資。為了安全，他們在路上還要時刻勘察敵情，行程必然會耽誤一些。若是沒有敵情，一天倒還可以走上六七十華里。由於隊中年輕人居多，隊里洋溢著青春的氣息，一路上說說笑笑，時常還可以聽到隊伍中的歌聲。他們走得雖然艱辛，倒也不覺得有什麼恐懼或者寂寞無趣。

孫犁初到延安，就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做研究生，後來在這裡任教。他在這裡結識了很多著名的文學藝術家和革命友人，並與他們結下深厚的友誼。這個時候的延安，剛剛結束整風運動，孫犁作為整風之後從敵後抗日根據地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搶救運動」，也沒有什麼思想上的負擔，在寫作上沒有拘束。他在延安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而愉快的日子。他在土窯洞里閱讀了大量的文學著作，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那時，延安正在開展著大生產運動，孫犁和同志們一起上山開過荒，種過地，甚至還修過飛機場，糊過火柴盒。當然，他也始終沒有忘記創作。他先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以連載的方式發表了《游擊區的一星期》，接著又在牆報上發表了《五柳庄記事》，後來在《解放日報》副刊陸續發表《殺樓》《荷花澱》《村落站》《麥收》《蘆花盪》等作品。

其中，影響最大、意義最深遠的自然要數《荷花澱》了。這篇發表於《解放日報》1945年5月15日的短篇小說，一經問世便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孫犁以樸實而秀麗的語言、單純而明凈的創作風格，給讀者吹來一股清新之風。《荷花澱》本身是戰爭題材小說，但作者卻別開隻眼，通過溫馨而瑣碎的日常生活場景突顯雖然身處戰爭、但依然景美人美的白洋淀，刻畫白洋淀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塑造美麗而善良的女性形象，說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畫也不為其過。

在孫犁心目中，這些女性形象是「沉靜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在柔軟的草地上流過，嬌羞地不露一點兒聲色，用身體溫暖著身邊的五穀，用乳汁保證了田園的豐收。」在小說中，孫犁並沒有著墨去寫男人女人們的外貌，動作的描寫也不多，他用散漫的卻又指向性很強的對話，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間，讓讀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那麼的鮮活。情感熾熱濃烈，在筆端之間像河水一樣汩汩流出，款款深情蘊涵於字裡行間，在平淡之中潛藏著濃厚韻味。

鍾嶸《詩品·序》有曰：「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孫犁小說中所蘊含的情感流淌在字裡行間，作者對詩性小說的追求浮出表面。他的小說總是如同散文一般，自然、優美、流暢、有靈性。這篇描寫抗戰題材的小說，雖然也有戰爭場面的緊張描寫，但它讓讀者更多感受到老百姓的機智和勇敢。殘酷的戰爭場面，在孫犁的筆下得到消解。

到今天，我們再來看這場論辯，它的時間已久，誰是誰非，早已被時間模糊了輪廓。後來，孫犁還十分懷念這場論辯，在《讀作品記(五)》中他這樣寫道：「……那時大家都在年少，為了抗日這個大目標，告別家人背井離鄉，在根據地，共同過著艱難的戰鬥生活。任何爭吵，都是一時激動，衝口而出，並沒有任何私心雜念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內。非同十年動亂之期，有人為了一點點私人利益，大賣人頭，甚至平白無故地傷害別人的身家性命。」

孫犁在「聖城」延安生活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但卻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荷花澱》等一系列作品。孫犁離開延安後，他創作的長篇小說《風雲初記》、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及後來的一系列散文，都保持著他延安時期形成的一貫風格，用風情畫一樣的詩性故事來歌頌讚美偉大的勞動人民。

多少年過去了，人們總會記得那似詩如畫的白洋淀，鋪天蓋地的蘆葦叢，一陣微風吹過，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樣高高低低地起伏。而發生在白洋淀里的故事，同樣也讓人不能忘卻。我們可以從細微而渺小的事物中，體會到那些平凡人物所表現出來的不平凡故事，強烈地感受到孫犁這位可親可敬的革命作家對家鄉、對祖國、對人民深厚的愛。【來源：中國作家網】

當意識形態與人性完美結合

（田永麗）

孫犁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有他自己獨特的文學主張：即對「真實性」的尊重。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我鑽在洞里的時間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時間也好，在菜園裡夜晚散步的時間也好，我覺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鋪的翠綠的田野里，有著偉大、尖銳、光耀、戰爭的震動和聲音，晝夜不息。生活在這裡是這樣充實和有意義，生活的經線和緯線，是那樣複雜、堅韌。生活由戰爭和大生產運動結合，生活由民主建設和戰鬥熱情結合，生活像一匹由堅強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織造著的布，光彩照人。」(《游擊區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活情緒》)因此，在他的小說中也忠實的實踐著他這一主張：他的小說遠離當時奉行的宏大敘事，採用獨特的個人化視角，以人物身上具有的美好人情人性為線來結構全文，注重戰爭的日常生活化，表現的是普通人身上的淳美人情和人性，避免了對烽煙瀰漫、戰火連天的戰鬥場面的刻畫，從而給極度緊張恐怖的戰爭年代留有一方溫情的凈土。孫犁極具人文關懷，著眼於對理想人情、人性的弘揚和讚美，然而，這種主體的理想人情、人性是與當時的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即「抗戰」分不開的。二者之間具有緊密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一方面，意識形態對人民大眾的「詢喚」作用。在當時的革命大背景下，革命者包括八路軍等人民軍隊，已經擔負起了抗日救國、救民的重大責任，他們通過宣傳、說教等方式讓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大眾自然地接受了抗戰理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抗戰救國已經上升為全民的意識形態)。這種形體的功能在於把勞苦大眾「詢喚」為革命的主體，使其臣服於這種主流意識形態。通過「詢喚」，意識形態剔除了主體對「革命」的不滿因素，使主體產生積極的參與感和極大的榮譽感，(以此換取不同程度的安全感)自動的表現為革命的主動者，而絕非被動者，從而將參與革命變成了意識上的自覺。於是，深受革命意識形態影響，有著共同抗戰目標的軍民之間的心理和行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一致。

另一方面，軍民之間情意的相互交織與糾纏，以及民眾對當時「抗戰」這種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動接受。在那個極度緊張的戰爭年代，人民遭受戰爭之苦，早日獲得身心安全與自由已經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因此，革命也便自然的成為社會的主流，全體人民心連心共同抵禦敵人也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有著共同災難命運和反抗意識的軍民之間達成某種共識與統一，即「反抗日軍，爭取勝利，獲得自由」，並且建立了穩固的階級情、戰友情。全民參與戰鬥的思想意識也就毫無條件的深深地植根於每個社會成員心中。

可以說，人們接受「抗戰」意識是一種不自覺的無意識主動接受。「自從弗羅伊德以後，許多哲學理論都把無意識看作我們個性的核心，是我們天性的產物。而阿爾都塞卻論證說，我們的無意識也是意識形態性的。意識形態從外部構築了我們的『本質』和自我，因此我們所謂本質的自我不過是一種虛構，佔據它的位置的實際上只是一個擁有社會生產身份的社會存在。」「事實上，我們是依賴於教育我們的語言和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的身份，來成為一個主體。」(《路易·阿爾都塞《列寧與哲學》)正是在這樣一種無意識的抗戰意識下，人民群眾、普通老百姓才能夠從內心深處把抗戰當作己任，並且義無反顧地付之於行動當中。

正是通過意識形態對主體的「詢喚」和主體毫無條件的主動接受，再加之人性原本的美與善，才會使孫犁小說中的人物散發出人情與人性的光輝：軍民之間相互尊重、鼓勵、支持和幫助著對方，甚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這樣，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故事便在這裡發生，一份份感人肺腑的軍民情深入人心：如小說《碑》中的一家三口，趙大娘「好說好道好心腸」，她日夜盼望著八路軍戰士能到家裡來，他們幾天不來趙大娘便開始念叨，當聽到八路軍戰士剛來便要走時，「大娘簡直是求告他」吃一點東西再走；趙大爺不顧生死安危，冒著嚴寒之夜撐船將八路軍戰士送過河去；而小菊則毫不留戀地把自己心愛的準備過年穿的棉衣拿出來給八路軍戰士穿，當得知20個八路軍戰士只剩兩個人時，他們全家都處於了一種極度的悲憤之中，更增加了對敵人的憎恨之情。

《蒿兒梁》中年輕的婦救會主任和她的丈夫，細心、熱心地幫助楊純醫生照顧傷員、轉移傷員、保護傷員的事兒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這種情感當然不能排除人們內心本真的善引發的溫情，但這更是與那個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環境分不開的。要戰爭，要革命便會有流血犧牲、慘重傷亡，於是，憂愁、悲傷、痛哭、恐懼、傷殘、血腥、苦難等種種悲劇性情緒，便會「割不斷扯不盡地將文學牢牢地纏定。即使是一些喜劇性作品，也在骨子裡暗含了悲劇性情愫」。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孫犁小說中雖寫到了革命，也有一些流血犧牲，卻毫無悲涼凄慘之感，這正應和了孫犁《論戰時的英雄文學》中的話：「我們要不要悲壯的東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可以挫傷我們的鬥志，但悲壯的作品卻可以激發人們的健康的戰鬥的感情。」(曹文軒(《二十世紀末文學現象研究》)因此，孫犁作品中崇尚的是普通人們內心充滿的積極樂觀向上的情緒。這種「樂觀」在女性身上表現的最為明顯：她們大都樸實、勤勞、熱情、堅強、善解人意、覺悟高、對勝利充滿信心，並且積極配合人民子弟兵抗日，絕不拉後腿。這些女性成為崇高、優良品質的載體，給予了作家深切的人文關懷。作品中善良、熱情、樂於助人、對人民子弟兵如同親人一樣的《碑》中的趙大娘；堅韌、剛強、積極向上者如《荷花澱》《囑咐》中的水生媳婦；開始對丈夫充滿懷疑、怨恨，知道實情之後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並且變得自立、堅強，寧用死來保全人民子弟兵安危的淺花(《「藏」》)；年紀輕輕便做了青婦部長，領導婦女積極配合子弟兵搶收麥子，並且內心誠懇熱情、思想進步的二梅(《麥收》)……這些女性身上散發出的是至高無上的人性的光芒。

當然，孫犁作品中也有對落後分子的批判。他在處理正反面人物時，採用了道德政治化的手法：《光榮》中的原生媳婦小五，自私自利，不但不理解丈夫的革命行為，相反還背晦丈夫，埋怨丈夫讓自己守寡，對於這樣一個落後分子，孫犁在她的相貌上也做了處理，「媳婦的眼皮和臉上的肉越發搭拉下來。這個媳婦並不胖，可是，就是在她高興的時候，她的眼皮和臉上的肉也是松卷的搭拉著」。按民間說法，好人面善相，而壞人則一臉的「橫肉」，原聲媳婦便屬於後者了。而作者對於秀梅的刻畫就不同了，她心地善良、樂於助人，而且大公無私，主動承擔了照顧原生父母的擔子，卻把自己的婚事放在腦後。這一寫作方法顯然能給讀者留下充足的道德評判空間。可以說，這種「樂觀」情緒也是與抗戰主流分不開的，他們已經被一種預期的勝利深深地浸染著，並且能夠將這種情緒持續下去，全然忘記了「痛苦」是什麼。

我們說，孫犁雖善於刻畫女性形象，但他有意忽略女性所特有的性別意識，即在小說中，女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性別意識的缺失，包括愛情意識。在這些女性心目中，丈夫已經不僅僅是自己的伴侶和配偶層上的意義了，而更是戰友、同盟，在他們之間更為鮮明的是一種階級情意。正如前所說，全民已經被「革命意識」所環繞，夫妻之間也不例外，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奮鬥目標，那便是擊敗敵人，贏得國與家的安寧與和平。因此，夫妻之情在文中便表現的極其淡薄、渺小，夫妻組建起的小家庭的和睦與安危已經遠遠比不上由全體人民共同構成的「國」的共同體的安危、和平重要了。

換言之，女性對於革命勝利的嚮往和渴望已經遠遠超過了她們對於「愛情」的渴望，她們對於男人的依賴心理及感情的細膩敏感等意識可以淡化甚至完全被湮沒。於是，「在他們，沒有人談論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慶幸沒死，他們是：死就是死了，沒死就是活著，活著就是要歡樂的。」這種心理或是情緒造就了革命的情緒。「假如要研究這種心理，就是他們看的很單純，而且勝利的信心最堅定，因為接近敵人，他們更把勝利想的最近，知道我們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勝利，最好是在今天，在這一個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掃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慘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變成一個歡樂的新天地」，「由勝利心理所鼓舞，他們的生活情緒就是這樣」(《人民的生活情緒》)。正是這樣一種樂觀的情緒，再加上純善散發的溫情以及與人民子弟兵濃厚的感情相交織，讓這些女性身上綻放出最為壯美、永不凋零的人性之花。或許，正是這種忽略，才讓女性美好的品德在以國家為重的大前提下得以彰顯。

正是在當時「抗戰」意識的影響、人性本有的善與美，再加之孫犁獨特方式的表達，理想人情與人性便被完美刻畫，孫犁小說中的人物也因此成為至善至美的象徵。這不僅給予「弘揚革命與英雄高於一切」的環境一股清涼之風，即使在現代這個各種文學風行的時代也同樣能夠帶給人心靈的震撼。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7期，摘自2014年11月24日《文藝報》】

註：本公號所推送的文章如侵犯到原作者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繫（『進來撩』欄中的聯繫我們），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內刪除。所推送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公號觀點，請和諧留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