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無赦：一戰中被軍法處決的英軍士兵及爭議

原創 駱藝 | 崎峻文化 崎峻軍史周刊

前 言

「那個場景實在不堪回首，我至今心有餘悸，10個因為各種原因從前線逃跑的戰友被挑出來槍決，他們抖似篩糠。」歷經大半個世紀後，英軍的一名執行軍法的老兵回憶起他在一戰時所扮演的角色，依舊無法自已。

1914年8月，當英國遠征軍（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在戰場上與德國人開始短兵相接之時，他們都知道，在背後有一系列致死的嚴刑峻法在督促著他們：叛變、膽怯、自殘、抗命、逃亡、在哨位上睡覺或酗酒、毆打軍官、在敵人面前丟棄武器、無令脫崗、放棄陣地、幫助敵人，這些行為都會讓他們挨上自己人的子彈。

幾乎在第一時間，這些「必殺令」就發揮了作用。在參戰的頭35天里，一位名叫海格特（Highgate）的英軍二等兵就吃了執法隊的槍子兒，這名士兵年僅17歲，因為在1914年8月23日的蒙斯戰役（Battle of Mons）中當了逃兵而被處決，當時他的戰友正在這場大屠殺中掙扎求活，沒有一個人為他的遭遇辯護，因為他的營已經在這場戰役中全軍覆沒了。

類似遭遇的還有名叫詹姆斯·克洛澤（James Crozier）、赫伯特·博登（Herbert Burden）、亞伯·貝維斯丁（Abe Bevistein）這些英軍士兵，他們甚至更年輕，才16歲，也因為戰時開小差而死在了自己人槍下。

■ 上圖是一戰中一名被自己人槍決的士兵。

軍法冷酷

英軍的戰地軍事法庭（Field General Courts Martial，簡稱FGCM）負責對違法士兵進行最嚴厲的指控，而根據軍法手冊中的「程序規則」中規定，一個戰地軍事法庭最少應由3名軍官組成，其中負責的至少應是少校軍銜。

被指控的士兵有權利尋找代理人，而後者應為該士兵所在營的軍官。在檢方對案情做出陳述後，被指控者有權提問檢方的目擊者、做出陳述、傳喚己方的目擊者。接下來，軍事法庭會閉庭考慮判決。如果判決結果為無罪，則立即宣判。如果判決有罪，為慎重起見和考慮緩刑，法庭會就被告的個人品格進行取證，並聽取任何可能緩刑的意見。死刑判決必須一致通過，且由被告所在戰區的總司令確認方可生效。

一旦做出判決，這份文件將會根據指揮鏈逐級傳到被告所在旅、師、軍、集團軍指揮官手中，讓這些指揮官提供是否減刑的意見。軍法官確保每一步程序都合乎條令，而判決的最終決定權在總司令手中。

■ 上圖是一戰中，等待挨自己人槍子的一名英軍士兵。

槍下幾縷孤魂？

一戰期間，英軍及英聯邦軍隊共處決了346人（另有說法為306人），其中包括25名加拿大士兵、22名愛爾蘭士兵和5名紐西蘭士兵；澳大利亞是唯一一個反對槍斃自己士兵的英聯邦國家，一戰時期共有129名澳大利亞士兵被判處死刑（包括119名逃兵），但並未執行。而法國大約槍斃了600人，比利時13人，德國48人。需要注意的是，一戰期間，德軍的逃兵有15萬人，大部分都跑到中立國荷蘭、瑞士和丹麥，被抓回的逃兵不超過18人，都被槍斃掉了；與之相對比，二戰時期德軍槍斃了1萬名逃兵。另外，1917-1918年間，美國遠征軍也以逃兵的罪名判處了24人死刑，但也並未執行。

並非總是對「怯懦」處於最嚴重的軍法。一戰時期，英國遠征軍共有24萬個軍事法庭，並判決了3080例死刑，但實際得以執行的只有346例。而這3080例死刑判決中，只有551人的罪名是「怯懦避戰」，而這其中只有18人被處決。也就是說，大約90%的死刑犯被赦免了。那麼，剩下10%的倒霉蛋是因為什麼而挨槍子兒的？

■ 上圖是1917年在凡爾登，一名被處決的法軍士兵，其罪名據說是開小差。

■ 上圖是1918年6月3日，因為違犯軍法而被槍決的比利時士兵阿洛伊斯·沃爾伯特（Alo?s Walput），年僅21歲。

分析記錄表明，決定判決最終結果的因素，通常與案件的是非曲直無關。任何被定罪的人，如果在其上級眼中都是爛泥糊不上牆的孬兵，那麼很可能就等著最後一槍。如果他的死刑被認為對於維護軍紀尊嚴來說是必要的，那麼他的命運也是可以預見的了。一戰中第二名被處決的英軍士兵便是這一例子。

1914年9月，這名士兵身處於前線的一條被敵軍炮火覆蓋的戰壕中。當時，一枚炮彈在他附近爆炸，他的2名同袍負傷，而他幸運地毫髮無損。不過，他卻轉身脫離戰壕向後方逃跑，他的軍士長問他要去哪，他謊稱自己負傷了。直到6天後，他才歸隊。

後來在軍事法庭上，他沒有對他的行為做出解釋，也沒有提出任何辯護。他所在軍的軍長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建議執行死刑，以樹立一個「面對敵人時膽小怯懦的下場」的典型。與絕大多數英軍指揮官一樣，黑格將軍認為，如果這類行徑沒有受到嚴厲處罰，那也就在無形中鼓勵別人有樣學樣，英軍的軍紀就會崩潰。

無獨有偶，英軍准將奧唐納（H O』Donnell）在對與之類似的兩起死刑判決提出意見時也寫道：「為了給營中的其他人樹立一個『榜樣』，這個判決很有必要。」——雖然他對此案中的證據報以懷疑。

為了維護軍紀尊嚴，哪怕是軍官也會成為需要嚇唬猴子而被殺掉的那隻雞。有大量證據表明，在1916年11月進攻博庫爾（Beaucourt）時開小差逃跑的英軍埃德溫·戴特少尉（Edwin Dyett）之所以被處決，只是為了平息軍中的不安情緒，雖然軍官因為此類罪名被槍斃的人數遠低於士兵——僅有2人。

■ 上圖是1916年在博庫爾之戰中違犯軍法而被處決的埃德溫·戴特少尉，他是一戰中被槍決的極少數軍官之一。

橡皮圖章法庭？

許多人認為，軍事法庭經常是出於軍事需求便不加審查地判處死刑。1915年1月15日，英軍頒布了第585號常規令，其中闡述，除非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無辜，否則被告都被預先假設有罪。即是說，無罪推定在這裡並不存在。

1916年夏，隨著戰爭進入關鍵時期，英軍所有上尉及以上軍官都被告知，一切被指控「怯懦膽小」的案件都要判處死刑，哪怕是有醫學上的原因也得不例外。因此，軍事法庭並不去關注士兵為什麼沒有履行職責，更不用去考慮所謂的醫療因素，只看其是否違犯軍法。

■ 上圖是1916年8月12日，年僅19歲的英軍二等兵約翰·班內特他（John Bennett）因為「膽小怯懦」的罪名被槍決，他僅參軍6個星期。也有人懷疑，這不過是一場做做樣子的處決，因為旁邊的旁觀者看起來異常輕鬆。

但是，醫學上的因素還是存在的。1915年，英國心理學會的查爾斯·邁爾斯博士（Charles Myers）在公開發行的刊物上首次確認了「彈震症」的存在，這種心理疾病又稱為「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PTSD）——至戰爭結束時，英軍中有8萬例因此症而死的病例。

但是，除去最極端的因素，當時很難證明一名士兵患有此症，而且，很多人認為這不過是懦夫為自己所找的借口。因此，這種冷漠的態度存在於很多軍醫之中，一名英軍軍醫曾記錄：「我去參加了審訊，並決定不為他提供幫助。因為我恨他這類人——我衷心希望他挨槍子兒。」另一名高軍銜的軍醫也解釋說，如果他把恐懼死亡作為個人健康狀況予以開脫，那麼所有人都可以獲得「免死金牌」。

■ 上圖是1917年在比利時伊普爾（Ypres）附近的一個澳大利亞前線急救站里的澳軍傷員。注意左下角那名目光茫然的傷兵，他就是一名「彈震症」患者。但是，當時這種癥狀並不為軍隊所重視，也很難確診，患上此癥狀的士兵很容易被以膽小避戰的罪名受軍法懲處。

殺雞能否駭猴？

對於死刑的震懾作用是否有效這一觀點，意見不一。

一些人指出，一戰時期，英軍從未被打敗過，而是戰鬥到最後一息，他們引用己方軍官和德國人的說法來證明這一點。但這並非軍法嚴酷的原因，而是其本身的頑強堅韌。

而與英軍相比，法軍則要遜色得多，法軍在一戰中同樣實施嚴酷軍法，被軍法處決的人數幾乎是英軍的兩倍，但這也無法阻止法國人在1917年春天時搞了一場大兵變；義大利軍中被處決的士兵也與法國不相上下，但即便如此，也沒能阻止意軍士兵逃亡的風潮，以及意軍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戰役（Battle of Caporetto）中的大潰敗。

■ 上圖是1917年，一名義大利士兵站在一名被處決的同袍面前。

重要的是，二戰中也顯示出同樣的數據記錄。在1939-1945年間，英軍沒有士兵死於軍法之下，但在6年的戰事中，這支徵募而來的軍隊即便沒有嚴酷軍法的維持，依舊保持著忠誠和凝聚力。

實際上，一戰英軍內部嚴酷的軍法主要來自社會階層的劃分和偏見。在1914年時，英軍的軍官階層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愛國主義和身體素質持以巨大的保留意見，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工人階級都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影響，只有國際共產主義理想而無家國觀念；而且，他們的身體也因為貧民窟的生活而羸弱不堪。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通過嚴酷的軍法來維持軍紀和戰鬥力。

神經病犯法，與民同罪

在英軍的普遍看法中，心理問題不是「問題」，因此，醫學方面的意見可以不被接受。1916年2月，一例被處死的英軍士兵的案件恰好證明了這一點：這名駐紮於後方的非戰鬥人員射殺了同屋的一名戰友。

在這一案件的訴訟的任何一個階段，檢方都沒有考慮到違法動機，被告也提出他的行為具有不可解釋性。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事先預謀不軌——雖然這是任何謀殺案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庭也沒有就此案做出法律條文方面的澄清。

然而，被告告知法庭，他的母親被關在一間精神病院里，他認為自己也是精神病。但是，法庭沒有任何考慮檢查他的心理健康的意思，直接判處他死刑。

在同一個月里，又發生了一起類似案件：一名下了崗的英軍下士酒後射殺了一名一等兵。儘管目擊者對被告的心理健康提出懷疑，證明他在很多場合都是精神混亂的，但是軍事法庭在判處他死刑之前都沒有尋求醫學上的意見。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之間的幾個月間，至少有23名英軍士兵因為精神不穩定被槍斃。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一名21歲的倫敦仔，他的軍官聲稱：「這娃對自己的行為完全無法負責，他應該在一間精神病院里被縫上嘴。」不過，軍事法庭在判處他死刑前，沒有就此進行醫學方面的確認。

■ 上圖是1917年英國拍攝的一部電影中的片段，一名因為「彈震症」而精神不正常的英軍士兵。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戰時期在英國皇家維多利亞醫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中，18名患有「彈震症」的英軍士兵痛苦而不正常的舉止，及接受陸軍皇家醫療隊的神經病學家的治療的故事。在前線，很多表現精神不正常的士兵都會有被處決的危險，畢竟他們一旦發起癲來，會危及戰友。

勇士一樣挨槍子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很多被處決的都是勇敢的戰士，他們以無畏的勇氣戰鬥，直到在他們的戰鬥意志在無法忍受的痛苦的壓力下崩潰。

在1916年的最後幾個月里，英國遠征軍中有24個被處決的士兵便屬於這一類人。他們都是長期服役的老兵，許多人明顯受到戰爭創傷的影響而痛苦不堪。其中一個人被他的上級認為是團里最好的士兵，而且舉止極為端正，行為無可挑剔。在1915年12月的戰事期間，一枚炮彈在他眼前爆炸，被炸死的戰友的腦漿飛濺了他一臉。此後，他的舉止明顯發生惡劣變化，5個月後，他做了逃兵，從而被判處死刑。

對此，作家洛德·莫蘭（Lord Moran）在《解剖勇氣：一戰戰爭心理影響典例研究》一書中試圖對士兵在現代戰爭的壓力下的反應做出解釋，他認為，在戰爭的壓力下，勇氣是非常脆弱的「商品」，很容易化為烏有。他以兩年半的英國遠征軍步兵營醫務官的工作經驗為基礎，認為勇氣不過是一種意志力，究其本質而言，不可能「無限續杯」，一個小小的傷口可能就會成為壓垮一個人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一名士兵在負傷後，他會對自己的死亡幾率變得格外敏銳，這會使他對恐懼的心理抵抗力直線下降。軍事法庭的記錄也證明了這一點，從醫院回到前線的人有很大比率做逃兵。

■ 上圖是1916年索姆河戰役期間殘酷的戰場。長時間身處這種環境下，士兵們的勇氣和意志很快會消滅殆盡。

另一方面，勇氣也會由於長期持續的壓力而逐漸消竭。爆炸、日晒雨淋、飢餓、缺少睡眠、小毛小病、對家人的擔心——所有的這些因素都能夠消耗一名士兵的勇氣。莫蘭堅持認為，一個人的勇氣都是有「限額配置」的，一旦耗盡，他的意志就會崩潰。

支撐這一觀點的明顯例子是1917年一名因為開小差而被槍斃的英軍士兵的案例。這名士兵是第一批抵達法國的英國遠征軍中的一員，他在戰爭中一直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氣，直到負傷並躺在無人區飽受5日5夜的煎熬。此後，大家都認為他彷彿變了一個人，他向軍事法庭陳述，他的「神經完全崩潰了。」然而，這種說法，以及他過去的良好記錄也無法將他從行刑隊的槍下拯救出來。

■ 戰爭和死亡的巨大壓力能使人崩潰，再勇敢的人也撐不了多長時間。

儘管有著這些沉痛的例子，但很多人對此同情心缺缺。《盲目和孤獨：一戰中的英軍死刑》一書的作者之一凱瑟琳·科恩斯（Cathryn Corns）調查了306分軍事法庭的判決記錄，說道：「判決書中，被槍斃者的違法細節遠超過可減輕處罰的情節，其中的比率大概為6:1。很多人都是多次開小差的老油子，且沒有患『彈震症』的跡象。如果對這些人進行重新審批，那麼大多數將毫無疑問地再吃一次槍子兒。」

凱瑟琳的另一名合著者、英軍前情報軍官和軍事歷史學家約翰·休斯-威爾遜上校（John Hughes-Wilson）對此也表示贊同：「我們不能按照今天的標準來判斷我們祖父一輩的行為。」他指出，一些被處決者是犯有嚴重罪行的。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戰爭研究學教授勞倫斯·弗里德曼爵士（Lawrence Freedman）提出一個觀點：「你必須把它放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將軍們需要說服大多數人去死。在這種背景下所作出的行為都不會是不合理的。」

另一名軍事史學家、《每日電訊報》的前編輯約翰·基根（John Keegan）則提道：「一些人，無論正確與否都被槍殺了……即使現在翻案，確認他們是被錯誤地判決或錯誤地處決，也無法改變既成事實。」

■ 上圖是英國人重演一戰時期槍決自己同袍的場景。

後 記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槍決士兵的案例造成了英軍士兵的大量不安，並引起議會質疑。1930年，英國出現了一場廢除因為戰時開小差而判處死刑的運動。

那些審查一戰時被處死的士兵的案件的人，大多數都認為死者值得同情，並不認同當初英國陸軍和英國政府使其污名化的做法。

即使是在由英聯邦戰爭公墓管理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的佛蘭德斯（Flanders）和索姆省的戰爭公墓中，這些在一戰中被處決的英軍士兵也和他們的陣亡戰友同眠一處，並沒有被挑出來打上另類的標籤進行安葬。這也意味著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這批人也被承認不應受到歧視。

1998年，很大程度上由於「反槍斃」運動（Shot at Dawn campaign）的抗爭，英國政府承認一戰時期被槍決的士兵屬於受害者，但並未赦免他們的罪行。運動參與者對此並不滿意，爭論當時的軍事法庭是正義的恥辱，因為這些被槍決的人中，很多都沒有代理人維護其利益，也沒有得到醫學檢驗。

這場運動在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Royal British Legion）的支持下繼續發酵，2000年，協會還邀請這些被處決者的後人參加陣亡將士紀念日（每年11月11日前的星期日）在倫敦和平紀念碑前的遊行活動，與他們同一隊伍的，還有一戰的倖存者。2001年，一座紀念被處決士兵的紀念碑樹立於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國家紀念植物園（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中。

最終，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2006年8月，英國政府宣布，將以道德的理由赦免一戰中被行刑隊槍決的英軍士兵；很快，2006年10月31日生效的「武裝部隊法案」（Armed Forces Act）於同年11月8日正式赦免了1914-1918年期間英國和英聯邦軍隊中被處決的士兵，以法律形式消除這些人在戰時記錄中的污點。不過，對他們的判決，依舊沒有消除。

■ 上圖是2001年樹立於英國國家紀念植物園中的反槍斃運動的紀念碑，紀念一戰中被處決的英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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