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如何試圖廢除漢字的

照常識講，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是適應語言而創造出來的。中國以表意為主的文字，是和我們一音一義的語言特性不可分。

日本和中國，在語言上屬於兩個不同系統；他們的「假名」，是適應他們自己語言所作的表音符號；他們大量使用漢字，是在吸收中國文化中所積累的現象。

就他們語言的本身說，是不太自然。所以在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前島密氏已經向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廢止漢字之談。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成立的「國語調查委員會」，也認為「文字應采音韻文字，調查假名與羅馬字等的得失」；換言之，以表音字代替漢字，是他們的預定目標。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十一月，日本政府接受佔領軍統帥部應廢棄漢字，采表音字的勸告，公布了一千八百五十個漢字的「當用漢字表」，決定了「漢字使用的範圍」。其基本用意，是把限制漢字的使用，作為廢棄漢字的第一步。這並非完全出於被佔領下的不得已的行為。

「當用漢字表」公布通行後，日本社會各方面，發出了許多不滿之聲。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第二期國語審議會，對應此種情勢，整理出了一件「當用漢字表補正資料」，新加入二十八字，但從原表中也減去二十八字，使總字數保持不變。

因為若加多一字，便破壞了「當用漢字表」本來是以限制漢字為目的的精神。若減一個字，便表示進一步趨向廢棄漢字，會引起另一方面更多的責難。

但這是一種相持狀態，需要得到切合實際的解決。

於是第十二期國語審議會根據國立國語研究所在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所作的九十種現代雜誌用語調查，五十一年（一九七六）所作的《朝日》、《每日》、《讀賣》三大報紙，在一年間的用語調查；加上過去的資料，及一九七六年三月新聞協會編輯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加以詳細分析研究後，在今年（七七）一月二十一日，向文部省提出了「新漢字表試案」。

預定此試案公開後，經過兩年各方面的批評、討論、修正後，再由政府公布，使其成為定案。

「試案」在前言中，認為「當用漢字表」推行以來，減輕了國民的讀和寫的負擔，印刷時也較為便利。

但也帶來了國語表現受到束縛，甚至引起混亂。即是熱心限制漢字的人們，只想到把漢字改為假名，語言的自身並沒有改變。

但他們過於忽視漢字以形表意的作用與機能，例如若把「試案」兩字，改用「シアン」的假名便使人無法理解。所以他們根據漢字各字的使用率、造語力及在概念表達上的需要等三個原則，對照所收集的資料，作了一字一字的審查。

上面三原則中的所謂「造語力」，是指一個字會造出其他的重要辭彙；例如由「嫌」字引出「嫌疑」、「嫌惡」等，此即是「嫌」字的造語力。

所謂在概念表達上的需要，是指某概念，必用漢字表達而始可一目了然；例如前所指出的「試案」二字。經過這樣審查的結果，較「當用漢字表」，新采入了八十三字，1709 漢字在日本的考驗同時從「當用漢字表」中剔除了三十三字；兩相加減，實增加了五十字，而成為一千九百字。

「當用漢字表」實行了三十一年後，經過調查研究的結果，終於承認了漢字在日本國語中的重大意義，在日本社會生活中的重大意義，否定了走向全部表音的方向這是漢字在日本所受考驗中的勝利。

在三十一年前公布「當用漢字表」時說：「為了書寫現代國語，茲定漢語使用的範圍如下表」。所謂「範圍」，即是「限制」。但是此次提出的一千九百字的「試案」，只認為這是作為法令、公用文書、新聞、廣播等寫一般社會生活文章時的「目安」。

「目安」，是指一種「概略性」的標準；他們不用「標準」兩字而用「目安」兩字，是避免由「標準」兩字而來的限制性；說明寫文章時，並不是不可以使用「試案」表上所沒有的漢字。並且未干涉到科學、技術、藝術及其他各專門分野，各特種場面及私人所使用的漢字。

又規定，除了極流行的以假名表現漢語者外，不要把漢字和假名夾雜在一起來表現一個漢語。例如「冶金」不可寫作「ヤ金」；「駐屯」不可寫作「駐トン」。此時即使用到表上沒有的漢字也沒有關係。總之他們把表達能力置於第一位，因而把漢字使用的自由，大大地放寬了。

漢字與日語，本是不相對稱的。但隨漢文向日本的流入，漢語也隨之流入，構成日本國語中的一部分，例如「先生」、「學生」、「學校」、「教室」等，都是漢語；漢語只有用漢字才表達得清楚。

其次，漢字本身是挾帶著豐富的文化而流入日本的。漢字的廢除，使由漢字所挾帶的文化，也歸於模糊，社會生活將陷於枯窘，這是莫大的損失。

還有，因漢字的以形表意，對許多概念，較表音字表現得比較清楚，這是日本人經過三十一年的試驗所體認出來的。所以漢字實已與日人的血肉連在一起。

漢字在日本所受的考驗，應當對我們許多自以為進步，而實系淺薄無知的中國人，應有若干啟發的意義。

語言文字，本是在歷史中演變的；其生滅繁簡，都是為了適應社會生活。但一個民族，在語言上，已經有了許多萬年的積累，在適應語言的文字上，已經有了幾千年的積累時，便形成了他們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在演變中有不可變的大規律、大方向，否則此民族便不能作為一個集體力量而生存下來。

由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應當吸收西方文化，應當學習科學先進國家語言，這一點誰也不會反對。

但我們現代化的失敗，許多知識分子，不從專制遺毒中去思考此一問題，不從知識分子自身的學習精神與造詣程度中去思考此一問題，不從升官發財、奔競角逐的無恥士風中去思考此一問題，更不了解，任何語言文字，是隨著文化的提高而得到刺激，得到充實、豐富的。

語言文字和文化是互相影響，並不是語言單方面限制了文化。一個成熟了的語言文字的自身，永遠是向著有意義的一切文化，敞開大門的。卻把一切不進步的罪惡歸到我們的語言文字上。

錢玄同在學問上是一無所知的人，因他提出不僅要廢棄中國文字，並且要廢棄中國語言，因此而一夜間成了大名。此一傾向，分別由胡適學派及中共吳玉章們所殊途同歸。

於是把我們由於語言特性所製造出來的表意文字完全廢掉，改為羅馬或拉丁的表音文字，認定這是我們進步的必然歸結。表意文字，是定安性較強的文字；我們得此一文字之力，而溝通了綿邈的古與今，融合了廣大的東與西、南與北。

今欲一旦舉而去之，使我們廣大的人民，還原為文字未成立以前的意識混亂，生活孤立，古今不相及，東西南北不相通的狀態。這比南北韓的英雄好漢，命令便把他們所傳承的漢字取消了，還要偉大得多。但南北韓的英雄好漢們的文化水準，有什麼方法與日本的文化水準作比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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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觀，後由業師熊十力改名「復觀」，取義《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徐復觀全集》收錄先生全部學術專著、散篇論文以及譯著，涵蓋政治、思想、藝術、文學等眾多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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