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經莊嚴論修學疏》梵文殘葉的發現

葉少勇 / 文

《大乘經莊嚴論》（Mahāyāna-sūtrāla?kāra），又稱《大乘莊嚴經論》，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根本論典「彌勒五論」之一，存漢譯（波羅頗蜜多羅譯，T 1604）和藏譯（D 4026）。關於其作者，各種文獻的記載很不一致。現在學界一般認為，其本頌（kārikā，後簡稱《莊嚴頌》）為彌勒所作，釋論（bhā?ya，後簡稱《莊嚴釋》）為世親所作。該論偈頌以梵語文學的莊嚴體寫成，分24品共860餘頌，成立大乘為佛說，宣示大乘殊勝，顯揚大乘奧義，述舉法門要領，內容相當廣博，也有涉及如來藏思想。

名詞解釋：瑜伽行派

三四世紀之際，大乘佛教出現了《解深密經》、《阿毗達磨大乘經》等一批宣揚唯識理論的經典，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佛教哲學思想日趨深化細化，以瑜伽行派（Yogācāra）為代表，經院之風勃興。

瑜伽行派相傳為彌勒所創。據說彌勒曾為釋迦弟子，現在兜率天宮，久遠未來之際當下生成佛。有眾多論典署名為彌勒，有學者認為是託名，也有認為4世紀時確有名為彌勒的論師，但已很難考定。署名為彌勒所著的《瑜伽師地論》是該派最重要的論典。

瑜伽行派代表人物是無著、世親兄弟，西北印度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人，活躍於約5世紀的笈多王朝後半。二人都在有部出家。據傳無著先修小乘空觀而不能滿足，後修彌勒觀入兜率天，親得彌勒傳授。

瑜伽行派傳到中國後，曾形成地論宗與攝論宗。玄奘也主要譯傳和弘揚瑜伽行派，形成了法相宗。

上世紀初法國學者烈維（Sylvain Lévi）在尼泊爾首次發現了《大乘經莊嚴論》的梵文寫本，並於1907年校訂刊行。烈維所依據的梵文寫本抄寫於1677或1678年，其第2品中有一葉缺失，一葉《辯法法性論》混而代之，導致烈維刊本的第2品第4頌至第11頌及其注釋缺失。

烈維校勘的《大乘經莊嚴論》的梵文本

其後至今，在尼泊爾又新發現了8部《莊嚴釋》和一部《莊嚴頌》梵文寫本。遺憾的是，這些寫本都沒有包含烈維本中所缺的偈頌部分。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整理北京大學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收藏的西藏梵文貝葉經的縮微膠片。2012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第5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上，筆者公布了一批從第15-17函中新比定出的梵文寫本，其中有一批以夏拉達字體（?āradā）書寫的貝葉，包含一部題作《經莊嚴論修學疏》（Sūtrāla?kāraparicaya，後簡稱《修學疏》）的梵文殘本。

（局部）

名詞解釋：西藏梵文貝葉經

梵文貝葉經，即梵文寫本，多抄寫於貝多羅葉之上，由此得名。

藏地自7世紀佛教初傳便開始從印度、尼泊爾大量輸入梵文抄本展開翻譯事業，此後直至佛教在印度本土滅亡，寫本仍不斷輸入。翻譯階段結束之後，梵學傳統在藏地逐漸隱沒，梵本也被束之高閣。印度學僧羅睺羅（Rāhula Sā?k?tyāyana）曾於1929年至1938年間4次入藏，發現了大量梵文寫本並發表調查報告，他攜回印度的寫本照片在20世紀的國際學界掀起一股研究佛教寫本的熱潮，出版了28冊的《西藏梵本叢書》。義大利學者圖齊(Giuseppe Tucci)於1926至1949年間在尼泊爾和西藏等地尋訪，也帶回大量寫本照片。他本人校勘了其中的一些短篇文獻。近年來義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漢堡大學亞非研究所（Asien-Afrika-Institut [Universit?t Hamburg]）和尼泊爾研究中心（Nepal Research Centre）開始合作研究這些寫本照片，已出版兩冊《佛教寫本》（Manuscripta Buddhica）叢書。

1961年西藏夏魯寺所藏梵本中的259函被徵調至北京，存於民族文化宮圖書館。這些寫本中的相當一部分就是羅睺羅當年所見。王森先生於60年代初編製簡目錄。北京大學存有一套這批寫本的縮微膠捲。2004年，依託由季羨林先生開創的梵語、巴利語專業，北京大學成立了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致力於整理研究這些珍貴的佛教原典文獻，目前已出版相關專著7部。

其他留存在西藏的梵文貝葉經由羅炤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調查編目，絕大多數梵本是首次發現。近年來，藏學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合作校勘這些寫本的照片，已出版多輯《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

《修學疏》是一部逐頌引用並解釋《莊嚴頌》的梵文著作，目前還不知道其作者，也沒有找到任何與它相關的譯本或文獻記載。該寫本上刪改的痕迹較多，所標葉碼也有錯亂，有可能是作者本人的手稿。另值得一提的是，該寫本的章品編號與烈維所依據的尼泊爾寫本不同，而與漢譯、藏譯一致。尼泊爾本中的第一品，在這裡被分為兩品。

在這批字體和形制都相仿的貝葉之中，另有兩部闡述《莊嚴頌》大意的著作，一為薩遮那（Sajjana）所作的《經莊嚴論總義》（Sūtrāla?kārapi??ārtha），一為摩訶遮那（Mahājana）所作的《經莊嚴論品題集》（Sūtrāla?kārādhikārasa?gati），這兩個人是父子關係，來自一個活躍於11世紀後半至12世紀前半的克什米爾班智達家族。西藏地區彌勒論著的翻譯和弘傳與這兩個人有密切關係，而夏拉達字體也正是克什米爾及其臨近地區所使用的字體。綜合上述信息，初步判斷《修學疏》梵本的作者是這個克什米爾家族的成員或徒眾，最遲應該不會晚於13世紀。

《修學疏》梵文殘葉上引用了《莊嚴頌》第2品的第9-11頌（依烈維本，即該寫本以及漢藏譯本的第3品），使得我們首次見到這三首偈頌的梵文真容，可惜第4-8頌在現存殘葉中仍未找到。

原民族宮藏梵文寫本中一共存有9葉《修學疏》殘葉，散置於第10函（1葉）、第15函（7葉）與第17函（1葉）之中。《王森目錄》（王森1985，後簡稱《王錄》）對第15函有這樣的記述：

15.Mahāyānasūtrāla?kāra

大乘莊嚴經論（有漢、藏譯本）（有梵文校勘本）

1-18葉（殘）

Maitryanātha彌勒護

事實上，這一函中除了該論的7葉之外，還包含11葉其他著作的散葉。王森先生的比定，可能是看到該函中的最後一葉（即《修學疏》第14葉）空白處有羅睺羅的手跡：

XI. 6.sūtrāla?kāra

如果核對羅睺羅寫本目錄的XI.6號（Sā?k?tyāyana 1935, 31），可以發現這樣一條記述：

?a-lu monastery, XI.6, 44. Sūtrāla?kāra(vi)bha?ga,?āradā, 20?×2? inches, Incomplete

可知這些寫本原藏夏魯寺。羅睺羅所錄的Sūtrāla?kāra(vi)bha?ga，有可能是Sūtrāla?kāraparicaya之誤。

迦納和雄博士曾（Kano 2008）發表過一組圖齊（Giuseppe Tucci）攝於西藏的寫本照片，包含以夏拉達字體書寫的9片貝葉，其中的一葉就是民族宮梵本第10函所藏的那一葉《修學疏》。在前述的藏學研討會期間，筆者得以與迦納和雄博士以及藏學研究中心李學竹博士深入交流，得知羅炤先生的《布達拉宮所藏貝葉經目錄》（羅炤1985，丹珠爾，44.（三），136頁，後簡稱《羅目》）中有一條記述與《修學疏》有關：

《經莊嚴論》（Sūtrāla?kāra，藏文為mdo sde』i rgyan |）片斷。共34葉，不完整，殘缺較多，葉碼較凌亂，來不及細加整理，其中有Parijayaparipākādhikārobhavama品。貝葉長53.9厘米，寬5.2厘米，每面墨書梵文7-8行，字體介於「悉曇」與「達利迦」體之間。在第30葉上寫有藏文：bal dpe |可知這部貝葉經是在尼泊爾寫成，由尼泊爾取回西藏的。

其中的Parijayaparipākādhikārobhavama，後經核實應作(Sūtrāla?kāra)paricaye paripākādhikāro navama?，即《修學疏》第9品的題記。於是筆者和李學竹博士、迦納和雄博士將所掌握的信息綜合，發現這一批夏拉達字體的貝葉分別藏於三處的寫本照片之中，即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所藏攝於布達拉宮的梵本照片，北京大學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收藏的原民族宮藏梵本照片，以及羅馬的義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所藏圖齊攝於西藏的梵本照片。

初步調查結果顯示，迦納和雄已經出版的圖齊照片中的9片貝葉，等同於民族宮梵本照片中第10、16函。在民族宮梵本的第10函以及第15、16、17函之中，共揀出41葉以夏拉達體書寫且形制相似的貝葉，而在藏學研究中心藏的布達拉宮梵本照片（桑德1987，第100號，後簡稱《桑錄》）中則存有46葉這樣的貝葉。這批散葉有可能最初存放於夏魯寺之中，後來（圖齊與羅睺羅於1930年代入藏調查之前）其中的一部分被移至布達拉宮。

這87片貝葉之中至少包含了15部以上的作品，可惜都不完整，應該另有一批散葉存於他處，或已遺失。初步的調查報告已由三人聯合發表。（Ye Shaoyong, Li Xuezhu, Kano Kazuo, 「Further Folios from the Set of Miscellaneous Texts in ?āradā Palm-leaves from Zha lu Ri phug: A Preliminary Report Based on Photographs Preserved in the CTRC, CEL and IsIAO,」ChinaTibetology, 2013, No. 1）

經調查，在藏研中心照片中又新找到了3葉《修學疏》，這樣該梵本的存世葉數也就增至12葉，遺憾的是前述缺失的第4-8頌仍然沒有找到。《修學疏》現存的這些殘葉，保存了《莊嚴頌》約100餘偈，是目前學界所能看到的最古老寫本之一。初步比對發現，其中引用的頌文與前人刊本有不少差異之處，對於《莊嚴頌》文本的精校是不可多得的獨立文獻證據。對這一梵本作進一步研究是今後的一項任務。

摘錄自：《〈大乘經莊嚴論〉烈維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頌》，《中西文化交流學報》第5卷第1期（2013年7月），第218-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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