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為所欲為，當局徒勞內耗：爆滿法國監獄成恐怖分子培養皿？

在法國，因監獄「超載」導致的看守被劫持事件數見不鮮。如果說囚犯居住條件差、看守人員安全不保，尚屬不會侵擾普通人的「邊緣問題」，那麼監獄條件惡劣導致激進思想傳播、出獄者難再融入社會的惡果，則是無辜民眾避不開的嚴酷現實。

法國監獄人滿為患的現象，實在是個老問題。到3月1日為止，法國監獄裡關押的犯人總數達69430人，創下新紀錄。監獄平均容納量已達118%， 連暫時拘留和短刑期監獄的容納量也達143%。前不久，巴黎維勒班特看守所所長乾脆寫信給法院，表示原本設計容納582人的監獄已住下1132名囚犯，佔住率達201%：「再多一人都住不下了！」看守所工作人員向媒體透露：「每個拘留所都缺十幾、二十來人。工作人員不停地被要求加班，無法休息，長時間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

監獄爆滿的現狀，直接威脅到獄警的人身安全。4月10日，逾350名獄警將巴黎郊區埃松省弗勒里-梅羅吉(Fleury-Merogis)監獄圍堵了數小時，抗議6名獄警最近遇襲，要求及時補充獄管人員：弗勒里監獄的入住率已達其接待能力180%。6日，囚犯間口角演變為群毆，6名獄警被8個未成年人打傷。一名獄警指出，「弗勒里監獄沒有一周不發生襲擊工作人員事件」。囚犯越來越年輕、暴力，他們如果無法立刻得到所要東西，就揍獄警。

因「超載」導致的人質劫持事件更是數見不鮮：2015年9月，法國北部加來省Vendin-le-Vieil監獄的一名重罪犯將副獄長劫為人質；2016年8月，在法國西北部勒芒市附近一個監獄中，一名獄警被犯人劫持。經特警隊談判後，人質才被釋放。相關負責人對監獄超員現狀「非常不滿」，曾多次提醒上級刑拘條件惡劣。

擁擠監獄成絕佳洗腦場所

如果說囚犯居住條件差、看守人員被挾持，尚屬不會侵擾普通民眾的「社會邊緣問題」，那麼監獄滿員導致激進思想傳播的惡果，則需要全社會來承受。

例如，在2015年1月的巴黎Hyper Casher食品店槍擊案中，兇嫌庫里巴利在劫持人質時，聲稱如果警方對《查理周刊》血案嫌疑人庫阿什兩兄弟採取突擊行動，他將殺死所有人質，而庫阿什兄弟中的謝里夫?庫阿什和庫里巴利很可能正是在獄中結識。

出於此等考慮，2016年7、8月間，弗勒里監獄將十幾名激進化嫌犯分散安排到其它監獄，以拆散「激進小團體」。獄警同樣表示，應當隔離犯人，避免聚眾傳播極端思想。例如，巴黎2015年11月恐襲主嫌犯薩拉赫?阿布德斯蘭就一人享有4間牢房，還有獨自放風的院子。除了看電視，他還可使用健身器材鍛煉身體。

到底是監獄太少，還是不該關這麼多人？

在此情形下，阻斷「聚眾洗腦」現象的常見應對方法之一，莫過於造更多監獄。事實上，去年9月法國司法部長就表示，將在2025年前建造1萬-1.6萬間新牢房，將耗資22億到35億歐元。

不過，也有不少人反對新建計劃。當司法部將下一屆政府將要興建的33座監獄的 21處選址公之於眾時，從尼斯到瑟堡的一些議員已經開始抗議監獄會使房價下跌，況且增加一個監獄位置，意味著約115000歐元的支出。

CGLPL監察長哈贊女士就表示，「造的監獄越多，坐牢的人越多」。雖說看上去因果順序顛倒，但也許該官員認為，蓋更多監獄、關更多犯人是治標不治本的徒勞嘗試，保障安全要從別處入手。事實上，西歐國家總體遵循著囚犯人數減少的趨勢：根據歐盟議會發布的報告，法國關押的囚犯數量要高於德國（每10萬人有77名囚犯）、荷蘭（每10萬人有53名囚犯）、義大利（每10萬人有86名囚犯），但是低於英國（每10萬人有147名囚犯）及西班牙（每10萬人有137名囚犯）。話說回來，法國政客們對監獄爆滿的難題，又提出了什麼解決辦法呢？

右派方案：建監獄、建監獄、建監獄！

事實上，找到分寸拿捏得當的解決辦法，委實難度不小：監獄爆滿、關押條件惡劣的現實，讓更多囚犯更易被洗腦、加入恐怖分子行列；另一方面，建更多監獄，將更多犯罪者送入牢房（或者單人牢房），或許可將他們暫時與社會隔絕，但不能為囚徒重新適應社會提供任何幫助。這種拋棄囚徒以換取大眾安全的措施，長期是否有效尚不可知。但若減少關押人數，部分「漏網之魚」又要藉機危害社會。

法國中間派和右派候選人馬克龍和菲永分別聲明，如若當選將增添1.5萬、1.6萬個監獄床位。當然，兩者主張的差別不僅在於數量：馬克龍認為擴建是為了使80％囚犯能被單獨監禁，而菲永的計劃則致力於關押更多囚犯，並將青少年罪犯和成人罪犯分開收押。極右派候選人勒龐更是變本加厲地想要增加4萬監獄位置，並毫不容情地對犯人嚴加制裁、停止減刑。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菲永在競選綱領中提出，將於5年內取消50萬個公務員崗位，相當於公務員總數10%。那麼問題來了：在現有人手不足的背景下，既要擴建監獄，又要大幅縮減公務員，上哪為新監獄找看守人員呢？

說到這，就不禁聯想到美國「私營監獄」：私營監獄由私企負責營運，司法機關提供「客源」，同樣是為了應對州立監獄人數爆滿的問題。如今，私營監獄的規模和營收能力，皆不可小覷。不過，除了為省錢而「盤剝」犯人飲食、獄警配置比例低的害處，私營監獄的一個顯著隱患在於，由於利潤會隨「客流量」水漲船高，監獄管理公司可能賄賂法官，誘使後者將更多人送入監獄。曾在美引起輿論關注的紀錄片《孩子換金錢》，就真實再現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起司法腐敗案：2003年到2008年期間，青少年法官馬克·恰瓦雷拉、法官邁克爾·科納漢與私立少年監獄勾結，將3000多名少年輕罪重判、送進牢房，以收取私立少年監獄業主數百萬美元回扣。導演在紀錄片的結尾還給出了一組數據：美國每年有200萬少年兒童被拘捕，95%是非暴力犯罪。66%被關押的孩子再沒重返學校。

美劇《傲骨賢妻》就還原了貪婪法官為拿回扣，將犯小錯青少年送入私人監獄的事件。

左派「教化罪犯」理念是否可行？

法國左派秉持的，則是「教化罪犯」的觀點：大選候選人阿蒙和梅朗雄表示，盲目擴充監獄容量只能解燃眉之急，還會給納稅人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若不強化監獄教化職能，監獄只會變成「犯罪學校」。前憲法委員會主席、曾助力廢除死刑的大律師巴丹戴爾也有類似觀點：「監獄有三個職能：監禁、懲戒、再教育。如今我們只完成了前兩項要求」。

說到監獄教化，全球最自由開放的挪威「人道監獄」可算是罕見特例：犯人不僅擁有自己的居所，可以玩遊戲、組樂隊，殺人犯也能接觸利器。不過，「失去自由已是最大懲罰」的理念，在他國切實可行嗎？這些看上去不可思議的懲戒重刑犯制度，如果脫離了社會演進的脈絡，會有縱容人性惡的誤解。

雖然沒有「人道監獄」，但不少國家也嘗試著給監獄「減負」：在法國，代表了60多個相關協會的「思考-行動，監獄和正義聯合會」（Farapej），一直致力於減少監禁判決和刑期。2013年，法國最高法院曾決定通過釋放部分犯人的方法，給監獄騰地方。當然，此措施針對的是服刑期已超過20年的重罪罪犯和超過5年的輕罪罪犯；2016年9月，英國開始試運行一項改革方案：配備定位系統的服刑人員工作日可在外打工，周末回到監獄，以便之後更好融入社會。事實上，法國也有獄外服刑的類似做法。去年10月，法國的維勒班特看守所還嘗試了一項新舉措：把90間牢房鑰匙給了184名囚犯。所長表示，此舉旨在緩和監獄緊張氛圍，減少暴力衝突。然而，在法國目前的安全情勢下，推廣此類做法必然會引發不少爭議。畢竟，2016年7月教堂恐襲嫌犯不是就利用了在家服刑的「自由活動時間」，出門將神父割喉。

因此，政治精英們又面臨著「服從」還是「引領」民眾的選擇：識時務者早就敏銳地察覺，人心惶惶時「雷人」和「鐵血」遠比理性、遠見有市場。既然民眾掌握著選擇領導人和政策的權利，何不順著他們急切的要求，以此鞏固自己的政治利益、並和經濟精英越走越近？但反過來，我們也可認為，在民粹興起年代，政治家需要適當引領民眾前行，直面危機、清算根源，而不是靠一時的迎合搏出位。

寫到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則關於法國監獄管理總局局長菲利普?加利請辭的「舊聞」。據「內部消息」透露，加利離開全因「手無實權」：「一切決定不由監獄管理總局做主，而是來自司法部。」讓人不禁啞然，在監獄已然成為滋生恐怖分子的溫床、一線工作者安全尚無法保障的糟糕狀況下，管理者本就不足的力氣，似乎也未能有效地施展在解決問題上，而是繼續無謂地消耗在權利的拉扯中。作為一名普通社會成員，我們還能自欺欺人地堅信自己始終能置身事外、偏安一隅嗎？

（歐洲時報/ 楊雨晗）

編輯：凡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