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我心目中的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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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鑒賞

我差點兒被歸入人民公敵之列

1944年，一場饑荒已迫在眉睫。我責成起草一份呈交蘇聯部長會議的文件，說明我們的迫切需要。我們希望能給我們發放購買卡。我動搖了許久，但最終還是簽署了那份文件。文件送到莫斯科時，斯大林正在索契休養。斯大林給我發來一封極其粗暴的帶有侮辱性的電報，說我是個不可靠的人：居然打報告證明烏克蘭無力完成國家徵購任務，還要求發放大量購買卡以養活人們。這封電報對我產生了致命的作用。我心知，一場悲劇不僅威脅著我個人，而且威脅著烏克蘭人民，威脅著整個共和國：饑荒已經無可避免，而且很快便爆發了。

斯大林從索契返回莫斯科，我當即自基輔趕至那裡。我受到劈頭蓋臉的嚴厲斥責。我做好了一切準備，甚至準備好被歸入人民公敵之列。當時這種事轉瞬之間便可發生——只需眨眼的工夫，牢門便會敞開，你便會身陷比揚卡（克格勃機關所在地）。雖然我一再要他相信，我的報告反映的是事實真相，烏克蘭急需救助，但這只能給斯大林火上澆油。我們從中央什麼也不曾得到。饑荒蔓延開來。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開始人食人。例如，我接到報告說，在基輔近郊的一個鎮子瓦西里科沃的橋下發現了人頭和人的腳掌。也就是說，屍身被充作了食品。隨後這種情形愈演愈烈。

基里琴科（時任敖德薩州黨委書記）講過，當他前往一個集體農莊檢查人們如何過冬時，人家要他去看一個女莊員。他去了。「我遇上一幅可怕的情景，親眼看見這位婦女正在桌子上一塊塊切割自己孩子的屍體，也不知是男孩還是女孩。她一邊割一邊說：『瑪涅奇卡（女孩小名）已經給吃掉了，現在咱們把萬涅奇卡（男孩小名）腌起來，這可夠吃一陣子的了。』這個女人餓瘋了，殺死了自己的孩子。您能想像出這樣的事情嗎？」

我將這一切全都報告了斯大林，可僅僅是惹得他大發雷霆：「軟骨頭！人家欺騙了您，故意撮合這種事情，希望得到憐憫，強行讓人動用儲備糧。」也許斯大林另外得到了他覺得更為可信的消息？我不知道。

斯大林提出了需要召開研究農業的黨中央全會的問題，讓我做報告。報告後許多人發言參與辯論，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機械化和種子問題。我的發言惹得斯大林怒不可遏。而在馬爾采夫發言之後，我更是大難臨頭。他發言中講到春小麥獲得多麼好的收成，我當即便感到被人戳到了最痛之處。我心知，斯大林便會不分青紅皂白，馬上扯出春小麥的問題，當面對我大加指責。我可是一直反對硬性要求種植春小麥的，因為它在烏克蘭產量不高，尤其是在南部地區，儘管有些集體農莊春小麥長得不錯。

剛剛宣布會間休息，我們才走進休息室，斯大林即已神情激動，惡狠狠地向我興師問罪。……

我很不走運，1947年春天我患感冒，又得了肺炎，一直卧床，還使用氧氣袋，好不容易才活下來。

1949年是我在烏克蘭工作的最後一年。斯大林來電話，讓我去莫斯科，他說，我將被再次調到全聯盟的首都去工作。依我看，召我回莫斯科，是斯大林某種精神障礙的結果。這裡所說的，並不是我被召回這件事，而是促使斯大林緊急調我的原因。馬林科夫突然打電話來說，斯大林讓我火速去莫斯科。「怎麼個火速法？」「越快越好。明天乘飛機來吧。」次日我即飛抵莫斯科，再次擔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斯大林說我必須調到莫斯科時，已經提到列寧格勒的陰謀被揭發出來。他一向認為列寧格勒是個陰謀家的城市。

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

很多人被抓起來了，大逮捕開始了。逮捕了一大批列寧格勒的人，還逮捕了中央從列寧格勒抽調出來提拔到外地任職的人。氣氛越來越緊張了。我國照例是重大問題都要在政治局或者部長會議上討論。這樣的討論是必要的，以免發生重大錯誤。然而這樣的事情根本就沒有，什麼會也不開。政治局委員聚集在斯大林那裡，聽他一個人講，他則一邊來回踱步，一邊做著指示。有時他也聽聽大家的意見，如果他喜歡的話；要不就沖人們嚷嚷，並且不徵求任何人的意見當下親自擬定中央委員會或者蘇聯部長會議的決定，然後決定出台了。這已經是地地道道的一個人說了算，這是專橫。我不知道這應該叫什麼，然而這是事實。

通常是這樣的情形：案子結束時，斯大林如果認為有必要，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當場簽署文件，並讓其他人輪流簽字。其他人看也不看，僅僅根據斯大林提供的情況，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上。這樣一來就成了集體判決。

柯西金也危在旦夕。斯大林將被捕的列寧格勒人的供詞分送政治局各委員，供詞中提到柯西金的許多問題。我至今也無法解釋，他怎麼堅持下來了，斯大林為什麼會沒有下令逮捕他。大概柯西金甚至還受到了審問，他也寫了辯解材料。向他提出了極其荒唐的指控，全是胡說八道。然而如常言所說的，柯西金抽到了一張中獎的彩票，躲過了這一劫。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情。一切都取決於斯大林看你的目光或是他當時有何感覺。有時候他會說：「您今天怎麼不看我啊？您的眼睛老是躲躲閃閃的。」或者是類似的什麼話。而且這一切都惡狠狠地說出的！一個理智的偵查員即使對於死硬的罪犯也不應該這樣，何況這是在友好的餐桌旁邊說的話。我們都坐在那兒用餐，對於應他之邀坐在他的餐桌旁同他談話的人，他就是以這樣的修飾語和即興插話來嘉獎他們。

對於謀殺李特維也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斯大林有著雙重的動機。斯大林認為他是敵人安插進來的美國間諜，他一向都是把自己屠刀下的所有犧牲者叫作間諜、祖國的叛徒、變節分子和人民公敵。

我還記得斯大林當著那位小酒館老闆兼中將的面嚴厲申斥我的情形，那人總是和我們大家一起酗酒。有一次我從前線乘飛機回來，必須在第二天就坐飛機離開。我同斯大林已經講好，我明天一早就走。因此我極不情願在斯大林那裡喝醉酒，然後在狼狽的情況下出門坐飛機回去。在機場上和別人見面那多丟臉，因為肯定會遇見人的，你同人家一說話，人家就會發現你處於什麼狀況。這是很丟臉的。於是我決心設法推掉酒宴，不做久留。而且時間已經很晚（誠然，按照斯大林不分晝夜的時間演算法還早），都深夜兩點了。我就說：「斯大林同志，請允許我告辭。我明一直在打算早點兒走。我們不是說好了嗎？」「明天？」「明天。」一陣沉默。

他突然胡扯開了：「您要為1942年犧牲的科斯堅科將軍之死負責。」我回答說：「是的，我要負責……」我已不記得他就這個問題刁難了我多長時間。簡直就是有意挖苦我。我感到很難堪。其他政治局委員洞察一切，他們對這種事的態度是：今天訓我，明天又會訓他……斯大林就是這麼干，輪番找碴兒。

可是旁邊還有一個小酒館的老闆呀，然而現在我卻當著這個局外人的面受到懲罰，背上無端的罪名，處在如此被侮辱的境地。只有斯大林才會這樣放肆。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監督！我們有時候說，他肯定多會兒還會走到這一步：當著我們的面脫掉褲子，在桌前方便，然後宣稱這也是為了祖國的利益。他無疑已經有點精神不正常了。

此刻斯大林坐在桌旁，不吃不喝，一直要等到另外有誰嘗嘗這道菜和這瓶酒之後。他總能找到借口。比如，現在正在品嘗酒；這是喬治亞人送來的陳酒，應當品嘗品嘗。當然他深知我們的「品嘗」水平，根本不予重視，得由他自己宣布是好酒或是壞酒。但是他需要由我們先嘗，而他則要等一等：如果沒有人倒下，這時候他才喝上一小口，品品味道，然後再開杯暢飲。他要想吃什麼東西，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的每個人就都有一道「愛吃的菜」，各人都得首先嘗一嘗。「這是鵝雜碎，尼基塔（赫魯曉夫），你還沒有嘗過吧？」「沒有。」我回答說，已經看出，他想動手取食，可又很害怕。於是我就嘗了嘗，他也馬上開始吃了起來。就這樣，每道菜都必定有一個品嘗的人，由這人弄清楚放毒了還是沒放毒，斯大林則等著瞧。

斯大林個性專橫，脾氣粗暴。但他的粗暴絕非僅僅表現在某種情況下兇狠惡毒或者針對某個具體的人的態度上。這是一種總體上的兇殘，是與生俱來的粗暴。有時候他也斥責我，侮辱我，粗暴地抨擊我。但我仍然要說，直到他臨終的最後一天，他對我一直都很好。

偉大衛國戰爭之後，斯大林的身體顯然一年比一年衰弱。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他記憶力的模糊之上。有時候我們一起進餐，他眼望著一個交往了一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人，卻突然愣住了，怎麼也記不起人家的姓名。這時候他便非常氣惱，不願讓別人察覺。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他體力上的衰退。我記得有一次他面對布爾加寧，卻怎麼也想不起對方姓甚名誰。反覆打量著對方，問道：「你叫什麼來著？」「布爾加寧。」「對，布爾加寧!」直到此時，他才說出了本來打算向布爾加寧說的話。類似現象相當頻繁地一再發生，常常惹得他大發雷霆。事後他便將自己的惡氣發泄到與他共事的人身上，這些人與他一起經歷了漫長的道路，而且很遺憾，他們也是許多清白之人被無辜濫殺的見證人。禍根全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有關必須擴充「絞肉機」的全部材料，既是他親自援引的，也是他親自使其具有法律效力並進行解釋的。

我還記得斯大林最後一次在新阿豐休養的情形，這是1951年。有一天，還不到吃午飯的時候，斯大林起床，穿好衣服，來到房子外面。我們也跟著他出門，三個人一起站在房前。突然間，斯大林無緣無故地盯著我瞧了瞧，說：「我是個無可救藥的人。我對誰都不相信。自己也信不過自己。」他說這話的，我們簡直目瞪口呆。當他如此斬釘截鐵地聲稱誰也信不過，甚至連他自己也信不過的時候，這就顯得十分可怕了。您能想像嗎？一個身居如此高位，決定著舉國命運、影響著世界未來的人，居然會說這樣的話？如若細加思量，如若從這個視角對斯大林所乾的種種壞事進行分析，那麼就會明白，他的確從未相信過任何人。當然這種事情要分兩方面看。一方面，不相信人可以說是他的權利，雖然，這會對一個具有此類性格的人造成嚴重的心理負擔。但是，當一個對誰也不相信的人同時還具有一種要將其不信任的人統統除掉的性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正是他身邊的人全都長不了的原因。當他對他們還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之時，他們還能活命、工作。而等到他不再作依了，便會開始對他們「看不慣」。一旦他對與他一道工作的人之中某個人不信任到無法容忍的程度，他們的悲慘時刻也就降臨了，只能步那些已經丟掉性命者的後塵。實際上，那些與他一道工作，在黨的隊伍中為黨內團結而共同奮鬥的人，總是漸次遭到這樣的命運。後來這些幾乎悉數被除掉。事情竟發展到斯大林開始將伏羅希洛夫視作間諜的地步。大約有五年的時間，他一直不讓伏羅希洛夫參加所召開的任何高級會議，首先是政治局會議，懷疑他是英國間諜。不過，真正的會議早已不開了，只是偶爾進行聚會，其實就是在臨吃午飯或晚飯之前順帶聊一聊。

至今我也完全說不出，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斯大林與莫洛托夫情斷義絕的。當然，如果想到他妻子熱姆丘任娜被斯大林投入監牢的事，那麼莫洛托夫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會同意斯大林或中央全會的做法。全會討論撤銷熱姆丘任娜中央委員資格的問題時，大家都投了贊成票，而莫洛托夫則棄權。他並沒有投反對票，但是棄了權。此舉激怒了斯大林。雖然他們還保持著親密的交往，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相互配合。斯大林在世的最後數年間，莫洛托夫已經失去了他的信任。有一次斯大林在蘇呼米休養，突然提出一個問題：莫洛托夫是個美國間諜，他與美國人同流合污。

過了一段時間，米高揚也遭到同樣的冷遇。我至今說不出斯大林給他安的是什麼罪名。莫洛托夫似乎是個美國間諜，因為說他在美國擁有專用車廂，自然那裡也就有他真正的主子。那麼，米高揚呢？他是哪國的間諜呢？要是斯大林多活上半年，恐怕他早就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了，他們必然會落得與所有「人民公敵」同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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