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再見｜彭鎧立：《一一》背後的楊德昌

2017年，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周年了。去年的金馬電影節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里小四用手電筒製造的「光明」的一幕為靈感，設計了主題海報，而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又以「背影」為題，呼應了《一一》的海報。

作為楊德昌的夫人和最親密無間的工作夥伴，彭鎧立卻鮮少在公開場合談論這位至今仍被影迷掛心的導演， 所以本次電影節「十年再見 楊德昌」單元里，《一一》放映後的對談，就成了極為難得的幕後故事分享會，讓我們得知17年前，他們是如何親密無間地創造了電影里的音樂，設計了片中的布景。特別的是，剛剛憑藉《一念無明》拿到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的金燕玲也趕到現場，分享與楊德昌拍戲的二三事。與此同時，也不得不讓我們再次感慨楊德昌導演的早逝，留給這個世界的念想與遺憾。

——石頭姐

以下為分享會實錄，我們盡量保留了完整的內容，以給無法到場的影迷還原最完整的信息。

對談嘉賓：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李焯桃，楊德昌夫人彭鎧立，演員金燕玲。

李焯桃：你上次看《一一》是幾年前？再看感覺怎麼樣？

彭鎧立：很久了，再看這個片感覺可以細聊，而且說是17年前拍的片子感覺好老，但自己一看還是很激動。

李焯桃：你一早的時候就知道（拍這部）要做那麼多單位（的工作）嗎？

彭鎧立：其實不是。當時我在大學教書，知道要負責一點音樂的事情，但是我當時也在做自己的創作，一個唱片合約。我們家是一個開闊的空間，我和楊導是沒有隔間的生活空間，這個空間里最大的傢具就是我的鋼琴嘛。

鋼琴是在房間的中間，我們兩個各有一個書桌，我有很多的樂譜、藝術史這些書，導演有很多電影方面的（書籍）。我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對面工作，所以他當然也會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們在音樂上有很多頻率很相同的喜好，我當時在做一個嘗試，就是把貝多芬我比較喜歡的奏鳴曲的主題拿出來在家裡玩。他覺得很有意思，我就給他講我要怎麼樣讓它們更有趣（jazz up），它們都代表什麼意義，調是什麼樣之類的。所以是《一一》還沒有拍之前，我在做這個專輯的時候，我們有了很多音樂上的討論。但這個（專輯和電影音樂）當時是分開的，並不是刻意在做，到電影比較成型了，每天會看到一些東西拍出來，就有了很多很深入的討論。

當然，我們是獨立製片嘛，所以很多行政上的事情就越來越困難，需要我交出一陣子來幫他把這個片子完成。我們當時的資金都是日本的嘛，後來也沒有錢了，所以很多包括行政上的事情，還有裡面的衣服都是東拼西湊。現在回想起來很好玩啦，是這樣子完成的。

音樂的部分，因為前面有這樣的積累，我們在討論幾個主角的時候，就有了一些設定。比如月亮或者說月光，在裡面是有很多意義的。還有男主角的初戀情人Sherry，我是用了貝里尼曲子裡面的幾個音。

第一次我們聽到這個旋律的時候，是NJ和大田在寶馬車裡放的那一段，其實那就是原始旋律。我想NJ其實是很羨慕大田的，因為他們倆都是電機系的，但是大田可以很開心的做自己，大田會彈鋼琴、玩魔術，但是NJ卻被鎖在很多的選擇里。其實楊導小時候是被鋼琴老師拒絕過的，所以他把這個慘痛的經歷寫在裡面（笑）。

我們再將回月光這個主題，之前已經表現過Sherry重新出現在這個不如意的中年男人的生活裡面，在車裡唱貝里尼《游移的月亮》之後，他們來到了卡拉OK，在這種紛紛擾擾的環境里，我們選擇沉靜下來，用貝多芬《月光》的慢拍。很多這樣的內容，其實是生活里慢慢玩出來的，我們生活里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李焯桃：怪不得我們覺得楊導以前的電影都很少用音樂的，但是《一一》一開始就有音樂了，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歡樂頌》。

彭鎧立：對，一開始的音樂也是設計了很多層次的，那時候我在研究如何能把貝多芬的交響曲的主題拿出來，去完成怎樣不同的聲音嘛。我們都知道第九交響曲是對生命非常宏大的，近乎是宗教式的一種詠嘆，所以我選擇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歡樂頌》，做了很多改編、變奏，用不同的樂器，讓它有不同的表情和情緒，去輔助電影裡面所有需要的，能夠令人動感情的部分。

李焯桃：NJ初到東京的時候，鏡頭移晃，音樂響起。楊導很喜歡日本的導演成瀨巳喜男嘛，裡面的那種古典的韻律，有很強烈的詠嘆。

彭鎧立：那個音樂其實還是從貝里尼那五六個音里做變奏出來的。我覺得甚至後面NJ抽煙的那個剪影也有這種味道。

李焯桃：音樂之外談談美術方面吧，因為剛才說起要省著錢去做。

彭鎧立：因為當時資金很快就用到某一個部分，但是我們只拍出很少的東西，所以就很緊張，而且女主角也換了，前面有一些耽誤。美術部分導演通常管得非常多，尤其是幾個小女孩的部分，我記得我們做隔壁鄰居比較現代的房子時，我只是有了一個想法，導演覺得很好，就讓我來負責這些東西。

李焯桃：那服裝呢？

彭鎧立：服裝從老到小好像都是我的衣服（笑），不是我的就是我媽媽的，不然就是秘書的，阿姨的，全部都沒有花錢。

李焯桃：很明顯的就是NJ的西裝。

彭鎧立：NJ的西裝都太大了，但是沒辦法，實在是沒錢（笑）。

李焯桃：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吧？

彭鎧立：沒有，我們就故意說這是我們想要造成的風格，但其實是沒錢。

李焯桃：現在我們給一些時間讓觀眾提問。

觀眾一：剛剛提到有用貝多芬的音樂嘛，楊導非常喜歡貝多芬。片中NJ講到他從小跟父親聽音樂，父親的壓迫，父親在音樂上的啟蒙，關於父親在片中的角色是怎麼設計的呢？

彭鎧立：對，楊導非常喜歡貝多芬。我想楊導在片中講到父子，跟他一定是親身經歷是相關的，NJ和小男孩都是楊導嘛。我的公公是一個很文雅的中國男人，非常喜歡音樂，喜歡聽歌劇。我跟楊導剛認識的時候，我認為他對歌劇的知識的豐富不亞於一個專業的音樂人。

觀眾一：影片中有一段看自然科學片的旁白，以及那些新聞畫面，這些是另外再做的嗎，還是找現成的。

彭鎧立：楊導是一個工程師，其實大田那一段話「我不會變魔術，我只是知道每張牌在哪裡」，我覺得跟楊導創作是非常像的。他的作品對我來講很縝密，像奏鳴曲、交響曲似的，結構非常嚴謹，層次非常複雜和詳細，但在複雜和詳細當中，他對脈絡又是非常清晰的。

觀眾二：這是我最愛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我也看了很多遍，但是這部電影層次很多，理解起來其實有一定難度。如果您今天有時間能分享一些這部電影的不同層次和環節的故事，讓我們對這部電影了解更多，那就太感謝了。

彭鎧立：首先我很感激有這個機會，大家今天能聚在一起重溫他的電影，我非常感動。片中小男孩特別為奶奶作的演講，對我來說其實感覺就像是我想要說給我丈夫聽的話。我不知道為什麼，但這種聯繫真的非常特別。就像楊導，他誠實又充滿激情。我覺得他通過這部電影最希望傳達的，是希望大家能勇敢做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做一個誠實的人。

觀眾三：第一場的婚禮和最後一場的葬禮，是在同一個地方拍的，東海大學，請問兩場戲是一起拍的嗎？

彭鎧立：好像是有算過要一起拍，但是我有一點不確定，因為時間很久了，我有一點忘記了。但是這個劇本我們設計從一個小Baby的誕生開始，到一個人生葬禮結束，就是出生到死亡，導演說這是人生的一個光譜，所以都是設計的。

觀眾四：我們都知道楊導特別喜歡用玻璃和鏡子反射，特別是《一一》裡面，因為楊導一直在講的是，我們只能看得到前面看不見後面，我覺得他用了那麼多的反射物，讓我們既看了前面又看到了後面，但這只是我的理解，所以我想問問您在拍戲的過程中，有沒有跟楊導探討過類似的問題，為什麼他這麼喜歡用玻璃或者鏡子？

彭鎧立：這就是一個，不管是心理、實景（拍攝），還是美學層面上一種審美上的講究。「反射」在講故事（storytell）本來就是可以被高度運用的手法。

觀眾四：《一一》很長嘛，真的好像看透了一個人的一生，楊導講了特別多東西，在您看來楊導在這部片中最核心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感覺到每個人物。感覺很深，又很生活，所以想聽下您的感受。

彭鎧立：我的感受不一定能代表楊導真正想要傳遞的東西。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悲天憫人的說故事的人。他在一個故事裡面，有很多東西想講，不是只有一個去涵蓋出來。你剛才提到鏡子、反射，我覺得作品本身跟每一個觀眾有呼應的時候，每個人反應出來的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寬廣地來看他的作品；而且跟他的作品可以有一個很親密、很私人的互動，我覺得可能只有你自己能給你答案。

觀眾五：像現在台灣年輕一代的電影人，跟老一代的楊德昌、蔡明亮導演的風格已經不同的，您怎麼看台灣電影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

彭鎧立：我看台灣電影的現狀和我看任何電影的現狀都是一樣的，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創作更多好的作品；有更多專業的電影人來幫助整個電影工業，製作更多好作品給你我這樣的觀眾。台灣和其他市場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同。

觀眾六：很高興我第一次看《一一》能在電影院看，剛剛燈亮的時候，我看到的景象跟海報一樣，都是觀眾的背後。我在想電影院里的「背後」就是觀眾，片中我看到楊導拍的背後是現實，我是這樣詮釋的，請問對您來說「背後」是什麼呢？

彭鎧立：對我來說，很多時候「背後」是我們不想看到的，是我們的恐懼，我們的不安全感，我覺得楊導想點出的也是這個內容。我們常常探討不安全感對人的影響，尤其是現代人、都會人，楊導的電影都是講城市裡的現代生活，現代人的這種焦慮和不安全感，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又都是動物，這種動物性受到不安全感威脅的時候，我們的反應是什麼？

李焯桃：剛剛有觀眾提到《一一》里的金燕玲小姐，她剛剛也到了。

金燕玲：我是下了飛機直接過來的，感覺現在比前面拿獎更開心。我先講講我的感受，楊導第一次打電話找我的時候是《牯嶺街》，那時候我大著肚子，我就想說楊德昌找我演戲結果我大著肚子。我就問他：楊導，我現在肚子四個月大，你那個角色能不能看不到肚子呢？（現場笑）結果講完之後他就沒消息了。我心想是命中注定沒有機會，結果等我生了孩子的第二年，電話又來了，我以為是他另一部戲，結果原來又是《牯嶺街》，我就帶著幾個月大的女兒回台灣拍了《牯嶺街》。

接下來是《一一》了，我那時候生了孩子在英國住，基本沒拍戲，不知道為什麼那年剛好拍關錦鵬的《有時跳舞》，結果楊導又打給我了，但我說我不能拍撞期劇啊，然後楊導就有沒消息了。我在香港拍《有時跳舞》楊導來探我班，劇組人說我拍完回英國了，結果他又打電話給我，找我回去演《一一》，我本來聽說他當年找了別人演，但是他又把我找回去了。

跟楊導的這個經歷，我覺得說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不要想了。我非常的榮幸，為什麼今天拼了命要趕回來，因為楊導對我來說，是令我低落的時候提起自信來。因為楊導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人，他要的東西是非常精確的，他很專業和專註，所以我常常鼓勵我自己，我表演是蠻好的，不然他為什麼每次都找我呢。

李焯桃：你剛才趕來是沒時間看到這部電影了？

金燕玲：我其實呢是想趕來，但是不想看電影，因為講幾句話都哭成這樣了，要是讓我坐在這裡看電影，我是更受不了了。因為電影認識了鎧立，我們做了朋友，但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我好急，我本來不在香港，我跟他們說你們見到鎧立一定要把我的電話給她。我剛才還在跟她發信息說，不知道飛機延誤到什麼時候，我盡量趕，我說上天保佑，不對，是楊導保佑，所以能趕到我很開心。

我真的希望你們能喜歡楊導的每一部戲。我們電影里每一個幕後人員，每一個演員都應該要學習他的就是，他對自己喜歡的東西的固執。他要的是那樣就是那樣，不會因為什麼東西去改變，這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因為我們有時會妥協、會放棄。他本身就是一個明星，他不需要任何其他東西來幫他的電影變得更加閃耀，所以我真的很榮幸在裡面。

李焯桃：《一一》有一段很長哭著的獨白戲，你拍了多少次？

金燕玲：就一次。其實我跟鎧立講的話不知道比楊導多多少，鎧立每次在台灣我們都會聊天啊，但是楊導我是有點怕他的。拍《牯嶺街》的時候我都是乖乖的，第一天跟著整批演員一起坐著大巴去金瓜石，然後就在那邊拍。

楊導對工作真的很嚴謹，現場很多人都很怕他，如果弄得不對他真的會發脾氣，我們有時候會稱讚自己：我這幾天沒有被導演罵誒！（笑）。拍《牯嶺街》的時候，我還不太敢去跟他交流，基本上都有點戰戰兢兢的，盡量準確地做好。其中有一個鏡頭我坐在床上，他就讓我想，我都不知道想什麼，所以我就把整個電影的劇情都想了一遍。拍完了之後他就說：我看得出來你很努力地想了很多東西，我們現在來一個不想那麼多的（笑），我說好，那我就想一半。又拍了一遍他說：好，這次我們來個什麼都不想的。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用的哪一個，我也不知道他要我想什麼。跟楊導合作這麼多次，他從來沒有教我去演戲，都是就讓我去演。《一一》那場戲也是，說來就來了，演完就這一次。

彭鎧立：那一場戲我在，我記得大家都在外面蠻緊張的。

李焯桃：那整個對白是寫好了還是即興的呢？

金燕玲：楊德昌的電影對白永遠都是提前就在，我說他是工程師，所有的東西都是設計過的。我入行的這幾十年，後來到了香港，只有楊德昌的劇本是完整的，從接到劇本、到現場拍、到演，都是沒有改過的，而且你不需要改。作為一個演員，為什麼那些對白我講的出來，因為那是一個很真實的，完全講得通，你講出來就好像是我在跟你講話一樣，他的對白就是這種感覺，你跟著劇情自然而言地講完。他不會要求你100%把每一個字都是照著劇本去讀，他是看你的感覺，只要你的感覺是對的，他就ok。

李焯桃：我們再把時間交回觀眾。

觀眾七：其實影片中我很同情NJ，他好像一個垃圾桶一樣，每個跟他有關係的人都會向他傾訴，而且每一次激烈碰撞的點都會被他碰到。他也積攢了很多的情緒，我以為到最後他也會有一個情緒的爆發，但是每個人都有情緒爆發，只有他沒有。我非常想問彭老師，楊導這樣的設計是有什麼內涵嗎？

彭鎧立：就像我剛才講的，楊導每一個點都是故意設計的。我覺得NJ在裡面還是有很多小爆發的。其實NJ知道自己的喜好，不喜歡受什麼控制，我覺得他還是做到了自己的堅持，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人吶。

李焯桃：他在酒店裡不是兩次掛斷了老闆的電話（現場笑）。

觀眾八：我們知道楊導還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追風》，現在還原了好像只有八分鐘，想聽聽您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另外還有沒有可能還原更多讓我們看到。

彭鎧立：《追風》我想跟《一一》有很大的不同——《一一》跟前面楊導的作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憤怒的感覺少了很多，有更多溫柔，雖然還是有非常多的無奈和深沉的悲哀，但是裡面也有非常多的快樂和有力量的東西。

《追風》我覺得就在這個方面更上一層樓。《追風》是講一個中國少年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絕世武功，而且不管周圍人怎麼對他，陷害他，或者他自己陷入了青春懵懂的狀況里，他還是都不相信自己有絕世武功。整個故事我覺得是極度理想主義，極度浪漫的一個武俠青春片。這個我們現在還是在進行，希望能幫他完成。

觀眾八：您覺得楊導作品一路的變化，是不是說明他自己的人生觀、哲學觀、世界觀有一定的改變呢？

彭鎧立：我覺得所有作者論的導演對自己的作品，應該都是很嚴肅的，我相信大家也會同意，看這部作品，就會看到這個人。

觀眾九：請問片中彈鋼琴的片段，是提前錄好的還是現場進行的？

彭鎧立：其實是錄音室錄好的，但也有比如火車那一幕，還有片尾，都是看到影片之後再做的。我們家有錄音設備，就是邊看、邊作曲，然後一邊收音。

觀眾九：請問彈鋼琴的是？

彭鎧立：是我（現場笑）。其實裡面的音樂會的場景，彈鋼琴的就是楊導，拉大提琴的是我。另外，電影裡面Sherry的英文是我講的，楊導是照相館的老闆。楊導每一部戲都會有自己的表演，很頑皮的一面。

觀眾十：我覺得整個電影裡面，最有趣的角色是洋洋，大家一看到就很開心，我想八卦一下，現在洋洋怎麼樣呢？楊導是選角的時候認識這位小演員，還是說之前就認識他。

彭鎧立：是選角的時候才認識的，當時他已經八歲了，但是他個兒還是很小，所以特別有戲劇效果。他現在怎麼樣我不太知道，他不是專業演員，現在應該已經大學畢業工作了。

李焯桃：他的真名就是張洋洋，裡面很多角色都是洋洋、敏敏這樣，還有《一一》。

彭鎧立：導演蠻常這樣的，《一一》這個片名主要是因為音樂嘛我有一個小團隊，每次要錄一個東西之前都是「A One and a Two」，片名就是從音樂來的。

觀眾十一：我注意電影開場的時候，那個「一一」的字幕是縱向的，正好排成一個「二」，您又提到「A One and a Two」，我覺得不同的人對「Two」有不同的理解，想問創作者這個「Two」的含義。

彭鎧立：沒有Two的含義，「A One and a Two」在音樂里就是Beginning，所以「一一」在我們中國的詞源就是生命的起源，所以洋洋在自然課程裡面，見到大姐姐的白色底褲後有一聲雷響，那代表少男第一次對異性美的幻想和觸發，這是生命的起源。

觀眾十二：我在內地的大銀幕上看到楊德昌導演的三又四分之一部長片，但是另外的四部電影——正好是金燕玲老師拍的這四部電影，在內地的電影節或者其他的放映場合都是看不到的，只能通過影碟看到。我想知道這四部的版權目前如何，有沒有可能在內地放映？

彭鎧立：他的電影大概一半版權是在我們家族的手上，一半是在其他不同的片商手上。我們也非常希望能讓他的片子接觸到更多年輕的觀眾。很多片子我在美國也做過兩三次的修復，所以品質是可以上大銀幕的，但是就看每個市場在政策上和審查上的規定吧。

觀眾十二：剛剛提到的張洋洋，我最近看到一本台灣雜誌，講到他好像快要大學畢業了，學的就是機電工程和電腦。

（完）

現場：朱恆斌

整理：石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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