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中國經濟的破題之作？

攝影：ing studio

撰文：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雄安新區的發展必須擺脫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傳統邏輯

雄安新區是下一個深圳還是另一個曹妃甸？

雄安新區甫一問世，平地驚雷，引起上上下下熱烈追捧。在資本市場上，從A股到H股市場，雄安概念股火爆異常，廣泛吸引投資者的關注；雄安新區不僅刷屏，也在最近一段時間佔據了主流媒體和公共政策的話語體系；更有甚者，包括國開行等在內的金融機構和諸如國電、中石化、中船重工、聯通、中鐵建等在內的眾多央企不甘人後，紛紛表態將不遺餘力支持新區建設。

的確，類似」千年之計、國家大事」的這樣描述, 以及賦予雄安與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同等級別的戰略定位，甚至把原深圳市市委書記兼市長許勤調任河北本身，都能給外界留下無盡的想像空間——雄安會是下一個深圳？

關於雄安的猜想

政策制定者的戰略意圖目前只是反映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2017年4月1日印發的通知之中，著墨高遠但畢竟還停留在意義闡釋層面。雄安新區的具體規劃，實施路徑，創新維度，甚至短、中、長期目標以及相應的投資和市場規模，這一切都需要靠更多細節來豐盈，甚至需要在未來的實踐中才能逐漸變明晰。一項偉大的歷史性的戰略選擇，其價值最終需要靠時間來驗證。正因如此，坊間幾乎一面倒的叫好聲，以及方方面面超乎尋常的迅速而積極的回應，不但惹人焦慮，更啟人深思——雄安新區的戰略價值究竟幾何？

新區成立通知發布至今已近兩周，投行的經濟學家們忙忙碌碌，用各種各樣的分析從不同角度估測新區建設對經濟的影響。摩根士丹利最近發布的分析報告言之鑿鑿，預測未來10到20年建設雄安新區所需投資大約為1.2萬-2.4萬億元人民幣，將有近500萬人在十年內從首都遷到雄安。僅僅從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從而將非首都功能外遷的角度，或是從促進京津冀均衡發展這個角度來計算雄安的價值，很難將雄安與全國11個自由貿易區和數不勝數的各類開發區區別開來，更難解釋最高決策層賦予雄安的偉大歷史定位。畢竟，2.4萬億的投資，即使按照摩根士丹利預測的樂觀場景，也只是讓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每年能夠提升0.63個百分點。20年2.4萬億的投資，不可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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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較於2016年全國超過50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年均1200億隻是杯水車薪，遑論上升到「全國意義」的高度。八十年代的深圳經濟特區實施對外開放職能，帶領了珠三角的經濟騰飛，形成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極和珠三角一帶的城市群；九十年代上海浦東新區以金融為抓手，通過綜合改革，成為長三角的龍頭，形成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極。與深圳和浦東同級，卻只是將雄安新區詮釋成「首都副中心」，這種解讀毫無意義。以此為基礎建構的價值評估模型更是讓人難有任何信心。

美國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說過，「最好的預測未來的方式是去創造未來。」既然建設雄安新區的真正戰略意圖及其經濟和社會價值目前還只是停留在猜想層面，人們完全可以對它報有最樂觀的期望，去付出最真誠的努力，以期獲得最理想的結局。雄安新區的未來並不取決於那些訴諸紙端的煌煌之言，而是取決於它將以什麼樣的一種方式真正落地，併產生持久的價值。在一個與當初建設深圳特區或是浦東新區完全不同的新的歷史階段，以新區的體量和可能的規模，雄安的建設只有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破題之作，才有可能在漫漫歷史中尋找到獨特位置，成為千年之計。

現階段的中國

中國開啟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基本完成了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個過程中，依靠投資拉動和要素投入，中國經濟保持了近40年高速經濟增長。1980年至2015年間，中國的平均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超過40%，遠遠高於同期經濟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水平。最近5年，以上述指標衡量的投資率更是高達50%。最近35年，中國按GDP衡量的經濟總量增長了近30倍，超過6.2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中國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比例從1%激增到25%，變成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中國用佔世界6%的水資源和9%的耕地，每年生產500億件T恤、100億雙鞋、世界50%的鋼、52%的鋁、60%的水泥，以及25%的汽車。

經濟學裡有一個等價方程式：增長率=投資率×投資資本收益率。用這一框架分析很容易理解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究竟做對了什麼。按照該方程式，投資率和投資效率（即資本效率，用投資資本收益率來衡量）都可以驅動經濟增長。改革初期中國經濟的起點較低，資本相對稀缺，資本的邊際收益率長期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投資資本收益率因而也較高。高投資率和相對較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中國經濟長達近40年高速增長。

然而，促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紅利之後，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在加劇，勞動力短缺或在不久的未來成為現實；長期的高投資帶來大面積產能過剩和高企的企業債務，未來繼續維持高投資率變得越來越困難；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賽極大地激發了地方政府投資的熱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長主義傾向也帶來龐大的地方債務，大量的低效投資，和環境的惡化；適度「金融壓抑」政策曾經使得中國能夠在短時期內將有限的資源聚集起來，迅速實現工業化，但金融壓抑所帶來金融中介服務低效，覆蓋面窄，結構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房地產市場曾在本世紀的前十來年極大地促進了投資拉動的中國經濟，並為地方政府財力的擴大創造了條件，但「土地財政」和高房價也在很大程度上綁架了中國經濟，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順利實現;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業經營的真實目標，導致企業普遍缺乏創新商業模式和價值創造的動機與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勇於創業創新的企業家精神在喪失，民眾缺乏獲得感，社會戾氣加劇。

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出現和發酵，嚴重挑戰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直接威脅中國成為一個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社會治理模式急需全面梳理和轉型。經濟層面上，將增長模式從簡單投資拉動轉為消費驅動和效率驅動，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已是必須；在社會生活層面，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職能，在社會各階層建立正向激勵，是社會轉型必須追求的目標。

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是雄安新區建設的大背景。必須指出，在其各自的發展階段，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都受益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雄安新區的建設將處於一個相對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歷史使命也將大不相同。中國經濟正面臨換擋減速，與深圳和浦東高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長速度相比，雄安發展面對的是一個下降的經濟周期；此外，城鎮化程度、地方政府財政和債務情況、各類要素成本、公眾對改革的預期、私企和普通民眾的投資信心、金融體系的整體狀況、全球化帶來的機會與挑戰等等都與彼時大相徑庭。這種背景下，雄安新區的建設不能被簡單理解成疏解首都經濟功能的基建工程乃至規模更大的房地產項目；其發展思路必須區別於過往以天量信貸帶動投資進而推動GDP的增長邏輯。

雄安的未來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明確表示要將雄安新區建設成「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和開放發展先行區」，進而成為中國新的增長極和未來的增長引擎。雄安新區的發展必須擺脫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傳統邏輯。雄安發展的驅動力不應該是靠各類融資來支撐的高投資率，而應該是投資率和投資資本收益率之間更為均衡的組合，是一個以更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為特點的全新的經濟微觀基礎。高水平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源於高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源於一個相對年輕、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高知識人群，源於完善的市場機制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源於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界定，源於一個更富有流動性的社會，源於對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尊重與愛護，也源於通過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國企改革改變其只重規模，不重投資效率的行為模式等。

雄安的千年價值很大程度上在於它是一張白紙，在於它過去沒有去做的那些事情。雄安既沒有既得利益者的束縛，也沒有路徑依賴的負擔，更沒有過往片面追求高速增長所累積起來的沉痾。在雄安新區的建設中，思想可以先行，全新的發展理念可以主導進程，新區的規劃者和建設者可以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去破解中國發展中已經出現和正在出現的林林總總的挑戰。當新區建設能夠走出一條不再依賴土地財政、房地產經濟、和只重規模不重投資效率的發展路徑時，雄安就有可能破題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

那麼，如何建設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的建設需要一條不同尋常的新路。哈耶克曾經說過，「在社會進步的進程中，沒有什麼是必然的，使其成為必然的，是思想。」依靠國家強大的資源，雄安新區的建設不乏資本，缺的更可能是思想。破題中國經濟和社會滯延已久的轉型，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從下面四個「新」開始創新：

第一，塑造新的發展理念。過往四十年，我們的發展理念大多是建立在經濟能夠高速增長、固定資產至關重要、全球化會不斷深入、速度和規模優先於效率、靠高速發展能解決發展中積累的問題等前提假設之上的。這直接導致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症，只重規模，不重效率。在新區的建設過程中，不能再片面強調GDP增長。過分強調增長率，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靠由債務來驅動的固定資產投資去實現增長目標。在投資資本收益率不高的情況下，通過高投資率來實現較高增長率最終是飲鴆止渴。新區建設中應該改變現有的經濟政策話語體系，更強調與民眾獲得感關係更強的經濟與社會指標評估。

第二，建設新的地方政府財政金融體系。新區經濟建設的引擎轉向投資資本收益率之後，新區將不再依賴房地產經濟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土地財政，其財政情況將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新區政府可以考慮編製完整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尋求市場化的政府信用評級，並以信用評級為基礎，發行地方政府債，以此改變地方政府的投融資模式。不僅提升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能力，也有助於提升地方政府經濟、財政和債務情況的透明性。

第三，營造新的商業環境。以創新驅動經濟，提升經濟活力，最終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要求一個有利於創新的公正公平的市場環境。大幅減輕企業負擔 —— 這個在別的地方很難踐履的改革舉措，可以在雄安新區大膽嘗試。此外，創新活力很難來自在行業中處於壟斷地位的大企業，如何吸引更多創業者和中小企業，是新區規劃者和建設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第四，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自由流動的人力資本是一個城市繁榮的基礎。新區建設應該廢除戶籍制度，改變戶口對人力資本配置的扭曲，實現一個真正有活力的勞動力市場，進而提升創業創新的活力和成功率。

是下一個深圳還是另一個曹妃甸？大幕既然已經開啟，我們唯有希望雄安新區未來的建設能夠與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轉型真正結合在一起。這樣，雄安可能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周期。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編輯：馬珊珊、格根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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