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天皇」的神話：戰後美國在日本的民主改革

日本戰敗之後，美國隨即以聯合國的名義佔領日本，並於日本以「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為目標，採取一系列措施，推行所謂「戰後日本民主改革」，諸如搶佔佔領者主導地位，進行「間接統治」、推動「民主化」，頒布新憲等等。美國的佔領政策固然在某種層面上具有時代意義，然而其對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會基盤沒有，也無法作根本的觸動，緊接「冷戰」的需要，又對日本舊政治、文化形態採取容留與溫存的態度。這就使佔領的最後結果並未達至「根絕軍國主義」的目的，而留下無盡的歷史隱患。

美國進入日本，首著先鞭的是設置佔領機構。日本戰敗後即建立了由美、英、蘇、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荷蘭、菲律賓等十一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 Eastern Commission）。另外還在日本設立「對日理事會」作為總司令部的諮詢機構。然而這些組織僅具原則上的象徵意義，美國憑藉佔領日本時的「特殊作為」，沒有在獨佔日本的問題上作絲毫的讓步。此後的日子裡，由美國獨家支配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戰後重建事務。對日管理的目的縱有無數，而為其要者則為：

其一、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其二、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如坂本太郎所說，上述目的，日本「在短時間裡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為了實現「改造」日本的目標，「公職驅逐」與舊政體解散的工作隨即在日本展開。1945年9月，日本軍隊與其所屬機關被「一卒不留」地遣散，同月將東條英機作為一級戰犯逮捕，並處以絞刑。1946年1月4日，GHQ發出解散右翼團體及裁撤軍國主義頭目公職的指令，規定所有戰爭的「協助者」，一概從政界、經濟界、言論界的崗位上離開，結果約十二萬名舊政府公務員遭到「放逐」（解職）的命運。

美國在日本實行的不是親握權柄的直接式統治，而採用以日治日的「間接統治」。這種方式最初體現在對天皇的處置上，美國一部分人主張「天皇問罪」的嚴峻態度，也許受到《菊花與刀》作者等一類學者、政客的影響，考慮到天皇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決定保持天皇制度，用其「日本精神象徵」的作用，協助戰後日本的管理。

在美國人看來，一方面對日本的「管理」實為佔領，然而佔領者的色彩卻要盡量淡化。美國人歷來崇尚「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利弊權衡的結果，他們認為相對於直接「管理」，由日本人「自管」，要減少許多麻煩。其一可以消弭日本人的抵制心理；其次也可以讓原本技術嫻熟、性格馴順的日本官吏經過改造後為己所用。許多舊政府的公務員由此重新回到政府崗位上來。他們如同舊機器上的零件，拆卸──是因為曾經為舊機器服務。起用──則因為舊機器已經過整頓與改裝。

美國的佔領政策是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推行的。「麥克阿瑟是一位極富有魅力的領導人，他只接受華盛頓的一般性指導」，「他那種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辭感染了正在絕望中尋求鼓舞人心的指南的日本人」。麥克阿瑟有志於將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價值的自由與民主的「亞洲瑞土」。佔領之初，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浪潮在日本卷揚開來。

1945年10月4日GHQ發出《民權自由指令》，11日又有五大改革指令（男女同權與婦女解放、對勞動者團結與組織的支持、教育的自由化、廢除專制與國民解放、經濟的民主化），宣布「特高警察」與「治安維持法律」的廢止。1945年11月2日對十五個財閥集團實行資產凍結，此後又發出解體的指令與天皇財產凍結的指令。12月9日發出土地改革指令。

美國人認為，只有對日本進行民主改造，才能使這個島嶼國家脫離原來的立國路線，回到國際社會中來。為了這個目標，佔領者取消了所有極端國家主義團體，廢除所有鎮壓性法律，釋放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共產黨。禁止一切舊的陸海軍官、政府、企業以及教育界的頭目擔任任何重要職務。

1945年12月15日，佔領軍指令神道與國家的完全分離，禁止天皇的神格化。新憲法用法律形式，規定天皇不是神，沒有實際的權利，只是國家統一的象徵。12月31日，禁止使用有關歷史、地理與修身的教科書。新憲法「賦予國會最高權力，消除所有權利競爭的根源，或者使其明確的隸屬於國會」，規定眾議院選舉首相，內閣對國會負責，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取代貴族院。

在此同時，美國決定在日本頒布一部新憲法，以適應「新日本」的需要。由於這時的日本政府混亂不堪沒有辦法承接這項任務，麥克阿瑟命令自己的參謀班子起草新憲法，經過細微的修正，以1889年憲法修正案的名義公佈，並於1947年5月3日生效。意味深長的是，這個憲法並非一遵美國自由體制的克隆物，而以英國議會政治作其藍本。據說由此這部「新憲法就與日本人的政治經歷相適應，得到絕大部分人的熱烈歡迎」。

1945年10月至11月之間，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舊政友會鳩山派）、日本社會黨（舊無產政黨諸派的統一黨）、協同黨等政黨結成，除此外無數的小政黨也在這個時候紛紛建立。1945年以後，戰前的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再次活躍起來，他們大都得到青年階層的擁護，積極開展起民主化鬥爭。

以一系列「民主化指令」與新憲法為依託，GHQ與日本新政府規定民眾享受眾多的權利。這包括制定勞動工會法，勞工享受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人民具有團體交涉、示威遊行的無條件的權利；人人都享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承認婦女與男子具有同等的參政權等等。與此同時，確認司法部門為獨立系統，不受行政干涉。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人間宣言》，確定「天皇不是神」。

1945年10月10日，出獄的共產黨幹部發表以「訴諸於人民」開頭，發表以下言論：

聯合國軍隊為將世界從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進駐日本，由此日本打開了民主革命的端緒，為此表示深刻的感謝之意。

工會法規定勞動者具有諸多權利，對日本勞工活動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工會組織發展迅速。戰爭結束時，日本還沒有一個工會組織，而到了46年1月已經出現了925個工會組織，將49萬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同年4月末，工會組織至7357個，擁有會員279萬人。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起先，總司令部的官員總認為日本人是服從權威的「臣民」，接受美國式民主還需時日，想不到他們卻利用「給予的機會」，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中發動如此迅勐的左派運動。與要求民主的積極性相一致，勞動爭議的事端也日益增多。日本的報紙與廣播，對日本的舊體制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抨擊，力主將一切舊體制的代表從權力寶座上驅除出去。

井上清對戰後的日本改革有過以下的評價：首先「否定天皇是神」，對日本千百年來的專制權威作了衝擊與否定。井上說：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有過自由民權運動，給日本人民帶來民主思想的最初啟蒙，然而自從那次思想革命失敗以後，天皇專制的權威日益加強，舉凡所有與政府權威相抵觸的思想與運動都被鎮壓在萌芽狀態。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敗北，天皇權威落地，為日本走向民主創造了條件。確實，近現代日本統治者製造與完善了神道，政教合一使專制統治獲得精神支持，並從內心深處麻痹人民，使他們失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自覺。天皇神格被否定以及「政教分離」政策的制定，使日本人民獲得思想的解放。再則，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全面走上社會運動的舞台，表現出社會進步原動力的主角姿態。他說，自1912-23年「大正政變」以來，人民起來投入了反對專制內閣的鬥爭，然而其身份常是資產階級的附庸與「動員力量」，至於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還缺乏條件。自1918年「米騷動」 之後，勞動階級開始獨自戰鬥，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動員部隊」，顯示出「獨立的階級」的地位。但不可否認，其力量依然微弱，無法與封建專制政府作卓有成效的抗衡。唯於戰敗後，事態一變，人民利用美國佔領軍所宣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空隙」，擴大了戰鬥的規模，開始以在政府中獲得自己的地位作為明確的目標。這表現在46年5月，人民已將鬥爭的矛頭指向美國佔領軍與其卵翼下的日本政府，表現出要求實現「民族完全獨立」的思想覺醒。

應該看到，戰後的改革對日本來說是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又一次大變革。如果說前一次變革（明治維新），是基於西方壓力作出的反應與選擇，那麽第二次變革（戰後改革）則是掃除日本軍國主義，摧毀前「大日本帝國」而進行的全面強行改革。「明治維新是日本主動從西方引進君主立憲的專制制度，而戰後改革是西方社會向日本強行導入現代民主制度」。

戰敗之前，日本有過它的「現代化」，那只能說是完成了一半的現代化，一個經濟上實現現代化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停留在封建制的「半現代化國家」。而日本走向比較完全的現代化，則起始於戰後的「民主改革」。

然而正因為這場改革是美國價值「強行導入」的結果，是外在的而不是自覺的，是外加的而不是自動的，因此所發生的負面效果也十分顯著。

美國佔領使日本實際上成為準殖民國家。如同賴蕭爾（Edwin W. Reischauer）所承認的，自從美軍進駐日本以來，日本人日益厭煩外來者的干涉，「因為美國人常常不了解細節就指手劃腳，給經濟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在政治上，佔領者成為日本的「新天皇」，掌握了決定日本命運的一切立法與執法的權力。在思想上，佔領者強調「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是有限制的。進駐日本不久，美國佔領政策的重點從政治改革轉向經濟恢復。「這種轉變是自然的，因為美國原來的改革計劃已經行將完成，而日本經濟的持續虛弱則日益被視為日本成功的主要威脅」。這種政策上的變化使美國不再像先前那樣，將「民主」掛在嘴邊，從而使左派失去原有的思想上的「正當空間」。

如前所述，由佔領軍帶來的「民主」，出乎意外地讓「左派」力量強大起來。佔領軍驚呼：說是要給日本人帶來民主，但「日本民主的將來絕不可交到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手裡」1946年成立的吉田內閣很快就發表了「保持社會秩序」聲明，放任警察對「爭議勞動者」的逮捕。1946年秋天日本爆發全國大罷工，在佔領軍的策划下政府隨即拋出《勞動關係調整法》，對罷工作出嚴格限制，與先前制定的《工會法》發生明顯的衝突。佔領軍司令部先是口頭要求罷工「自動終止」，工會置之不理，決定在1947年2月1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總罷工。由是，麥克阿瑟親自下令禁止罷工。

美國佔領日本，改變了東亞的政治地緣結構，「冷戰方興未艾，中國正在喪失給共產主義。日本不僅不再是東亞和平的唯一威脅，而且是民主的基地和美國在世界這個地區的軍事基地」。 對應國際形勢變化，美國將日本捆上冷戰的戰車，日本的國家主權也因此受到嚴重損傷。

美國的「間接統治」顯示了對舊體制與舊文化的溫存，使許多戰爭罪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被安插到政府許多重要崗位上去；在文教領域對軍國主義的批判也沒有真正深入有效的開展。這些問題於冷戰局面日益明朗化後更趨嚴重，也不再可能得到糾正。如此，即為日後日本封建主義的持續與軍國主義的復活留下不可忽視的隱患。這正如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所說：「儘管今日日本的反美言辭愈來愈泛濫，但那些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更不用說那些炫耀理性的技術治國論、自稱現實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了，卻從未對戰後美國的軍事佔領政策提出異議，因為這一政策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殖民罪惡」。

總之，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現代性革命，那麽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後美國指導下的民主改革也存在著顯然的不徹底性。其對日本前現代化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妥協、容留與溫存所致的種種社會與精神上的隱患，還在持續對日本與國際社會發生著不可低估的消極作用。（文/盛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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