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的歌利亞：超級飛行器狂想

文/邢天寧

那個周末，如果沒有戰爭，一切將非常美好：1917年5月25日是英國軍人發放薪水的日子，周末採購的婦女向市場走去，明媚的陽光鋪灑下來，照耀著英國南部的城鎮福克斯通。但科克森夫人記得，炸彈是在下午5點30分從天空降臨的。

「等待購物的主婦亂作一團，爆炸擊倒了老建築之間狹窄通道上的行人，粉碎的玻璃突然給街道鋪了一層冰凌，一個保管室的窗戶整體掉落。」這位女士帶著驚恐的口吻寫道，隨著爆炸的硝煙遠去，人們想起了螺旋槳拍打空氣的低沉雜訊。

權力與夢想

福克斯通付出了沉重的代價：95人死亡，195人受傷——這一切由德國的「哥達」重型轟炸機製造，它們明亮而可怕。但世界第一架重型轟炸機並非誕生於英國或德國，而是遙遠的俄羅斯帝國。

1914年1月26日，聖彼得堡，在震耳欲聾的引擎聲中，「伊里亞·穆羅梅茨」重型轟炸機滑向庫爾普斯諾伊機場的跑道。當3.1噸重的機身驟然離開地面時，設計師難掩興奮的心情：「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

「穆羅梅茨」無疑是成功的，儘管未曾用於攻擊平民，但這種轟炸機依舊指引了武器的發展方向，在繳獲了它的殘骸之後，德國人獲得啟發，並製造出福克斯通這一近代史上最初的「格爾尼卡悲劇」。

1917年，他們的重型轟炸機刺激了英國人，於是德國的沿海城鎮也相繼遭遇毀滅，到20世紀20年代，零星的經驗被上升為理論。

義大利人杜黑甚至宣稱，戰略轟炸可以被看作一種理想化的戰爭形態。只是生不逢時，孕育重型轟炸機的國家卻沒有走在軍事浪潮的前沿，1917年，沙皇被迫從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中退出。

由於內外交困、財政拮据，所有事業無不慘淡經營，軍隊被裁減到不足60萬，克里姆林宮不得不購買外國武器以維持國防所需。法爾曼公司的轟炸機「巨人」後來被印在紀念幣上，因為它們在百廢待興之時來到莫斯科，成為「穆羅梅茨」的替代品和設計師借鑒的對象。

隨著經濟恢復，對蘇聯的將軍們而言，建造超級轟炸機也是必要的。1927年，蘇聯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並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將其完成。

作為成果，1929年，蘇聯的第一架超級飛行器——「蘇維埃土地」號經過西伯利亞抵達紐約。《紐約時報》評論道：「僅看一眼這個航空奇蹟，或是在登機本上留下名字就足以令人痴狂。」

作為蘇聯的飛機設計師，安德列·圖波列夫發現「蘇維埃土地」號贏得的榮譽都被其衍生品轉化為恐懼，作為歷史上第一架單翼四引擎轟炸機，TB-3擁有能覆蓋整個歐洲的航程，並能攜帶多達兩噸炸彈。

其問世對西方宛如晴天霹靂：現在，TB-3伴著歡呼掠過紅場，那麼或許在將來，它就有可能從畢蘇斯基廣場甚至是凱旋門上空飛過，其破壞力則是驚人的。

折斷的翅膀

由圖波列夫負責的代號TB-4的項目無疑曾被寄予厚望，但隨著工程繼續，圖波列夫的熱情卻在衰減。長期的工作帶來了榮耀的光環，也暗藏了鮮為人知的艱辛。

事實上，圖波列夫承受的壓力不只是技術方面的，他的心理壓力還在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席捲歐洲，經濟危機可能引發世界大戰，於是TB-4成了力挽狂瀾的關鍵賭注，所有人都盼著它的誕生。

tb-4轟炸機

作為蘇聯長期掌管空軍的軍事首長，拉脫維亞人阿爾克斯尼斯為確保工期，他要求圖波列夫採用M-34發動機，而不是等待更成熟的改進型號，其數量則從四台上升到六台，並在機身上形成一個醜陋的駝背。

TB-4全重33.2噸，需要3000米的跑道才能起飛；它有33.5米的機身和54米的機翼，佔據了半個足球場的空間；它高17.3米，頂端與六層樓的天花板齊平；它的炸彈掛載量高達10噸，超過了後來美軍的「超級空中堡壘」。

龐大象徵著宏偉，也掩蓋了瑕疵，阿爾克斯尼斯宣稱其設計天衣無縫，但令人失望的是，1933年7月3日的試飛仍險些導致一場災難。到1933年秋，整個項目被迫下馬，取而代之的新機型則繼承了其民用版（ANT-20）的編號，並計劃擁有更強大的發動機和更驚人的尺寸。

儘管交通部希望該機服務於遠東航線，但阿爾克斯尼斯親自否定了這些想法，他認為ANT-20必須用於宣傳或軍事，不然將信念傾注於此的人們便會因此蒙羞。原型機被冠名為「馬克西姆·高爾基」號，莫斯科成立了捐款辦公室，號召民眾貢獻一個月的收入支持飛機的建造。

許多細節在1933年春天得到確定：如果作為軍用運輸機，「高爾基」號機身內可以運載超過100名傘兵或兩門76毫米火炮；作為客機使用，機上將布置自助餐廳、休息區、洗漱間和住艙。

同時，「高爾基」號還準備安設印刷機、圖書館、電影放映廳以及名為「天空之聲」的廣播系統，高音喇叭能覆蓋廣闊的飛行區域。

1934年6月19日，「高爾基」號在迎接「切柳斯金」號船員歸來的閱兵式中亮相，投下了20萬份傳單。

1935年5月，中央流體動力研究院決定，設計人員及家屬可以體驗自己的勞動成果，電影製片廠的人員則為拍攝紀錄片準備就緒。5月18日中午，登機時刻到來，第一批運載的人員共計38人，其中7名是兒童。

但就在繞場一周之後，特技飛行員布拉金駕駛的戰鬥機突然撞向「高爾基」號，正如事故報告所寫的那樣：「戰鬥機做了一個橫滾動作，當再做第二個橫滾時飛機突然失控，撞向『高爾基』號的左側機翼。兩者都墜毀在機場附近的索科爾鎮。」報告認為，布拉金操縱失誤引發了空難。

K-7：隕落的奇蹟

「高爾基」號的失事還讓人們聯想到另一起事件：1933年11月21日，其競爭對手——K-7在哈爾科夫墜毀。K-7的設計者康斯坦丁·加里寧也漸漸被遺忘。

1930年，加里寧提出了K-7的原始概念。寬大的機翼、頎長的機身、數量眾多的發動機……其整體風格簡潔明快、宏偉粗放，甚至略顯大而無當。

其主體部分——53米的巨大飛翼被分為三個艙段，六個直徑高達3.6米的著陸輪支撐著起落架，也支撐著長達28米、重38噸的龐大機身；機翼中段是容納128人的客艙，金碧輝煌的過道直通觀景大廳——人們透過防彈玻璃能看到血色的夕陽落日、壯麗的群山河流和整齊的城市村莊。

加里寧k7重型轟炸機

加里寧的構想立刻贏得了關注。但龐大的設計也帶來了問題：由於強度不足，機翼被迫採用昂貴的鎳鉻合金材料，發動機雖是當時最強勁的動力裝置，但要推動笨拙的機身仍力不從心。

長達9個月的組裝中，不斷有人聲稱K-7無法承載有效的負荷，這讓加里寧不得不準備一次試飛來反擊諸多懷疑。

1933年8月21日上午6點，天氣晴好，7名乘員和技術人員陸續進入駕駛艙，作為首席駕駛員，米哈伊爾·格羅莫夫發現加里寧在最後一刻換下了副駕駛：「他將緊張、焦慮掩飾起來，如果不成功，就和作品一起死去。」

孤注一擲得到了回報，漫長的滑行之後，K-7向高空躍升，第三試飛員斯涅吉廖夫寫道：「飛機靈巧且易於操縱，當拉動控制桿時，巨大的機身便有所反應……人們目瞪口呆，城市為見證奇蹟而自豪，沒有人抱怨引擎的轟鳴打斷了美夢。」

11月中旬，第10次試飛結束，許多隱患也暴露出來，其中一些甚至表明該機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比如最高時速無法達到設計要求；發動機在連續運轉後功率會下降；如果進行爬升或俯衝，機身會出現搖晃，進而令尾翼劇烈顫抖。

對於這些，加里寧表現得極為偏執，他希望在11月21日進行第11次飛行，以便搶在期限之前向莫斯科做出彙報。新的試飛要求爬升到1000米，隨後快速下降，後來證明，這一過程充當了空難的導火索。

工程師車比雪夫記錄了當時的情況：「K-7飛過我們頭頂，在轉彎之後開始加速和爬升。在三四千米開外，它突然從300-400米的高度俯衝下去，隨後徹底失控。第一次撞擊地面時起落架被撞飛，機身彈起之後再度砸向地面，運轉中的引擎隨即起火燃燒，整個現場烈焰升騰。」

倖存的乘員塞米爾科則回憶道：「我數出了15-20次的嚴重搖晃，稍後傳來左水平尾翼骨架破裂的聲音。升降舵被錯位的骨架卡住，使飛機無法停止俯衝。在接近地面時，飛機驟然向左傾斜，接著傳來巨響……」倖存者在火焰中掙扎，死亡人數定格在15人。

根據加里寧的構想，新的K-7將對原型機進行全面改進和升級，最先進的M-34RM引擎將取代老舊的動力系統，同時武器也將進行替換——在他看來，挫折是暫時的，到1934年5月，第二架的建造已經準備就緒。

硬幣的另一面

然而時過境遷，無論是K-7還是「高爾基」號，面對新式戰鬥機都顯得異常脆弱。

到1936年，圖波列夫調任航空工業總局首席工程師，他立刻以一個「理性的技術人員」的口吻向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寫信，認為加里寧K-7是對資源的揮霍。

1936年4月，阿爾克斯尼斯在給伏羅希洛夫的信中也表達了相同看法：「航空工業形勢嚴峻，甚至不能提供急需的作戰飛機，我認為在建造K-7上繼續消耗金錢和時間是毫無意義的。」

1936年，蘇聯空軍終止了巨型飛機的開發，超級飛行器的前途已不可逆。7月，加里寧設計局宣告解散，建造中的K-7被陸續拆解。同時，「高爾基」的衍生型ANT-20bis則被迫削減產量，而熟練工人的短缺則讓唯一一架客運型直到1939年才竣工下線。

1941年6月21日，蘇德戰爭爆發。518架老舊的TB-3被迫整裝待命，而在遙遠的中亞，唯一的ANT-20客運型則在為運送戰略物資頻繁奔波。

1942年12月，當地人發現它墜毀在一片叢林中，事故的原因是費解的：機長離開了座位，於是一名乘客掌握了操縱桿。

圖波列夫ANT-20轟炸機

如同命運的嘲諷，圖波列夫的人生卻因戰爭峰迴路轉。1945年的勝利閱兵式上，TB-3最後一次得到了登場的機會，它們排成緊密的編隊掠過紅場，提醒人們鮮血和苦難換來了勝利的光榮。

「天空艦隊」從TB-3開始，以TB-3終止，蘇聯的航空工業用整整12年的時間從盲動走向正軌，而這一過程又是極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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