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聖雄的複雜面相

莫罕達斯·甘地（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被尊稱「聖雄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發揮過突出作用，同時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現代政治學說——甘地主義的創始人。但在另外一些記錄中，他被認為是「徒有虛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導向了暴力活動。甘地的單一面孔隨著諸種傳記面世，開始變得豐富。

喬治·奧威爾品藻人物向來犀利獨到，甘地死後備極哀榮，奧威爾卻稱他徒有虛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導向了暴力活動。如同《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媒體對甘地一邊倒的盛讚，反而使人滋生疑慮：一個長期從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開黨派紛爭，出淤泥而不染？

溫斯頓·丘吉爾（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國政治家，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為了挽救帝國日不落，丘吉爾可以犧牲其他政治原則，反過來，誰想拆散大英帝國，誰就要承受丘吉爾的攻擊。

學者阿瑟·赫爾曼搜檢浩瀚的書信檔案，揭示出聖雄更複雜的面相。早在奧威爾之前就有異議之論，印度總督韋維爾對甘地的評語是「思想狹隘」「剛愎自用」，賤民領袖安姆貝加爾稱他的言行是彌天大謊，最激烈的攻訐來自於本書的另一位傳主——溫斯頓·丘吉爾。

帝國主義的榮辱

雙人傳記是個稀有題材，極其考驗作者謀篇布局的能力，需要嫻熟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一位主人公的事迹告一段落後，無縫銜接到另一位身上。啟蒙編譯所近年出版的《里根與撒切爾夫人》《德克勒克與曼德拉》均為難得佳作，《甘地與丘吉爾》的獨特之處在於，兩位傳主是政治上的死對頭，而且一生中僅見了一次面。

1906年甘地請求撤銷南非的「黑色法案」（內容是歧視、管制印度裔居民）來到倫敦。經過兩次白人之間的戰爭，布爾人（荷蘭殖民者的後裔）戰敗，向維多利亞女王效忠；不列顛政府為了安撫情緒，給予布爾人自治權，包括了制定種族歧視法案的權利，儘管這違背了大英帝國的道德原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自認為負有道義責任，建起殖民統治不單純是搶奪市場、原料產地，也是照顧保護亞非落後民族。

英格蘭正是基於這個理由統治印度，因為印度人不具備自治能力，需要女王的家長式管理。他們也確實做了不少社會改良，廢除燒寡婦的陋俗，保護賤民等低種姓人群。相比之下南非白人狹隘排外，不與黑人、亞裔住同一個小區，不在同一間餐廳吃飯。「黑色法案」提出後，時任殖民部副大臣的丘吉爾，在辦公室里接見了甘地，交談幾分鐘，此後雙方再未謀面。殖民部權衡再三，決定通過法案迎合布爾人，此舉既犧牲印度子民的利益，也犧牲了自身的道義良心。

阿瑟·赫爾曼指出：為了挽救帝國日不落，丘吉爾可以犧牲其他政治原則，容忍南非的種族主義者，跟工黨激進分子握手言和，甚至跟斯大林達成協議。反過來，誰想拆散大英帝國，誰就要承受丘吉爾無情的攻擊。

作為印度人的精神領袖，甘地首當其衝,丘吉爾對他的稱謂是「煽動家」「裸體托缽僧」，指責他奸詐，暴戾恣睢。某種程度上，丘吉爾是對的，只有少數幾人看破「非暴力運動」的本質。

非暴力真的非暴力嗎？

甘地有很多「非暴力」言論，有些話迂腐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時，他發表聲明，敦促非洲人民要「任人宰割」；納粹反猶屠殺的事情曝光後，甘地建議，猶太人主動把脖子送到刀口，來喚醒德國人尚存的良知。

這些奇談怪論很早就被歷史學家挖掘出來，阿瑟·赫爾曼的書里則顯示了甘地自負、傲慢的性情。在某場談判中，總督韋維爾曾解釋，沒有英軍維持秩序，印度各族會互相殘殺，結果甘地握著拳頭敲打桌面，吼道：「既然無法避免血流成河，那就給印度來一場血浴。」

在英印各方的第一次圓桌會議，甘地因未收到邀請，悻悻地評價：「劇場要上演一出《哈姆雷特》，主角王子卻沒上台。」他認為自己就是那個王子哈姆雷特。1931年召開第二次圓桌會議，政府終於邀請了甘地。首相麥克唐納在開幕詞引用《聖經》的句子「獅子要躺在羔羊身旁」，期望各方和睦相處，但他自己都不能辨別，誰是羔羊誰是獅子。

對待自己的信徒，甘地要求非常嚴苛。單純從理論而言，非暴力運動要求民眾坦然接受警棍、實心彈的鎮壓，只有真正內心堅強的人才做得到。非暴力者承擔了世間的罪惡，能媲美耶穌受難的大無畏精神。

問題是，一個識字率不到15%的民族，能理解深奧的說教嗎？1921年甘地號召一次全國性的非暴力運動，結果卻演變成打砸燒搶，孟買的暴民橫行於大街小巷，點燃小轎車、有軌電車，砸碎商店的櫥窗，將之洗劫一空。1942年非暴力運動是一場更大的災難，全國共有750座政府大廈遭到破壞，警民衝突中2500人受傷。而甘地早就預料到這麼大的犧牲：「在抵抗英國統治的過程中，即使100萬人因此而英勇就義，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總督以煽動暴力罪將甘地關起來，又不敢強硬對付這個瘦弱的老頭。獄方給他各類報紙，配了一個秘書代處理文件，還有醫生24小時保健服務，他想吃什麼菜，政府都按需提供。學者保羅·約翰遜對此發出刻薄的評論：甘地的全部事業證明了英國統治並非壓迫性統治，他只能在盎格魯自由主義的保護下興風作浪。

甘地死於甘地主義

事後諸葛亮地看，真正給大英帝國致命一擊的是德軍日軍，甘地追隨者的示威騷亂只是小打小鬧。1921年、1942年的兩次大型不合作運動均以失敗告終，然而除甘地外，國大黨已經別無領袖可追隨。

近代以降，印度獨立之路分為溫和改良、暴力革命兩條路線，改良派陷入議會清談館無休止的吵鬧，丘吉爾率領部分保守黨人挫敗各項自治提案，直到1937年才放開省一級的選舉。革命派則自始至終佔少數，他們鋌而走險刺殺政要，但是每刺殺掉一個英印政府的官員，就有下一個官員替補，「革命之父」提拉克晚年感到絕望，放棄了鬥爭信念。

甘地應時而生，留居南非期間，他創造性地發明出非暴力抗爭模式。首先精心培訓一幫「敢死隊」，他們在警察毆打之下，勇敢赴死，絕不還手；其次配備後勤醫療隊，給前線有生力量補血；最重要的是，邀請外國記者親臨現場。當不合作運動發起後，如果警察果斷壓制，那麼英國會遭受國際輿論聲討；如果袖手旁觀，那麼暴力叢生，政府威信掃地。這套把戲對付布爾種族主義者不行，給英國紳士添亂，綽綽有餘。奧威爾指出，甘地能成功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對手太人道，如果換成蘇聯情況就兩樣了。

實際上受暴行傷害最大的不是白人，當公檢法受衝擊後，印度教徒跟伊斯蘭教徒仇殺，高種姓跟賤民仇殺，即便沒有英國統治，印度本身的族群矛盾將會撕裂自己，甘地主義的精髓就在於喚起原本不問國事的庶民。

之前無論革命、改良，都屬於精英小圈子的內部活動。就政治理念而言甘地極其保守，他多次譴責工業化的弊病、消費社會的墮落，提倡苦行靈修，反對任何現代器物，妻子患病快死時，甘地拒絕給她打青黴素。但在政治實踐上，他表現得如同雅各賓派、列寧主義者，這類人的共同點是輕蔑代議制政體，直接向普羅大眾發出訴求。具體到印度，宗教是動員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首陀羅（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名」）不能理解西化知識分子那套道理，只聽得懂神道勸諭，底層百姓把甘地當作毗濕奴第十個轉世化身，加以頂禮膜拜。

群眾的力量一旦解除封印，釋放出瓶子，就無法再收回。真納極力抨擊，國大黨煽動群眾的做法無異於法西斯。作為英式憲政的愛慕者，他厭惡民粹手段；作為世俗化的穆斯林，他害怕印度教沙文主義。甘地本人也清楚這點：「我知道，政府唯一害怕我的，只是貌似在我控制中的民眾。但英國人決不知道，我其實比他們更害怕。」因而他一面呼籲起民眾的熱情，上街遊行，另一面又對他們的街頭犧牲表示冷漠，頗有「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意味。安姆貝加爾就覺得聖雄對賤民是假惺惺的憐憫，斥責他表裡不一。

如果沒有丘吉爾的阻撓，印度的政治精英早早獲得自治權，或許就不會投靠危險的甘地路線。議會鬥爭也好、群眾革命也好，最終目的都是民族獨立。甘地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擺脫外來統治。他不蓄私財，很少照顧妻子兒女，奉公而不顧家，最終為祖國獻出生命。

1948年英國打算從印度分割出巴基斯坦，甘地說，你們這是在分割我的身體。他打算把印度總理的位子出讓給真納，以求得國家不分裂。印度教極端右翼分子刺殺了他，刺客認定甘地已經叛變，向穆斯林投降變修。甘地煽起民粹狂潮後，一波比一波激進，葬送了妥協的可能性，終於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兒女。（文/柳展熊）

《甘地與丘吉爾：抗爭與妥協的政治史詩》，作者：阿瑟·赫爾曼，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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