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秘書回憶朝鮮戰場上的彭德懷

來源：節選自人民網，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原標題：朝鮮戰場上的彭德懷

在浩若煙海的朝鮮戰爭史料中，有一個細節也許並不那麼引人注意：當年，彭德懷坐著一輛小汽車孤軍深入，成為志願軍真正意義的「先鋒部隊」；而這輛小汽車的司機劉祥、陪同彭德懷的軍事秘書楊鳳安便成了這段歷史的見證者。

彭德懷元帥 資料圖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黃昏時分，中朝邊境的小城安東(今丹東)烏雲密布，飄著微微細雨。鴨綠江大橋邊，有一個簡單的送行儀式：「到了江口上，鄧華、洪學智、解方、韓先楚、杜平等幾個送行的13兵團首長，有幾個人在江邊和彭總握了一下手，我們馬上上車就走了。」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一間辦公室里，86歲的楊鳳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記者回憶起60年前的那一幕。楊鳳安是河北人，解放戰爭後期到彭德懷身邊任軍事秘書。

楊鳳安說，用「行色匆匆」來形容10月19日這一天的彭德懷，再恰當不過：拂曉時分，彭德懷離開北京飯店直奔西郊機場；9點左右，專機降落在瀋陽機場，彭德懷和高崗立即驅車去東北軍區司令部，研究確定部隊入朝開進的部署；當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戰鬥機的護航下，他和高崗又乘里2-型飛機，抵達安東機場。

「下了飛機，我就看到一幫人圍著一個首長，然後他就坐到我車上了，表情一直挺嚴肅的。我一看，心說這麼凶，這麼威風，心裡就有點慌。說實在的，那時候我連個團長都很少見到，我只知道這肯定是個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沒概念。」劉祥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他是駐蘇家屯的13兵團某汽車班的班長，前一天夜裡接到通知，讓他到團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讓我把東西帶著，到連部去打包，誰也不要驚動。」到了瀋陽，才告訴他，要開小轎車到機場接一位首長。

時隔60年後回憶，劉祥笑著承認，當初聽到任務，他是「強烈地抵觸」。1931年出生的他，從「遼瀋戰役」時期開始開車，「都是大卡車給前線送炮彈」，後來「從東北一直開到了海南島」。

於是，楊鳳安與兩個警衛員，與彭德懷一道，就坐上了劉祥開的「嘎斯69」，穿越鴨綠江大橋。通訊處長崔倫帶著一部電台、兩個譯電員和三個報務員，坐一輛大卡車緊隨其後。楊鳳安說，當時車旁是齊刷刷的部隊，車上的彭德懷，還沒來得及換上人民軍將軍服，仍身著從西安出來時穿的舊呢子黃軍裝。而劉祥只記得那位陌生的「首長」一路上都緊鎖眉頭。

車子很快穿過了鴨綠江大橋，到達新義州。「新義州那時候黑糊糊一片，到處被炸得亂七八糟的。」楊鳳安回憶，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汽車停在一個十字路口，這時才發覺在安東匆忙上車時，沒有把翻譯帶上。「人生地不熟，這語言也不通，我們正在著急的時候，幾個朝鮮人民軍來了，一問，是他們的外務相朴憲永派來接我們的。」

「他們肩上都扛著大牌子，可能是將軍，後邊跟著好幾個人。將軍就到彭老總跟前敬個禮，讓彭老總下車，坐他的車。彭總擺手不坐，說『走吧』。」劉祥說。來的人是新義州委員長，在他的辦公室，彭德懷與朴憲永見了面。幾天前，朴憲永曾專程到瀋陽向彭德懷介紹了朝鮮的戰局，他介紹，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個隧道的客車廂里指揮。

「彭總當時非常著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見面了解情況，否則幾十萬大軍過去怎麼打仗？結果我們到了新義州之後，他們說和金日成也聯繫不上了，這非常出乎我們的意料。」楊鳳安回憶。因為美軍還在頭上不斷地轟炸，「我們就沒有再往前走，決定沿著鴨綠江，先到水豐發電站，那個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聯繫」。

當天晚上，這一行人住在朝方準備的小房子里。劉祥還記得，小房子的地鋪燒得挺熱乎的，「我跟警衛郭洪光商量，把老總的被子給鋪在炕頭上，可是老總進來一摸說：『不行，讓小劉過來，小劉你年歲小，睡在炕頭上！』所以我睡熱炕頭，那一頭是郭洪光，我們倆夾他一個人。我還想，這首長看著挺凶，實際怎麼這麼和藹啊！」

第二天早上，劉祥說他早早地就起了床，發現門外還有一圈的崗。「此時有幾個朝鮮人民軍的人要見首長。楊鳳安引著幾個人去見首長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會說漢語的副官聊天。聊著聊著，這個副官說，『彭副司令的身體還挺好的』。我驚了一下，這才知道原來和我擠一個炕頭睡了一晚上的首長是彭德懷！」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懷參加了西安的慶祝建國一周年大會。他檢閱了第19兵團7000多名指戰員和22萬群眾，這次慶祝大會上最響亮的口號就是：「保衛新生的祖國，反對美國侵略朝鮮。」但對此時駐守在西北的彭德懷來說，朝鮮似乎還顯得有些遙遠。

「我們那時駐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還有好多，剿匪還沒剿完呢，壓根兒沒想到後來會去朝鮮戰場。」楊鳳安坦言，當時彭德懷住在西安城區鼓樓北面，辦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會議廳東側的小房子里，楊鳳安就住在正廳西邊的小屋裡。

楊鳳安回憶，朝鮮戰爭打響後，彭德懷曾要楊鳳安給他找一幅朝鮮地圖。楊鳳安跑了西安的很多書店，才買到一幅朝鮮概貌圖，掛在彭德懷卧室兼辦公室的牆上，並每天報告朝鮮戰局的情況。但他更多的精力，還是放在怎麼恢復西北的生產發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懷召開廳局長以上幹部會議。「這時中辦來了一個人，說有急事找彭總。當時會還在開著，彭老總正在講話呢，我說：『北京來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楊鳳安回憶，彭德懷當時「啊」了一聲，顯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說，就說中央有個會議，毛主席讓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馬上聽一聽你的意見。「此時已接近中午12點，彭總馬上散會，簡單吃點飯就準備起程。」

時隔多年回憶，楊鳳安說，當時彭老總根本沒意識到會調他到朝鮮戰場，臨行前，他還特地問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資料要不要帶上？」彭德懷考慮了一下，認為中央是讓他過去彙報西北的經濟建設問題，所以要求負責經濟的秘書張養吾帶好資料隨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後，才發現會議主題是討論出兵援朝問題，而會議中總的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回到北京飯店，彭德懷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楊鳳安說，後來因「反黨」罪名被關押的彭德懷在「交代材料」中曾寫道：「當晚怎麼也睡不著，我以為是沙發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著……」想了一晚上，他傾向於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到北京飯店，約彭德懷同車去中南海。「毛主席等於就在彭老總面前點了他的將了，彭總想了一下說，他服從黨的決定，服從組織決定。」下午開會的時候，兩種意見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懷錶態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給你10天做準備，出兵時間初步預定為10月15日。

「彭老總到了北京，才發現情況不是他原來預想的，所以他趕緊往西安打電話，讓我過去跟他會合。」楊鳳安回憶。

楊鳳安說他趕到北京，並沒有與彭德懷接上頭——心急如焚的彭德懷已經飛赴瀋陽。在中央軍委辦公廳的辦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員交給楊鳳安一個金屬四方盒子，裡邊放著一個公章，楊鳳安仔細一看，上面赫然刻著幾個大字「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我這才意識到，彭老總又要挂帥出征了。」

拿上「帥印」，楊鳳安也趕飛瀋陽，可還是沒見到彭德懷。原來，10月11日晚上，彭德懷突然接到毛澤東要求他回北京的電報，情況發生了變化：蘇聯方面表示空軍沒準備好，不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空中支援。於是，彭德懷和高崗又趕回了北京。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再次就出兵問題展開討論，最終仍決定出兵。

「等彭老總再從北京回瀋陽時，我才見到他。」在瀋陽和平街1號交際處，楊鳳安說他還見到了一位身份特別的年輕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時已經知道了他的身份，覺得這個年輕人和藹、穩重，也很有風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澤東特地設家宴為彭德懷送行。在這次家宴上，毛澤東把在北京機器總廠任黨總支副書記的長子毛岸英交給彭德懷，毛岸英於是成為第一個報名的志願軍戰士。

彭德懷與金日成在朝鮮戰場上

「光桿司令」

時隔60年再回憶，楊鳳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鮮那邊一看，情況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迎面而來的第一關是與金日成的聯繫都成了問題。「我們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豐發電站，還是聯繫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飯的時候才聯繫上。」楊鳳安說，此時金日成已經轉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鎮附近，因為在白天飛機轟炸得很厲害，所以一直等到黃昏，一行人才又開始動身。

於是，朴憲永的車在前面帶路，一小一大兩輛車緊隨其後，沿著鴨綠江往東駛去，細雨此時已變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驚慌逃難的朝鮮老百姓給楊鳳安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有的頭頂著東西，有的背著孩子趕著牛車，我們往裡面走，他們向咱們鴨綠江這邊跑，路都被擠滿了，所以車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鮮老百姓高喊一聲，提醒敵機來了，幾秒鐘後，果然聽到敵機的隆隆聲，接著炸彈爆炸聲、敵機上的機槍掃射聲連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全是丟盔卸甲的，看著挺慘，再看咱們的部隊跨過鴨綠江，那真是雄赳赳氣昂昂的。」當時才19歲、正年輕氣盛的劉祥回憶。

前面帶路的朴憲永坐的是一輛銀灰色的華沙牌轎車。「朝鮮司機對路比較熟悉，所以把車開得很快，我們對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慮到彭總的安全，所以開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轎車走一段就停下來等一段。彭老總著急和金日成會面，我們就和朴憲永商量，後來彭老總就上了他的車。」

10月21日早上6點多鐘，兩輛小車來到東倉和北鎮之間的小村莊大洞附近。進入山區小道，道路非常崎嶇，不遠處有木欄杆攔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這裡等候。彭德懷下了車，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久久沒放下。之後在簡陋的臨時辦公室里，彭德懷與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題。彭德懷問：人民軍現在的兵力還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說：「這我對別人不說，但不瞞你彭總司令(指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我現在已僅僅有3個多師在手上。」

楊鳳安回憶，麥克阿瑟策劃的仁川登陸以後，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被切斷在「三八線」以南，而就在彭德懷與金日成會面的前一天，美軍空降兵第187團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肅川、順川地區實施空降，麥克阿瑟稱此舉目的是要包圍從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鮮士兵和官員，「所以那個敵人就肆無忌憚的，如入無人之地，甚至以整連的兵力分頭沿著公路向鴨綠江邊前進」。

更讓他們不安的是，跟隨他們的電台也一時失去聯繫。原來，當劉祥駕駛的嘎斯車與朴憲永乘坐的華沙車會合後，兩輛小車加快速度，後面的裝有電台的卡車漸漸被甩在後面。而金日成也沒有帶電台，楊鳳安突然意識到，眼下，彭德懷的安全都成了問題，「這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此時的彭德懷上不通中央，下不聯部隊，急得在屋裡踱來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後小山頭上去瞭望，希望能發現志願軍的先頭部隊，可是看見的仍是背著各式包裹、沿著山路向北逃難的人群，「他回到屋裡，氣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說：我現在真正成了個光桿司令了！」

此時時刻，身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的彭德懷，手下只有4個兵：司機劉祥、參謀楊鳳安和警衛郭洪光、黃有煥。「彭總根本沒帶武器，我們連個手榴彈都沒有，只有兩個警衛員，兩支破駁殼槍，讓敵人發現了毫無辦法。」楊鳳安至今想起來還是一陣後怕。事實上，南朝鮮第6師主力已經佔領熙川，正向溫井冒進，其中一個團已經繞到他們的後方。所以，曾經有人評論，彭德懷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排頭兵，實不為過。所幸朝鮮多是狹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沒幾條，美軍機械化部隊主要沿著公路深入，一時也很難發現隱蔽在山谷里的對手。

黃昏時分，載有電台的卡車終於出現了。楊鳳安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們跟丟後走到南邊去了。「到了龜城，他們發現(北朝鮮)老百姓嘩啦啦地往這邊跑，敵人已經往這邊來了，見勢不對，扭頭又往北來。」通訊處長崔倫安好電台後，彭德懷異常高興，立即向毛澤東、高崗和鄧華髮了第一封電報。

電報發走後，還是等待。「我那時候也很著急，我沒事就跑到溝口那兒，朝我們部隊來的方向看。」楊鳳安向本刊記者回憶，這幾乎是他平生最難熬的幾十個小時。10月23日，炮聲由遠及近，成群的美機低空掠過。大洞的志願軍指揮所仍然只有寥寥數人，另有朝鮮代表朴一禹帶來的人民軍，一個十幾人的警衛班。

「23日黃昏，路口出現了咱們志願軍的服裝。我看到後，趕快告訴他們：彭老總就在溝裡邊。」來的是40軍118師的師長鄧岳和政委張玉華，他們帶著1.3萬多人已到達溝口。因為當時規定軍、師電台不準開機，「敵情不明，地形不熟，既無上級指示，又無友軍通報」，所以他們也陷入一團迷霧中。鄧岳和張玉華是乘吉普車朝山溝內幾間茅草屋開進，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懷。

「彭老總見到他們，也是非常高興，還親自給他們倒水喝。鄧岳告訴彭老總，這裡很危險，彭德懷爽朗地說：你們來了，我還危險什麼！」細心的楊鳳安注意到，這是彭總過江來第一次這樣輕鬆。

1952年春，彭德懷出任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

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國內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那個地方組織防禦，敵人來了先打一些小的殲滅戰；等我們軍隊改善裝備、有了經驗後，再奪取平壤。」楊鳳安回憶。可是彭德懷與金日成會面後才知道，敵人實際上早已越過這道防線了。

所以彭德懷馬上改變了作戰方針。「他部署部隊到溫井隱蔽起來，敵人過去不管它，敵人後邊來了以後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戰役，實際上敵人稀里糊塗地就被我們打敗了。」所以第一次戰役實際上是打了一次伏擊性的遭遇戰。在此之前，彭德懷規定各部隊要控制電台，封鎖消息，嚴密偽裝，部隊的番號、指揮官姓名、部隊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隊夜間行軍，白天停下，所以敵人根本沒發現我們的20萬大軍。結果一開打，他們就被打得暈頭轉向。他們說是兵從天降，趕快收縮，我們就邊追邊殲。」

「第一次戰役，我們打垮了韓軍第3師、第6師，殲敵1.5萬餘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國所謂的起家的騎兵1師，王牌部隊，殲滅了將近一個團。」楊鳳安回憶起來，還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願軍勢如破竹、乘勝追擊時，彭總在作戰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隊停止追擊！作戰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納悶。」楊鳳安回憶。

「彭老總跟大家說，他感到我們主力再繼續打的話，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戰役就不太好辦了。另外，麥克阿瑟錯誤地估計了我們的出國兵力，認為我們過江的部隊人數不多，只不過是一支象徵性的部隊，這個人狂妄得很，又求勝心切，肯定會捲土重來。我們就故意撤退，表示我們勝了，不想繼續打了，實際上是引誘敵人進入我們的預定戰場，再合圍殲滅之。」

彭德懷的想法得到了鄧華和洪學智的贊同。「第二次戰役，我們用少數部隊在前邊，間接抗擊敵人，敵人小股部隊來了我們就殲滅他，敵人大部隊來了後，我們打一打就往後退，退的時候還故意丟掉一些行李啊，小鍬小鎬啊，讓對方以為這邊沒什麼主力部隊，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戰役我們是布置好了口袋讓敵人往裡鑽，鑽進來以後我們就打。」麥克阿瑟果然上了鉤。在第二次戰役中，「主要殲滅的是南朝鮮的近兩個師，特別是第二師基本上失掉了戰鬥力，美7師也受到了重大打擊，土耳其旅消滅了一半，其他的24師等也受了很多損失。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這時候他(麥克阿瑟)還沒有發現，中國部隊的指揮員究竟是誰。」說到這時，楊鳳安老人的臉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楊鳳安說，第二次戰役中還有一個很傳奇的故事。這場戰役最關鍵的是，要長途奔襲，搶佔三所里，這個任務交給了38軍的113師。於是113師冒著嚴寒，在崎嶇山路上急速行軍。可是當他們距離三所里還有30多里時，天已經亮了，幾十架美軍飛機沿大同江飛來，在行軍縱隊上空不停地盤旋和低空偵察。

情況非常危急：這麼多部隊在公路上行軍，如果被敵機轟炸，將遭受重大損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則會延誤時間。危急情況下，113師副師長劉海清想出了一個大膽之計，部隊乾脆去掉偽裝，在公路上大搖大擺行軍，敵機來了，他們也不躲。美機果然受騙，以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軍」南朝鮮部隊，一次也沒有轟炸。戰士們情緒大為高漲，不顧極度的疲勞和飢餓，向著目標疾速猛進。

「美軍的無線電偵聽和測向技術是很先進的。如果他們發現了電波，就知道什麼地方有部隊，那樣就麻煩了。所以113師行軍時也關閉了電台，這在軍事上叫『無線電靜默』。」楊老解釋說。

但是，另一方面，志願軍司令部也暫時沒了這支先頭部隊的消息。這一段時間，也是彭德懷和幾個副司令員最心焦的時候。「彭總和解方參謀長都蹲在電台那兒，跟電台台長一起聽信號。結果113師插到三所里的時候，發了一個信號，也沒說到了哪裡，發來以後，通信處長一查坐標，結果已經到了三所里了。這個關鍵性的一招成功了，彭總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點，一個令大家興奮無比的消息傳到司令部：113師無一人掉隊，終於比撤退的敵人早5分鐘插到三所里，關死了美軍南逃的一道重要閘門。

「第二次戰役打了以後，我們就已經把敵人打殘了，他們已經退到『三八線』以外，等於和我軍一下脫離接觸了。」楊鳳安說，戰役結束後，他陪同彭德懷，還專門到戰場去看過。「1000多輛汽車，都在馬路上，敵人的一些物資堆積得到處都是，那些都是繳獲的戰利品。」

將「聯合國軍」趕到「三八線」以南的戰績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時，彭德懷希望暫停修整，但毛澤東從政治上考慮，要求彭德懷打過「三八線」。 「第三次戰役實際上比較勉強，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後向西前進，能進多遠進多遠。」志願軍和人民軍按原定計劃，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線」發起進攻。「結果一打，敵人這個部署犯了錯誤：南朝鮮的部隊被放在第一防線，美軍在第二線。南朝鮮軍隊非常怕志願軍，我們突破『三八線』的時候，他們一看穿著解放鞋、吹著小號，知道是中國軍隊來了，嚇得把武器裝備都丟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後攔也攔不住，把美軍的陣形全沖亂了，所以漢城他守不住了。我們是聽到廣播以後，說他撤到漢城，彭老總馬上下令：奪取漢城！漢城有個大橋，李奇微親臨漢江大橋橋頭指揮，但老百姓和軍隊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橋上堵也堵不住。我們一下子追他到北緯37度線，打到水原一線。」

正在軍隊向南乘勝追擊時，彭德懷又一次果斷地下達了停止追擊的命令。「彭老總判斷敵人是有計劃地撤退，準備在大田大丘一帶建個防線，如果我們進到那裡，戰線就拉開好幾百公里了，後邊部隊還都在西南、山東沒上來呢。另外，美國的主力沒有受什麼損失，又佔有絕對的海空優勢，如果再來個第二次仁川登陸，那我們比朝鮮人民軍的失敗還慘。」彭德懷的意見得到了志願軍其他領導人的支持，於是志願軍主力後撤到了漢城以北。

衝突

志願軍三戰三捷、把「聯合國軍」打過「三八線」和佔領漢城的消息，讓國內也歡欣鼓舞。那時候也漸漸出現一種論調：「美國佬沒什麼了不起的」；乘勝追擊，「把美國人趕下海」的日子也不遠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懷的決定，最大的質疑來自蘇聯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戰」後期蘇軍進入朝鮮向日本關東軍進攻時的蘇軍集團軍司令員。蘇軍撤回國後，他改任為蘇聯駐朝鮮大使，實際上是朝鮮人民軍的總顧問。

「第三次戰役結束以後，朝鮮開了個會，拉佐瓦耶夫在那兒就說，中國志願軍八大罪狀，朝鮮的內務相朴一禹是從延安去的，他就把情況向彭老總講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軍隊高級幹部會議在君子里召開——1950年12月，經金日成與彭德懷商議，志願軍司令部遷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聯軍司令部。金日成與朴憲永、蘇聯駐朝鮮大使兼軍事顧問拉佐瓦耶夫都前來參加這次會議。楊鳳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懷多次會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兩人關係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態度不一樣。

楊鳳安說，這次會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懷激烈爭吵。「會議之前金日成、朴憲永、拉佐瓦耶夫談這三次戰役的問題，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觀點是，朝鮮戰爭可以速勝，說古今中外沒有在勝利面前停止追擊的，這是右傾。彭老總耐心地給他解釋，說志願軍這個時候沒有吃的、沒有彈藥，有的連鞋子都沒有，追敵人襪子都沒有了……連續打了三次戰役戰鬥力一直也沒補上，有的連隊100多人還剩50多個人，所以我們已經元氣都要傷了，反覆說明不能再繼續追下去。這個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搖頭，就是聽不進去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堅持：「只要志願軍繼續向南進攻，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甚至提出「最好半個月內，志願軍有3個軍向南進攻。」彭德懷說：「既然你們認為只要我軍向南攻，美軍就一定會退，我建議由仁川至襄陽以北的全部海岸線警戒和後方維護交通線，歸中國志願軍擔任。人民軍第一、二、三、四、五等軍團共12萬人已休整兩個月，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可繼續向南前進。」

拉佐瓦耶夫等人說：「人民軍尚未恢復元氣，不能單獨南進。」

彭德懷則回答：「你們去試驗試驗，經驗教訓也是寶貴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這不是好玩的，一試驗就要付出好多萬人的代價。」

楊鳳安說，這時他看到，彭德懷很生氣地大聲說：「戰爭不是兒戲，不能拿幾十萬戰士的生命去賭博！就這樣定了，不南進追擊。錯了我負責，殺我的頭！」

會後，拉佐瓦耶夫立即給莫斯科發電報，向斯大林告狀，指責彭總「右傾保守，按兵不動，不乘勝追擊」。彭總也把會談情況發電報給了毛澤東。

「這種政治性的並且涉及國際關係的電報，一般是由我交給彭總看完後燒毀；彭老總發給毛主席的絕密電報，也是少數領導人閱後發走。」楊鳳安回憶。可是這一封發給毛澤東的加急絕密電報，彭德懷卻指示交給志願軍政治部主任杜平閱。杜平看到電文最後一段文字寫著：「目前朝鮮戰場形勢，志願軍不能乘勝南進追擊，錯了我負責！」杜平把電報稿交給楊鳳安說：「看來彭老總真火了，快點發出！」

「彭老總把這個原原本本的電報直譯發給毛主席，實際是毛主席把電報轉到斯大林那兒——電報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這些都是直譯電報，只有我知道別人都不知道，直譯之後我應該負責燒掉，但最後我沒燒我保存著，回國以後我交到保密局了。現在中央檔案館問：『這些事情你怎麼都知道？』我說這些東西都經過我的手，我怎麼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電給拉佐瓦耶夫說：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統帥，東方戰場今後一切聽彭德懷的指揮，不准他再亂指手畫腳。斯大林還稱讚彭德懷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調回國了。」

實際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細回顧歷次作戰記錄中發現，志願軍每次進攻都在7天到8天後自行停止，他判斷出這是因為志願軍的糧食與彈藥補給困難，他將志願軍的進攻稱為「禮拜攻勢」。他斷定志願軍短期不可能發動進攻。「其實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彭老總的判斷：我們25日停止追擊，27日美軍就反攻，如果敵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楊老說。

1950年2月20日，楊鳳安隨彭德懷專程回國，向毛澤東等人彙報朝鮮戰況。當時毛澤東這樣對彭德懷說：「在撤退這個問題上，有些人有意見，可以不必介意。關於朝鮮戰局的發展問題，按照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的原則辦。」楊鳳安回憶，當時主席表了這個態，彭總十分高興。他興奮地說：「我回國要的就是主席這句話！」

彭德懷在朝鮮前線。

遇險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談判結束後回國，楊鳳安在彭德懷身邊經過了抗美援朝的全過程。回憶這段歲月，楊老的另一個感觸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總就始終處於各種危險之下，這也是他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解放戰爭後期基本上像這麼高的指揮機關沒什麼危險」。

威脅最大的，是美國飛機的轟炸。楊鳳安說，志願軍總部有幾十部電台，每天都要發出各種信號，與北京、瀋陽和各軍、師聯繫，而美軍的偵察技術非常先進，他們很快地能對電台進行測向、定位。所以這一帶也是美軍飛機頻頻光臨處，由此志願軍的會議絕大多數都選在晚上開。

志願軍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個廢棄的金礦。整個礦區空無一人，沒有水，也沒有電。彭德懷的辦公室設在半山腰，是木板牆的房子，當初是礦山的調度室。每當敵機靠近的時候，辦公室值班人員都勸彭德懷到山溝里隱蔽防空，但彭德懷仍在辦公桌前坐著不動。「飛機幾乎每天都來，每次來的時候，我都和老總說出去防空，可老總老說：沒事，你們出去吧！他不動誰敢動啊，是不是？」楊鳳安說。

第二次戰役之前，敵機在大榆洞志願軍指揮部上空的偵察盤旋活動頻繁。在駐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時出現偽裝成朝鮮老百姓的中年人，敵機來了則用發報機或信號彈指示目標。有一天，防空號又響了起來，接著傳來敵機的轟鳴聲，幾架F-86戰鬥轟炸機一架跟著一架，從山那邊飛過來。洪學智拉著彭德懷出了辦公室。此時，第一架飛機開始俯衝掃射，彭德懷和洪學智剛走到山溝松樹林邊，第二架飛機又沖了過來，洪學智趕緊把彭德懷按在地上。飛機上打下一陣機關炮，打得前後左右都是煙塵，松枝也嘩啦啦往下掉。

「敵人已經發現那個地方是一個大的指揮機關，但是並不確定是彭老總的指揮所。這一次襲擊後，志願軍領導非常著急，以鄧(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杜(平)的名義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專門講了彭總的安全問題。」楊鳳安回憶，當時中央軍委當即回電：「志願軍總部要注意防空，進入隱蔽部，對彭德懷的安全問題，責成志願軍黨委負責。」

11月24日夜，志願軍黨委幾個常委開了一個會，專門討論彭德懷的安全和志願軍司令部的防空問題。會議決定，機關工作人員在25日拂曉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並注意防空。「參謀長解方就告訴我們統統要隱蔽，誰也不能出來。山下邊有下水道，上邊有很多洋灰蓋，我們就鑽那裡頭去，誰也不讓到房子里待著。」劉祥回憶。

在這個會上，大家決定，彭德懷的安全由洪學智負責。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學智就來到彭德懷辦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個山洞去辦公。「但彭總很犟，堅決不走。」楊鳳安回憶。「洪副司令見勸說無用，也不顧彭總在發脾氣，就死乞白賴地把彭總拉出門，他還喊我和警衛員，讓我們把彭總的鋪蓋卷、行軍床，連同毛筆、墨盒、電報稿紙這些辦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這個自然洞離作戰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納三四個人。鄧華副司令早已等在那裡，3個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戰況。

「過了兩個小時左右，已經9點多了，彭總著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戰役前面情況怎麼樣了。我說我去看一看，我就朝辦公室那個方向走。我走到還沒有進辦公室門，我就看見兩架B-26轟炸機，朝著辦公室上空由西南向東北稍偏辦公室上空飛過。我以為它們是轟炸完新義州要回去了。」

楊鳳安進了辦公室，裡面有4個人：成普、徐畝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鮮戰場後，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願軍司令彭德懷的秘書兼翻譯。志願軍總部成立黨小組時，毛岸英被推舉為黨小組長。楊鳳安說，平時大家都非常關照毛岸英，「他沒有作戰任務，平時我們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蘇聯的拉佐瓦耶夫來的時候，他幫助做些俄文翻譯。但是毛岸英非常積極，經常和參謀一起研究敵我情況，發表意見。毛岸英的級別不夠，沒有呢子大衣，楊鳳安說他還把自己的軍大衣給了毛岸英。毛岸英犧牲的時候，穿的就是楊鳳安的這件大衣。

一件小事，則使毛岸英給劉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機關辦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們的日常生活用品、飯菜都由警衛和司機從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們從一里外的河溝里兩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頭多的小路上左搖右晃，滿滿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幾人抬一趟水，也只夠大家洗臉刷牙勉強使用一早晨。「別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臉咣當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從水桶里舀出來，用一點倒毛巾上擦臉，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就覺得，毛翻譯這人不錯，真體貼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鮮戰場。「剛來的時候沒讓他參加工作，先讓他熟悉情況，25日那天他剛剛開始做準備工作。」楊鳳安說，「山上有個大洞，是志願軍政治部的地方，我們和毛岸英本來是作戰部門的，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覺。我們一般都是太陽出來之前吃早飯。他們昨天睡得晚了，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他們還沒過來，等到了9點多鐘到辦公室來，飯菜早涼了，所以他們倆就圍著火爐熱飯吃。」

楊鳳安問正在作戰室值班的成普和徐畝元，有什麼情況，兩人說沒什麼變化。「我問了問情況，說了句：『你們注意防空啊！』然後準備回去再向彭總彙報。一開房門，我一看敵人飛機又飛回來了，好幾架，我就大叫一聲：『不好，快跑！飛機來了！』」

此時，幾十枚汽油彈已經離開機艙向下墜落。「解放戰爭時我從沒看見過這東西，我心說這是什麼呀？」初到朝鮮戰場的楊鳳安對這種武器還很陌生，而對19歲的劉祥來說，頭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好奇多於恐懼，他非要出去看看飛機轟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讓他終身難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沒有不燒著的房子。連鐵路的軌道全都是火。我說這是啥傢伙呀？後來說是個凝固汽油彈。」

此時，彭德懷辦公室及其周圍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畝元以及兩個警衛員從火海里跑了出來，成普面部受了輕傷，可是離房門較遠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卻沒跑出來。

楊鳳安急速跑到彭德懷身邊說：「辦公室的人員，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沒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脫離，看來岸英和瑞欣同志犧牲了。」楊鳳安回憶，彭德懷聽後就站立不穩，久久一言不發，許久才喃喃地說：「岸英和瑞欣同志犧牲了，犧牲了……」說著，他走出防空洞，緩緩來到出事現場。兩具遺體已完全被燒焦，無法辨認。最終憑著一個手錶和一支手槍(毛岸英回國時由斯大林贈送的)才確認出毛岸英。

「中午飯大家都沒有吃。他後來說：『這事要報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親擬了一份電報，發回國內。」傍晚，他與工作人員來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緩緩地說：「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個報名參加志願軍的人，是一個好苗子。」又說，「岸英同志犧牲了，我怎麼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淚。

「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員都搬到山洞裡去了。彭總也沒吃晚飯，不說話，一宿都在山洞裡面走來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懷從朝鮮回京述職時，親自向毛澤東彙報了此事，對毛岸英的死做了檢討。毛澤東說：戰場上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當彭德懷問及岸英的遺體是否運回國內，沒等彭總說完，毛澤東擺手說：在朝鮮戰場上犧牲那麼多英雄兒女，不要因為岸英是我的兒子就特殊，岸英與在朝鮮戰場犧牲的千百萬英雄兒女一起埋在朝鮮的國土上。楊鳳安說，毛岸英原來犧牲的時候，把他已燒得焦黑的遺體用木板釘起來，「大榆洞北邊有個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兒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鮮平安南道檜倉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中，他也永遠地成為一段特殊歷史的見證。

志願軍總部搬了幾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後來又到德川以南的北倉里，接著又轉移到君子里，又從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嶺。後來為了安全考慮，又從上甘嶺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後的檜倉，楊鳳安解釋說，朝鮮的金礦洞非常多。因為這裡好防空，所以志願軍總部進到朝鮮以後，都是住的金礦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當天，彭德懷和志願軍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歷險。「那一天黃昏，兩架敵機發現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來來回回地搬桌凳，它們就俯衝掃射，又投下兩枚炸彈，盤旋了兩圈後才離開。」

毫無疑問，志願軍領導機關目標已經暴露。總部首長判斷敵機明天早上肯定還會來轟炸，於是趁天亮之前把辦公室的人員都叫了起來，但是沒驚動凌晨2點才休息的彭德懷，想讓他再多睡一會。

不一會兒，就聽到敵機的隆隆聲向這個方向飛來。楊鳳安大叫一聲：「警衛員，趕快叫彭總起床！」這時第一架敵機已經俯衝掃射，楊鳳安說他跑進屋，伸手把彭德懷拉了起來。彭德懷剛離開，他睡的行軍床就被打了幾個洞——這個行軍床後來被送到國內，還在軍事博物館展覽過。彭德懷剛一出門，第二架敵機又俯衝過來。楊鳳安說他用半邊身子把彭德懷掩在底下，所幸兩人毫髮未傷。可是彭德懷住的地方已幾處起火。

楊鳳安說，當天原本安排鄧華靠近彭德懷辦公室住，因為鄧華在下半夜才到，怕驚動彭老總，就搬了張行軍床，和洪學智擠在一個朝鮮老百姓的屋裡住下。當敵機飛來的時候，洪學智被驚醒了，他朝鄧華大吼一聲：「飛機朝這邊來了！」可是鄧華還在熟睡中。洪學智一下子把他的行軍床掀翻了，拉著鄧華就往外跑。洪學智的腿被撞腫了，鄧華和警衛員攙扶著他，跑到屋旁的一條小山溝里。剛進山溝，敵機的火箭彈就發射了，之後又超低空飛來，掃射一陣揚長而去。

敵機走後，大家看到彭德懷房子已被打壞，而他躲進去的防空洞門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個子彈眼！再看洪學智和鄧華的房子，鄧華的行軍床也有好幾個洞。

彭德懷之怒

在朝鮮戰場，彭德懷有幾次著名的發火。

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發怒就是批評38軍軍長梁興初。楊鳳安介紹說，38軍在28日進至熙川時，南朝鮮部隊的兩個團此時已被截斷了退路。「敵人撤到青川江以南，我們在青川江以北，那時候叫38軍插到青川江以南去，這樣可以把青川江以北的敵人都消滅了」。可是，38軍從當地老百姓那裡得到一個消息，稱那裡有一個裝備好、火力強的美國「黑人團」，所以沒敢貿然行動，結果一直等到29日黃昏才開始攻擊，等他們打下熙川後，發現並無「黑人團」，南朝鮮第8師已於當日凌晨撤離熙川，逃得無影無蹤。

11月13日，在志願軍作戰第一次總結大會上，彭德懷怒氣沖沖地站起來，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擊，大吼一聲：「梁興初！」然後高聲質問梁興初為什麼不敢前插進去。彭德懷越說越生氣，最後大聲說：「我彭德懷別的本事沒有，斬馬謖的本事還是有的！」會場上鴉雀無聲。

38軍是紅軍第三軍團一個師的老底子發展起來的，一直打得很好。梁興初也是歷來以打惡戰而聞名，這一次沒想到卻被點名批評，面子上很掛不住。從作戰室走出來的楊鳳安說他看到了正在鬱悶的梁興初，拉他進了食堂。「其實彭老總這麼罵他，也是因為跟他很熟。」楊鳳安說。

第二次戰役中，彭德懷把從側翼進攻、然後切斷敵人退路「關門按閘」的任務交給38軍。38軍不負重託，圓滿地完成了作戰任務。

12月1日凌晨，彭德懷在辦公室看著前方的戰報，滿臉笑容。他讓楊鳳安把紙筆準備好，他拿起筆親自起草了給38軍的嘉獎令。楊鳳安準備發出電報時，彭德懷又叫住了他，在嘉獎令上又寫了一行字：「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38軍萬歲！」「萬歲軍」的威名從此傳了出來。以至於後來梁興初回國後，毛澤東接見他時開口便贊道：「久仰，久仰，萬歲軍軍長！」

「還有個故事：在大洞附近有志願軍後勤部的一個醫院。有一天，我們在司令部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很急，說『不行啊，有敵人啊，還是大鼻子！』我們奇怪，因為前邊20公里，是66軍守著龜城。一個軍在那，敵人怎麼過去的？我們不信，他說『不信不行！』電話也扔下了，看來非常急，可能是敵人真的進了村了。」

「我們趕緊打電話告訴給66軍，說敵人怎麼過去的？過去以後你別叫他回來，把他堵住。結果敵人過去後發現後邊有個軍，又撤回來了。後來彭總就發火：『哪有這麼打仗的！敵人在你們眼皮底下，怎麼進去、怎麼退出來的，都毫不知道，打了一個糊塗仗。你說作為指揮員，他著急不著急？所以第一次總結會，點了38軍，也點了66軍的名。」楊鳳安回憶。

1951年2月，彭德懷回國彙報朝鮮戰場情況期間，在中南海居仁堂總參謀部會議廳開會討論志願軍的後勤供給問題。彭德懷在會上提出，希望國內各行各業都要全力支援，特別是空軍和高射炮應儘快入朝參戰。有些人強調國內機構剛建立，許多問題一時還難以解決。彭德懷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吼道：「這也困難，那也困難，你們去前線看一看，戰士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戰士們除了死在戰場上的，還有餓死的、凍死的，他們都是年輕的娃娃呀！難道國內就不能克服困難嗎？!」

彭德懷的發怒，令居仁堂里氣氛肅然。會後，周恩來連續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要求國內的部隊，都要輪番到朝鮮作戰。此後，北京等許多大城市的幹部群眾晝夜為志願軍趕製炒麵，迅速送往朝鮮，緩解了志願軍的斷糧之苦。

第五次戰役中，5月25日第三兵團位置偏後的180師搶渡過北漢江後，被美軍機械化部隊隔離在漢江以北，同軍部失去了聯繫。彭德懷得到報告後，立即電令第三兵團速派60軍181師和179師前去救援，但是還是有數千人沒有突圍出來，這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一個慘烈的故事。

「180師的主要問題是驚慌失措，敵人插到他們後邊後，利用公路，還有空隙，晚上完全可以撤，但是他們被包圍後，把電台砸了，密碼本也燒了，和外界三天聯繫不上。這個麻煩就大了。最後他們搞了個分散突圍——這不是抗日戰爭時期，你在國內分散突圍，到哪個村都有老百姓掩護你，在朝鮮那個地方荒無人煙的，語言也不通，分散突圍能成么？實際上突圍出來的有幾千人，損失了幾千人。但是你又想，為什麼師長團長出來了，部隊出不來？……我們那時候在指揮所里都急得不行。」提起180師的結局，楊鳳安老人至今仍覺得痛心不已。「但是也不能說它全軍覆沒。」他又強調了這一點。

在後來這次戰役的總結會上，彭德懷在講到第180師損失情況時，再一次發怒。他在大會上，點名讓60軍軍長韋傑站起來，怒氣沖沖地高喊：「韋傑，你這個軍長是怎麼當的？……你們那個180師，是可以突圍出來的！你們為什麼說他們被包圍了？敵人的坦克、汽車沿公路從180師前面過去了，敵人並沒有發現，他們中間也沒有敵人，後面也沒敵人，部隊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圍出來嘛！哪有這樣驚慌失措把電台砸掉，把密碼燒掉的？像你這樣的指揮員就是該殺頭！」事後不久，第60軍軍長韋傑被撤職，180師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均受到軍法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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