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宋本《金石錄》的故事

上圖珍藏的《金石錄》共十卷，曾經的收藏者以「金石錄十卷人家」傲稱於世。而今，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還珍藏了一部三十卷初刻足本《金石錄》。你能想到嗎，如此國寶，竟然曾經按重量被兩毛錢一斤買走？

那是1951年春，南京藏書家甘氏（津逮樓）的後人將舊宅賣給了某軍事學院，因家裡書太多，搬運不便，他們又不像先人那樣懂版本，就由甘汶去請姻親盧冀野來幫忙處理。盧先生是著名學者，當然是懂版本的，但他正好抱病在床，不能去，便介紹書賈馬興安上門看貨和議價。同去的還有趙世暹和綢布商朱某。其時甘汶適不在家，他們徑自挑書，以每斤二角近於收廢紙的價錢買去了一批。待甘汶回來後，似覺不妥，便追到馬家，在《金石錄》上看到宋代年號「嘉祐」二字，由於他沒有什麼學識，誤記為明代的「嘉靖」，遂去問盧冀野。盧病重，也未加註意，只說「嘉靖年間的書不算珍貴」。甘汶也就不再深究了。然而，趙世暹回去檢看時，發現書中夾有籤條，上有批字曰「此書版本絕佳，疑是宋版」。於是，馬、朱二人方知可能是寶貝，便爭奪起來。趙世暹說，如是宋版，應該交給鄭振鐸先生，捐給國家。

趙世暹字敦甫，號琴城趙二，江西南豐人，居南京。他是有名的水利學家，同時也是藏書家，以收藏水利文獻著稱。新中國一成立，他就通過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向國家捐獻了一批水利文獻。此事現在幾乎無人提及，其實也是一件大事。1950年9月18日，在鄭振鐸寫的一份關於新中國一年來文物工作的內部總結報告的提綱中，就有《一年來人民捐獻中央的文物、圖書的統計》一節，其中提到：「由於人民對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愛戴與信賴，一年來將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圖書捐獻出來的很多。其中，以劉肅曾捐獻的虢季子白盤、朱桂莘捐獻的岐陽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獻的原鐘、張子厚捐獻的漢石羊、張伯駒捐獻的宋人尺牘、趙世暹捐獻的水利文獻、傅忠謨捐獻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獻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獻的明清抄校本書籍等尤為國之重寶。化私為公，得為人民所有，實為從來未有之舉。」從鄭先生「尤為國之重寶」之語，以及並列的重量級人物、物品，可知趙先生貢獻之大。

而趙世暹又認識張元濟。因為趙的父親正是張菊老早年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時所聘任的教習。趙世暹便攜書專程來滬，請身為著名版本學家的張元濟鑒定。菊老一見，大喜若狂，欣然題記曰：「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忽於千百年沉霾之下，燦然呈現，夫豈非希世之珍乎！」菊老還特地邀請冒鶴亭等老友共賞奇寶。當時鄭振鐸又正好到上海視察工作，趙就將寶書面呈給鄭。鄭振鐸其喜可知，而且他連郵寄也不放心，帶在身邊，直到視察工作結束，親自帶回北京。

此事如此傳奇，當年轟動一時。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老學者馬衡在當年6月16日日記中欣喜異常地記道：「西諦甫歸自上海，……此次自滬秘籍有北宋龍舒郡齋本《金石錄》三十卷，自來未見著錄，有唐伯虎印……」 鄭先生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專欄文章《漫步書林》中，也特意提到「南京趙世暹先生曾從論擔稱斤的舊書里，獲得了宋刻本的《金石錄》三十卷的全書」。鄭先生代表國家表揚了趙世暹等人。後來，甘家還索性把所剩書籍、刻版、框架等裝了整整三卡車，統統捐獻給南京圖書館，受到當地政府的表彰。

上面說的是國圖的《金石錄》。而上圖的《金石錄》，更是鄭先生早就拚命保護過的。

那是七十年前狼煙烽火的日本侵華年代，以鄭先生為核心，與張菊老，還有張壽鏞、何炳松等愛國人士、大學者，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地下組織，由國民政府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撥款，為國家秘密收購珍貴圖書。1941年12月2日，他在致重慶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的信中，談到他正在與潘氏滂喜齋等處談判購書，並說「合此數家，並我輩所已得，宋本當在四百左右」，甚至「過五百，或不難實現也。於此時此地，若竟得有此結果，豈非百世之偉業乎！」這兩個數字，今天聽來都不可思議！但非常可惜，僅過了六天，日軍就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上海立刻完全淪陷，「文獻保存同志會」只得馬上停止活動。但即使未達到上述兩個數字，鄭先生等人冒著生命危險在戰火中搶救了三百多部宋本，還有其他大量珍本，仍然是「百世之偉業」，值得子子孫孫感恩戴德！

令人更加感動萬分的是，即使淪陷在日寇直接的鐵蹄蹂躪之下，鄭先生仍然千方百計搶救民族文獻，其中就有今存上圖的這部滂喜齋《金石錄》。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從「西諦」而來）致「蔚哥」（按，指蔣復璁）的隱語信中，就提到：「對此『滂喜』物，我輩應如何珍視之乎？！與聖翁（按，指當時在上海的老學者、解放後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徐森玉）商談久之，束手無策，相對長嘆。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應數到『滂喜』、『寶禮』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誠不可補救之一大劫也。『滂喜』物中之最精品，有……宋刻《金石錄》（即所謂『金石錄十卷人家』之物，聞尚在滂喜）……此等物，皆國寶也……我輩日夜思維，無計可施，不得不懇兄向紫陽（按，指中英庚款董事會會長朱家驊）、潁川（按，指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二股東處極力設法，籌得此款，以便購入。明知處此情形之下，籌款必萬分困難，十萬之數，尤為巨大，然為保全國寶計，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籲。且緩不濟急，不能不先就此間設法挪借，以期收購……已與此間開明書店略有接洽……」鄭振鐸並說明，如果得不到撥款，所有的損失都將由他承擔。「為了此種『國寶』的保存，弟等自願負一切償還之責，雖家無長物，但尚有破書十數架可以作抵也。」

現在知道，這封鄭振鐸冒險寄出的信，雖然要越過戰火瀰漫的萬水千山，重慶有關當局是收到了；但是，匯款之舉在當時如此險惡的狀況下，還是不能實現。看來，當時蟄伏在敵占區沒有任何經濟收入的鄭先生，書沒有買下，還白白損失了一筆錢。此後的故事細節，還有待繼續發掘。可喜的是，這部國寶最終沒有流失毀壞。據上圖的朋友告訴我，滂喜齋《金石錄》是在解放後由他們從潘家後人處購來的。

我想，鄭振鐸、張元濟兩先生，還有張壽鏞、何炳松、蔣復璁等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得悉上海舉辦這樣的書展，一定都會欣慰無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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