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暫行報律風波論新聞的絕對自由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與此同此，民主的空氣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日益擴大。但當時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是一種片面的、絕對的自由，使言論自由畸形發展，最終導致民初「暫行報律」風波的產生。

一、「暫行報律」事件的大致經過

1912年3月4日，鑒於《大清報律》被廢止後報界無章可循的情況，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制定《民國暫行報律》，意在將報界言論、出版納入法定軌道。它卻迅速招致了剛剛從封建君主專制中解脫出來的全國人民，尤其是新聞界的一致指責。3月6日，上海《申報》、《時報》等11家報紙和中國報業俱進會聯名致電孫中山並「通電各埠」，指責「內務部擅定報律，侵奪立法之權……欲襲滿清專制之故智，鉗制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1]。孫中山接受報界意見，當晚下令取消《暫行報律》。儘管如此，3月7日上海多家報紙同時刊登了章太炎的《卻換內務部所定報律議》，文中對《暫行報律》逐條加以批駁，並表明「種種不合，應將通告卻還，所定《報律》拒不承認」[2]。3月9日，孫中山在《大總統令內務部取消暫行報律文》中稱「民國一切法律，皆當由參議院決議宣布乃為有效。該部所布暫行報律，既未經參議院決議，自無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暫行二字，謂可從權辦理」[3]。《暫行報律》即被取消。

二、《暫行報律》風波所折射的絕對新聞自由

單就新聞自由來說，《暫行報律》實際上也並無苛刻之處。在民國政權剛剛建立，社會動蕩、言論不一的背景下，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衛革命成果，制定新聞法律來規範報界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一做法卻遭致全國人民和報界的一致反對。從表面上看，《暫行報律》遭到抵制的主要原因是立法主體和制定的程序不合法（未開國會、未經參議院授權而擅自立法）和《暫行報律》本身的漏洞（罪與非罪的衡量標準模糊）。 但如若結合當時的政局形勢、報界精英對新聞法制的認識，以及言論自由觀念的發展，就會發現當時反對者所謂的「程序不合法與罪與罪的衡量標準模糊的問題，只不過是個借口而已」[4]。從根本上說，報界反對《暫行報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絕對新聞自由觀念對新聞立法的抵制。主要體現在：

（一）清末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及報界的反彈催生了言論自由的絕對化

從戊戌變法時期，光緒帝頒布詔令「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第一次正式確立言論自由開始，中國近代報業就不斷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努力。隨著新聞事業的不斷發展，報紙的自由言論和統治者的矛盾愈加突出。加之清末有名的「蘇報案」的刺激，清政府顏面盡失，進一步刺激了其加快新聞立法的進程。從1906年7月《大清印刷物專律》開始，相繼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大清報律》和《欽定報律》5部近代新聞法規。這五部報律雖然促進了報界活動的規範化，但其本質上是為鞏固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服務的，並沒有真正保障新聞自由，而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並且對新聞自由的控制呈現出逐漸加強的趨勢。此外，這些報律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政府可以隨意更改解釋，這就必然導致法治變成了人治，新聞自由喪失了內在的規定性，變成一紙空文。同時，清政府鉗制輿論的行為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對輿論壓制的越狠，報界的反彈就越大，對新聞自由的呼聲就越強。並且報界和清政府鬥爭的越久，實現新聞自由的願望就越急切，鬥爭目標就越清晰，甚至達到神聖的地步。因此，新聞自由由於中國人堅持不懈的爭取，逐漸地變得絕對化，達到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任何限制新聞自由的法律法規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應該廢除的。

1912年，飽受清政府封建壓迫的報界剛剛得到解放，正在民主共和所帶來的新聞自由下自由呼吸的時候，《暫行報律》的出現猶如一聲驚雷，引起了報界本能的厭惡和抵觸。大多數人認為只要指定報律，就是鉗制新聞自由。「不管是普通民眾還是社會精英，一提到法或法律等字眼，不少人仍然會自覺地聯想到強制、懲罰，而極少會想到自由、公平、制約國家權力等內容」[5]。因此，在民國建立之初，許多重要的法律還沒制定就先制定《暫行報律》，是對當時報界絕對新聞自由觀念的挑戰，使人民不加批判地認為是「欲蹈惡政府之覆轍」[2]。於是遭到全國上下群起而攻之。

（二）近代以來對新聞自由觀念的引進和理解存在偏差

新聞自由觀念是清末時期引進的舶來品。由於中國缺乏自由民主傳統，因此自由觀念難免被誤解。如章太炎在《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中說：「案民主國本無報律。觀美法諸國，對於雜誌新聞，只以條件從事，無所謂報律者」[2]。這顯然是對外國新聞自由觀念理解的錯誤。又如，《新青年》在第七卷二期上曾刊載陳獨秀的《法律與言論自由》，推出的觀點是「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4]。這也反映了當時主要輿論方的絕對自由觀念。此外，當時報界都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新聞自由的，新聞自由往往是鼓吹維新或宣傳革命的工具。如果一旦因此受到追究和懲罰，他們就認為是侵犯了其新聞自由。當時甚至有人提出「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的極端論調。由此可見，新聞自由在他們那裡，只是反抗當權者的有利武器，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不受法律約束的絕對自由，這必然導致了新聞自由觀念的絕對化。可以說，《暫行報律》風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絕對新聞自由觀念所催生的。

（三）對絕對新聞自由觀念的追尋使相當一部分人「向袁反孫」，抵制《暫行報律》

《暫行報律》遭到反對是有很深的政治原因，而這種政治因素也受到絕對新聞自由觀念的影響。在捍衛辛亥革命成果的鬥爭中，章太炎以及報界的一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局勢的中樞「非袁莫屬」，將袁世凱視為能真正實現中國民主共和的梟雄。因此為了借袁世凱實現其言論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願望，他們就理所應當地攻擊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暫行報律》。人們追尋著絕對的永遠的新聞自由，為此甚至不惜「向袁反孫」，直到袁世凱露出廬山真面目的時候，他們的新聞自由夢才真正破滅。

（四）孫中山的迅速讓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其新聞自由觀的影響

孫中山在3月6日當晚就下令取消《暫行報律》，除了對當時政局形勢的考量以及他虛懷若谷的胸襟，也表明在他的新聞法制思想中，新聞言論自由是放在首位的。當制定報律和人民要求新聞自由的呼聲發生矛盾時，他毫不猶豫地捨棄了報律而選擇了新聞自由，這也是絕對新聞自由觀的一種體現。孫中山一向主張「民主國本無報律」，在獨立各省頒布的綱領性法令中都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條文。如11月9日的《鄂州約法》規定，「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並集會結社」，只有在「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6]。此外，他痛恨清政府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尤其是在司法方面的鎮壓，這就讓他不願意在法制問題上重蹈清政府的覆轍。孫中山批評內務部《暫行報律》的重要原因就是唯恐使人懷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制，復見於今」[7]。就是孫中山這種高度重視言論自由但是卻忽視、猜忌新聞法律的態度，促使了《暫行報律》迅速被撤銷。

綜上所述，絕對新聞自由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使《暫行報律》的廢除具有歷史必然性。

三、絕對新聞自由觀念下《暫行報律》風波的歷史影響

《民國暫行報律》的廢除標誌著報界爭取「絕對新聞自由」的勝利，也在短時間內促進了民初報業的大繁榮。民國政府在11日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言論自由被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新的自由法律體系在中國確定，由此促進了新聞事業的大發展。報紙的數量迅速增加，政黨報紙大繁榮，記者的地位得到提升，以「不冠之皇帝，不開庭之最高法官」自居。但是也應該看到，這種繁榮是一種短暫的、虛假的繁榮。《暫行報律》被取消後，由於對新聞業缺乏有效的管制，言論自由泛濫，報業無序發展，一些報紙任意發表言論，最終招致災患。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之後，特別是在頒布《報紙條例》之後，實行比清朝更嚴密的言論控制制度，對報刊和報人加以迫害，直接造成了「癸丑報災」。絕對新聞自由的理論和實踐也在這一時刻化為泡影。與清末制定報律相比，《大清報律》等雖然限制了新聞自由，但在這一時期，新聞卻處在有序的發展之中。各級政府對報律的遵守，也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有序、向心的狀態。在實行過程中，雖然出現了個別以法治代替人治的現象，但是報紙的時政評論比以前自由地多，對報刊和報人的處罰也相對減輕。總體上說，由於法律的制約，清末新聞自由較之以前還取得了更大的空間，報界受迫害程度遠低於「癸丑報災」。然而和清末制定報律相比，旨在追求絕對新聞自由而廢止《暫行報律》的做法卻間接地帶來了「癸丑報災」。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沒有法律的合理制約，新聞自由是不可能健康發展的。

四、由《暫行報律》風波對新聞自由的思考

自由與法律相輔相成，絕對的新聞自由是不存在的。離開了法律的合理約束，新聞自由也不會長久。報界在《暫行報律》風波上的勝利，並不說明他們可以有效地運用新聞自由，相反，離開了法律的制約，還出現了對自由的濫用。要想充分的享有自由，必須在新聞法治的基礎上，合理利用自由，這也才可以在有限的自由里使新聞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作者系：吉林大學 文學院）

參考文獻：

[3]大總統令內務部取消暫行報律文.孫中山全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2.

[4]孫培,盧家銀,崔明.兩種律令,同一個教訓——民國《暫行報律》與蘇聯《出版法令》之比較[J].中國傳媒報告,2008(3).

[5]陳獨秀.法律與言論自由[J].新青年,1920(2).

[6]陳旭麓.宋教仁集(上冊) [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三十號.辛亥革命資料[C].北京:中華書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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