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後，歷史這位先生終於真切地走到了我面前

30歲後，歷史這位先生終於真切地走到了我面前

文｜葉匡政

30歲前，文學是我的先生。那時相信「風月無古今，情懷自深淺」，認為文學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讀之書大多是翻譯體的西方文學，一些拙劣的譯筆，常被我們看成了新奇。雖然從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氣息，但也從此把我的白話文變成了翻譯腔。

30歲後到北京編書，走的也是文學這一路，工作使得我閱讀了大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通讀之後，覺得若是把當代和五四時期相比，很多當代作家的話都還未說好，「學」好像是比過去細膩，但看不到「文」，大多數作家的語言中根本摸不著自己的骨頭。

陳丹青總結得好，「絕大部分作者一開口，一下筆，全是1949年以後的白話文，1979年以後的文藝腔」。再就是不真。真也有兩個含義，首先是對人性至真至誠的關懷。文學的真，不是指寫清了身邊雞毛蒜皮的流水帳，就可當真了。那樣的真，我們過過日子、看看八卦新聞，沒準領受的比讀文學還豐富。二是歷史感。中國人的真本就難寫，因為源頭太遠，沒有至深的歷史體悟，你幾乎無從把握這個民族，不是說「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識得真面目的。

殘雪《五香街》其實寫的是意識形態的變革史。

劉索拉《女貞湯》是一部寓言體的革命家族史。

《梁小斌如是說》則是一部典型的中國求真者的思想搏鬥史。

檢索自己過去編過的書，幾部認為好的小說，都是與歷史不隔的，所以能顯出一種澡雪精神的勁道。比如殘雪《五香街》其實寫的是意識形態的變革史，「性」不過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廢黃河》寫的是中國鄉村的肉體史；劉索拉《女貞湯》是一部寓言體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達》寫出了中國城鎮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說》則是一部典型的中國求真者的思想搏鬥史。原來好的文學，是可以當作歷史來讀的。文學本就在非文學處。如果細察今天作家們對歷史的故意疏遠，當代文學的貧薄也就變得不難理解了。

30歲後，歷史這位先生終於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現在想來，大概是中學的歷史課弄壞了我對史學的胃口，死記硬背的考題，教條化的授課法，硬是給活生生的歷史加上許多無趣、無味的條條框框。那些年，史學在我的腦中，就是為觀念服務的工具。

黃仁宇先生寫的《萬曆十五年》。

直到1998年，我讀到了黃仁宇先生寫的《萬曆十五年》，才詫異地發現，原來歷史還能這麼寫，遙遠的歷史讀來竟可以如此親切。同時，我也感到自己對於中國歷史，是這樣的無知。那一年，史學界出現了像「把歷史真正變成國民的精神財富」、「歷史學，請走出史學界」等一些觀點，著實激起了我對歷史的興趣。

自此，讀史、學史成了我讀書生活的一部分。記得是西塞羅說過：「不知道你出生之前歷史的人永遠是個孩子」，所以，我讀史，倒不是想成為這方面的專家，而是想弄清人在過去的所作所為，以此來判定自己應該的作為。歷史記下的無非是過去的人與事，知道了哪些人做過哪些事，就會明白自己該成為哪種人、該做哪些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自我認知。

歷史，看起來記下的是行動，但其內核卻是思想。行動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貫穿始終。有人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是沒有錯的。所以我們讀史，應多問歷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歷史應當怎樣。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敗，今人多關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頗。

我們細數歷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諸葛亮、關羽、岳飛、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圓滿，正因其不圓滿，才顯出其人格的不朽。錢穆先生認為這是「中國的史心」、「中國文化精義所在」，是讓人稱服的。但他未說另一層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往往難以善終，這也是中國歷史的詭譎處。

過去我讀《史記》《左傳》，是把它們當文學來讀的。今人大多把歷史當作科學，這個觀念也需審視。找尋歷史背後思想的流變，需要史家用心的體驗，史家的人文情懷與人生體驗，便也決定了他對歷史的認識、理解與表達的深淺，這一點有別於自然科學。過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認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學人，像林賢治、吳思這樣有著人文精神的史學寫作，反而可能是未來史學的方向。他們像喚醒自己的過去那樣，為我們喚醒了歷史。

太史公說：「究天人之際，通今古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值得史家反覆揣摩。好的治史者，不僅要寫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機，這裡的天機就是我們說的自然。古人強調人與天的關係，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人與自然，只有參透自然才有對世變的預知。今人治史，大多隻關心「有」，不知道「無」，其實「有」「無」相生才能成就歷史的格局。在讀《尚書》《史記》的一些篇章時，我們能真切地感知人對天行的是賓主之禮，讀通人事的同時，也覺出了萬物的安定與自然的生生不息。傳統治史的這些大境界，是不應被忘記的。

黃仁宇。

從我學史開始，關注的一直中國的近現代史。在讀了一些著述之後，才感到當代對這一領域研究得薄弱。從這點上，我認同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我覺得近一百年來中國沒有歷史，寫得都是對事情不滿意，滿紙謾罵……」史學的價值，首先是因它真實，這是其他一切價值的基礎，所以真實史料的收集與公布，是史學發展的第一步。除文獻外，應該說所有複述與口述的歷史，都隱含著敘述人的價值標準。

如何做到客觀，做到只解釋事實並讓事實說話，是史家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史料要盡量弱化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保證史料的基本客觀。要真正做到這點，並不簡單。史家的任務，主要在對文獻與史料的選擇，這本身就體現了個人的價值追求。從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細節中，歸納出符合本民族真實品質的思想，抽繹出能獨立觀照千秋萬世的精神嚮往，這是史家最神聖的使命。

惟有歷史才是實在的，它永不會變化。但有時我們要看清這樣的實在，反而很難。如果不願常常看到令人震驚的事態，就更需要我們去真實地梳理歷史。如今我們讀歷史書，很難體會到歷史的當事人，在當時對未來是完全無知的。有時他們做出有悖歷史的事，並非出自心中的惡意，而正是這種無知與愚蠢更讓我們惋惜。

他們忘了還有歷史這位先生，它最後會站出來，檢查每個人與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應該看作是罪行，因為它招致了千百萬人的苦難」，這樣的愚蠢，無疑是不可原諒的。多研究問題，少研究時代——這一史學訓誡今天聽來，依然是有意義的。

今天發生的事，在後人看來就是歷史。我常常想，我們該如何做，才能讓後人在面對歷史這位先生時，說出一句這樣的評價：「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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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誰？

李輝 葉匡政 綠茶韓浩月潘采夫 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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