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人員大量流動帶來城市貧富不均？這個「鍋」他們背不動

撰文：Richard Florida

科技公司和技術人員大量湧向城市，但城市不平等問題的日益加劇讓他們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

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富人湧入城市核心區和部分主要創意社區的轉變導致了這些城市整體創意能力的大幅下滑

隨著科技公司及其聘用的技術人員湧向城市，買不起房和城市不平等問題的日益加劇讓他們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

比如，幾年前住在舊金山的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就抱怨過，灣區的衝突使「作家、藝術家、活動家、環保人士、怪才」與新富科技精英相互對立。

可是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富人湧入城市核心區和部分主要創意社區的轉變導致了這些城市整體創意能力的大幅下滑。實際上，像紐約、倫敦、洛杉磯和舊金山這樣的城市，迄今為止一直都能為其經濟結構補充創新和高科技產業，從而鞏固自身的整體創意優勢。

精英階層中的派系之爭

當然，許多「創意人士」無疑處境艱難，由於生活成本過高而被迫離開他們的社區。不過憑經驗而論，儘管絕大多數創意人士並不是真正的有錢人，可是他們的整體經濟狀況更接近於地位優越的城市精英群體，與弱勢的服務階層相去甚遠。

考慮到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創意人士支付住房費用後的剩餘收入，這一點就變得更加明顯。在紐約，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創意人士支付住房費用後平均剩餘52750美元，雖然低於技術人員（65900美元）和財經金融人士（88770美元），但比服務人員（16800美元）高出近兩倍。

所以不客氣地說，關於我們城市變遷最喧囂的爭論，其實是新城市精英階層中的派系之爭。真正的爭論焦點在於，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在多大程度上是且確實是科技初創企業創造的巨大財富所為。

人們上街抗議科技公司上市

在一篇引起激烈爭論的文章中，風險投資家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認為，初創企業聚集的城市和高科技區域是「不平等的製造者」，不過他也把這些看作進步的代價。他寫道：

「要想阻止財富出現巨大變化，就得阻止人們變得富有；要想阻止人們變得富有，就得阻止人們成立初創企業。」

」

他接下來指出，真正的問題是長期貧困和社會流動性下降，而我們對不平等現象的關注使我們更多地注意表象，而不是潛在的頑疾。

城市不平等並非源於科技人士

然而，城市初創企業和科技人士越來越多地落戶城市，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對城市房價上漲、不平等和高檔化負責？關於這一點，實證證據各不一樣。毫無疑問，科技人士湧向城市對住房成本造成了壓力，尤其是在舊金山、紐約、波士頓和西雅圖等城市。房價與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的幾個關鍵指標有著緊密聯繫。

然而，經濟不平等與城市科技新貴之間的關聯沒有這麼明顯。

一方面，科技初創企業與風險投資的集中與工資不平等程度提高密切相關。這是合理的，因為工資不平等反映了城市就業市場的分化，知識型員工的收入遠高於服務人員和工人階層。另一方面，城市科技新貴與衡量收入差距的廣泛指標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微不足道。這意味著兩者之間沒有明顯聯繫。

公平地說，現在城市初創企業和風險投資並不是城市不平等現象加劇的主要因素，城市不平等源於知識型大城市的其他特徵，而正是這些特徵讓大城市最初對科技人員和科技公司具有吸引力。

其他研究亦得出類似結論。

一項2015年的詳細研究認真分析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50個州創新與不平等之間的聯繫。雖然這項研究發現，創新與最頂層1%人口獲得的收入份額增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但是創新與貧富間廣泛的收入不平等幾乎沒什麼關係。

實際上，創新水平較高的都市區也有更高的經濟流動性。兒童最終進入比父母收入更高的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與創新有積極和顯著的聯繫。儘管超級大城市和知識型城市的住房成本居高不下，工資收入極度不平等，可是貧困人口和勞工階層向上流動的前景比其他地方更好。

高科技不會讓城市失去生機，而會極大地提高城市的創新能力，同時也帶來稅收收入，城市可以利用這筆收入解決高科技帶來的問題。讓科技人士和初創企業為某些地方的現實問題背黑鍋倒是容易，但是阻止他們繼續湧入城市沒有什麼經濟意義。

紐約

比如說，紐約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的經濟復甦，並不是得益於這座城市在金融、銀行業甚至是房地產行業的傳統優勢，而是得益於創意經濟令人難以置信的擴張，這個行業從2003年到2013年增長了13%。

紐約擁有840萬人口，佔美國總人口的2.6%，可是這座城市的創意工作崗位佔全美的8.6%，高於2003年的7.1%。紐約擁有全美28%的時裝設計師，14%的電影電視製作人和導演，12%的出版媒體編輯和12%的藝術總監。這使得紐約迄今成為美國最耀眼的創意產業中心。

倫敦

在大西洋彼岸，倫敦在創意行業的主導地位更為顯著。大倫敦地區擁有的創意產業工作崗位佔全英國的40%，而當地人口只佔英國總人口的12.5%。

這些創意工作包括英國電視、電影和電台領域58%的崗位，以及音樂表演藝術行業43%的職位。倫敦的主導地位還在提升：2007年至2014年，在英國創意產業的就業增長中，倫敦的貢獻比例最大。

洛杉磯

當我和同事們廣泛考察美國創意經濟的地理格局（包括音樂、視覺藝術、表演和舞蹈行業）後，我們發現這些工作在紐約和洛杉磯的集中度超過任何其他都市區，遠遠高於當地人口預測的比例。

洛杉磯在藝術和創意領域的就業集中度為全美平均水平的近三倍，而紐約達到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洛杉磯在美術方面的就業集中度（包括畫家和雕塑家在內）是全美平均水平的近四倍，紐約達到了1.5倍。洛杉磯和紐約音樂家和歌手的集中度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當然，這兩個領先的超級大城市之間也有特定的排序和位置交換。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研究報告顯示，正在從紐約轉移到洛杉磯的藝術和文化創意人士並不是小數目，不過這兩個城市的創意人士加起來，數量遠遠超過其他美國城市。

大城市仍佔主導地位

為什麼這些超級大城市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首先，由於這些城市除了自身的強大實力和規模，還擁有巨大的經濟影響範圍。他們不僅作為有廣闊市場的大城市而受益，還得益於充滿活力的各種人才和技能群體，滿足這些行業的需要：不僅是演員和藝術家，還有公司、場地和製作人，經濟和作家，作曲家、編舞和設計師，以及工程師。

具有完全創新和創造性的經濟，還能橫跨藝術、文化、科技和管理領域，這類城市的確很少見。在美國364個都市區中，只有19個城市（約佔5%）脫穎而出，在這些領域都有高水平的創意經濟。除了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這些城市還包括聖何塞、波士頓、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和奧斯汀。

除了在創意、高科技和管理領域佔據主導地位，這些城市也擁有更強大、更多元化和更繁榮的經濟。

不可否認的是，努力拚搏的年輕藝術家、音樂人和其他創意人士由於生活成本高昂而離開了紐約、洛杉磯和倫敦；有些曾經是領先藝術中心的地區已經失去了自身的創意活力。

但是，誰會真正想用紐約和洛杉磯現在的經濟發展交換兩座城市在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的經濟狀況？在我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高科技企業補充了這些城市在藝術創意領域的傳統優勢，讓他們的經濟變得更強大。

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個相對優越的階層和普通人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在我們蓬勃發展的城市裡，真正被迫遷徙和遭到忽視的群體是窮人和勞工階層。幫助他們的方法就是讓這些城市的繁榮經濟更加廣泛和包容，所以不要阻塞人們創造財富的源泉。

（本文是《新城市危機：我們的城市如何加劇不平等、社會割裂和中產階級衰落——我們可以做什麼》兩篇節選的第二部分，這本書於4月11日由基礎叢書公司(Basic Books)出版。）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編輯：穆賽、曲佳鈺

翻譯：孟潔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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