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再版俄羅斯鬆口 日本教材也開始引用《我的奮鬥》

「假如德國酒店客房裡擺放著否定（納粹德國）大屠殺的書或者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肯定會飽受世人批判，應該就得關門了。」

1月24日，《東京新聞》用兩個版的版面報道了APA酒店放置右翼歷史書籍的事件。當時，東京經濟大學副教授早尾貴紀說，這是一記警鐘。

沒曾想，三個月後，德國納粹領導人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中的部分內容真的出現在了日本的教材上。這件事在日本再次引發爭議和質疑，也在中國互聯網上發酵傳播。

央視新聞4月17日援引日本媒體報道說，目前已經有日本教材引用了《我的奮鬥》的內容供學校選用，有日本議員就此向政府提出質疑。在14日的內閣會議上，日本政府確定了回復民進黨議員宮崎岳志的答辯書的內容，表明了政府的態度。

答辯書中說，可以使用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的部分內容作為教材使用，「在授課中，使用書中部分內容作為教材，讓學生了解書籍編寫時的歷史背景，這樣的例子是存在的」。

答辯書說：

「根據教育基本法等法律宗旨的注意事項，只限於有益處適當的內容，依據校長或者學校設立者的責任和判斷，是可以使用的……姑且如果是用於助長以人種為差別的話，與教育法等是不符合的，是不恰當的。」

央視新聞說，日本政府對日本教材引用書中相關內容的態度，在日本國內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質疑。

央視新聞說：

「有日本網友在社交網站上批評說，政府真的在發瘋，還有網友說，這是世界的敵人、人類的敵人，知道這是給世界發送了什麼信號嗎？不能相信，不能原諒。」

日本教材引用該書內容之所以引發人們的關注和擔憂，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對待近代史的態度、一直以來的「教科書事件」，以及近來右翼勢力的抬頭跡象，比如上述APA酒店擺放右翼書籍的事件。

事實上，《我的奮鬥》一書是否可以以某種形式公開出版、是否只能限定專業學者用於歷史研究和參考，在各國都有比較大的爭議。

該書以希特勒個人傳記為主要線索，講述了希特勒的生活經歷及其世界觀。他在書中提出了兩個觀念：一是吞併周邊國家來為德國獲取「生存空間」，二是他對猶太人的仇視。此書出版八年後，希特勒在德國上位，開始實踐他在獄中寫下的理念。

《我的奮鬥》在納粹德國大受追捧，在二戰結束前共發行1240萬冊，甚至在1936年後成為納粹政府送給新婚夫婦的禮物。

德國在1945年戰敗後，盟國把書的版權交給了巴伐利亞州。不過根據德國法律，七十年後，這本書的版權於2016年1月1日失效，德國慕尼黑現代歷史研究所於2016年1月出版了注釋版《我的奮鬥》，其後一年售出8.5萬冊。

在新版問世前，德國政府曾像對待國家機密一樣對待《我的奮鬥》，只有正式提出申請的專業人士才能到檔案館瀏覽。圖書館歷史學家弗洛瑞安·塞普（Florian Sepp）曾說，《我的奮鬥》「對大眾來說太危險」，但也有人指出，禁止這本書再版只會增加圍繞它的神秘感，弊大於利。

在只有刪節版可供研究的以色列，一些學者也認為有必要提供完整版。亞德瓦謝姆大屠殺國際研究所的米奇曼說：「《我的奮鬥》是本重要的書，希特勒花了很多時間去撰寫和潤色。他的基本理念有些實施了，有些沒有。但即使沒被實施的部分也很重要，可以幫我們了解他成長的背景。」

為了防止他人「不負責任地肆意散布這本書的內容」，慕尼黑現代歷史研究所決定加上學者的注釋再次出版。所長安德雷斯·魏爾辛（Andreas Wirsching）說，再版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取得先機，趕在納粹同情者之前推出注釋版本以防誤導。

他說，希望「聰明」的教師能夠用注釋版進行教學，還提醒人們不要像1950年代那樣認為「那場浩劫全是希特勒的錯」。

除了已經出版的德文版《希特勒，我的奮鬥。評註版》，一些出版社也在計劃推出法文版和英文版。在二戰中與德國針鋒相對的俄羅斯人，如今又是如何對待這本書的呢？

1992年以來，《我的奮鬥》至少在俄羅斯出版過三次。2006年，俄羅斯聯邦公眾院提議將此書列為禁書；2009年，俄羅斯內務部聖彼得堡當局提請刪除一家歷史網站上對該書內容帶注釋和超鏈的俄語翻譯版。2010年4月13日，俄羅斯以宣揚極端主義為由將《我的奮鬥》列為禁書。

不過在那七年後，《環球時報》4月13日引述俄羅斯《消息報》報道說，俄羅斯通信和大眾傳媒部近日公布了一項法律修正案文本，計劃放寬對使用納粹標誌和「第三帝國」領導人著作的禁令，允許將納粹標誌用於學術、教育、科研、文化等目的，它們可以出現在科學、文學及藝術作品當中。修正案還計劃放寬引用納粹頭目著作的限令，但不能宣揚納粹或是法西斯主義。

根據俄羅斯現行法律規定，在有關衛國戰爭的電影、電視劇和歷史照片中，禁止出現納粹標誌。法律還規定，個人和法人使用和傳播納粹標誌都將被罰款。此外，由於不可能剪掉有關納粹標誌的所有鏡頭，一些有關衛國戰爭的電影、電視劇也無法播出。

對於現行法律中禁止引用德國及義大利法西斯政黨頭目著作的規定，俄羅斯歷史學家們認為，歷史上納粹主義是現實存在的，應當允許援引他們的著作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公開使用納粹標誌和援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作品，只是允許用於學術、文化等目的，條件是沒有宣傳納粹的跡象。

莫斯科州律師協會律師維克多·納烏莫夫表示支持這一修正案。他說，應當允許作者在文化作品中或在拍攝的納粹影片中出現納粹的標誌，而教師在教學中也可以援引納粹頭目的著作內容。

俄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專家瓦西里·杜達列夫也說，當然不該在所有電影和電視台中禁止出現納粹標誌，應該修改這一法律，但是否允許使用法西斯頭目的著作，還是值得商榷。

德文注釋版《我的奮鬥》去年在德國《明鏡》周刊的非小說類暢銷書周榜單上出現35次，更是在4月份的兩周內位居榜首。數據分析認為，儘管注釋版《我的奮鬥》8.5萬冊的銷量令出版方稍感意外，但這並不意味著「納粹思想的回潮」。

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評論說，對一部非小說類讀物來說，這樣的銷量還算不錯，但比起最暢銷的非小說類讀物《樹的隱秘生活》50萬冊的成績，還遠談不上「大賣」。由於太過學術，再版《我的奮鬥》的訂單有不少來自圖書館、學校和歷史學者。

針對外界、特別是一些猶太人團體對希特勒思想可能捲土重來的擔憂，慕尼黑現代歷史研究所為再版《我的奮鬥》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組織了一系列講座和辯論，以衡量新版《我的奮鬥》帶來的衝擊。

所長魏爾辛認為，這部新書只是揭開《我的奮鬥》的神秘面紗，而不是為希特勒的政治觀點張目。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結果顯示，人們認為新書「會宣揚希特勒意識形態、甚至使其被社會接受並讓新納粹主義者獲得新的宣傳平台」的擔憂，完全沒有根據。

他說：「恰恰相反，有關希特勒世界觀及其宣傳手段的辯論，恰恰讓讀者有機會觀察那個威權主義政治觀點和右翼口號抬頭的年代，以及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成因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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