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父如子，80歲白先勇「遇見」18歲白崇禧

貫穿父親白崇禧一生的，是戰爭、鐵血和成王敗寇，貫穿兒子白先勇一生的，則是文學、崑曲，以及父親的印記。

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朱柳笛 編輯 / 金石

3月11日，「理想國」在國家大劇院舉辦白先勇80歲生日慶祝會，主持人沈星提到一個巧合。

前一天，她在北大百年講堂看完白先勇策劃的新崑曲《白羅衫》，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說崑曲很好看。母親沒說話，第二天早晨6點鐘，母親突然發來了很多照片。她一看，愣住了。

3月10日，崑曲新版《白羅衫》在北大開演。

其中一張是來自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的「陣亡通知書」，死者是沈星的外公。仔細辨認後，沈星發現，「陣亡通知書」上，蓋的就是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的印章。

「原來我的外公是白崇禧先生的部下，真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沈星難掩驚訝，她出生於1978年，對這段歷史了解不多，母親也從沒提及，「這樣的歷史巧合，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自己就會顯現」。

對於白先勇來說，那件「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自己就會顯現」的事並非巧合，而是命運——今年就要80歲的白先勇，越發意識到父親在他人生選擇中留下的印記。

故鄉

白先勇的回憶文章里寫道——父親白崇禧在18歲時做出一個重大決定。

「武昌起義後，父親參加陸軍小學同學組織的廣西北伐學生敢死隊，共120人，隨軍北伐。家中祖母知道消息，便命父親的兩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門去守候，預備攔截父親，強制回家。誰知父親暗暗將武器裝備託付同學，自已卻輕裝從西門溜了出去，翻山越嶺與大隊會合。那年父親18歲。踏出桂林西門那一步，他便走出了廣西，投身滾滾洪流的中華民國歷史長河中。」

那是1911年，26年後的1937年，白先勇出生。當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為了抗日，身為桂系大將的白崇禧同決裂多年的蔣介石「重修舊好」，到南京就任副參謀總長。此舉被日本報紙形容為：戰神蒞臨南京。一年後，白崇禧與李宗仁一道指揮台兒庄戰役，取得了抗日以來中國軍隊的最大勝利，令桂系名聲大振。

李宗仁、蔣介石與白崇禧。

但白先勇對這種「壯烈」幾乎沒什麼印象。出生後，他一直生活在「桂廬」——如今位於桂林市榕湖飯店內，是一幢風格中西合壁的二層小樓。在此之前的7年，白崇禧同李宗仁、黃紹竑一道，以廣西為軸心，一度控制4省，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

因為父親的緣故，家世顯赫、上層生活是白先勇的童年印象。他常被母親馬佩璋抱在懷裡看桂劇，聽父親白崇禧講帶桂林土音的普通話。「螞撈車」、「雞貓鬼叫」，這些桂林方言後來被身處台北的他寫進了小說里。

「他（白崇禧）是嚴父，生怕我們變紈絝子弟。他的車子不准我們坐，家裡的傭人也不準打罵。我大姐說，後來幾十歲時還做惡夢，因為父親會突然讓她背九九表乘法，真的是隨堂考。」但白先勇算是例外，因為他小時候得過一次肺結核，幾乎致命，「他對我算是蠻寬容的」。

至於父親的形象，是模糊又固定的：一直在打仗，間斷回家看一看，是穿著軍服、騎著馬——英雄的樣子。

「小時候我也騎過馬，有一張我6歲時的照片，騎在馬上，有馬夫拉著，不是他（白崇禧）的馬，他的馬什麼人也騎不住，只有他一個人能降得住。」

白先勇在桂廬住了7年，那時他還沒念幾年書，喜歡幻想和聽故事。家中有個整天看隋唐演義、三俠五義的廚子，又會說故事，程咬金、李世民、樊梨花，野史傳說，十分精通。「他做完飯，我就搬個小凳子坐在那兒，問昨天講到哪一回，磨著他、纏著他繼續講。」

安穩舒適的童年於7歲那年結束。1944年，湘桂大撤退，7歲的白先勇被迫離開桂廬，跟隨母親率領的白家、馬家80餘人，一起逃出桂林，輾轉前往重慶，與父親白崇禧匯合。

「我們逃難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車，怕下車了上不去。火車後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時候有消息說日本人追上來了，但沒看到，氣氛很緊張。有次，火車停後，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孫子下去買東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來了，火車開了，他們兩人來不及上去。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這種戰亂的印象，貫穿了白先勇的少年時代。他與家人先後到過重慶、上海和南京，後來又於1948年遷居香港。1949年12月28日，率殘部逃至越南的白崇禧飛往台北，3年後，白先勇隨家人正式移居台灣。

如今再談起家鄉，白先勇常常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作家章詒和說：「白先勇從小對世界就有一種無常感，覺得世上一切東西，有一天都會凋零。」

回望

「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它不是什麼具體的地方，其實就是一份好深的記憶和懷念。」白先勇的好友、台灣編舞家林懷民說。

這份好深的記憶與懷念，有時是一種味覺記憶。

今年2月，白先勇從台北去桂林，特意去了桂廬，抬腳輕踩過老木板，也會發出咯吱聲，像是歷史的迴音。

曾經的桂廬，如今的白崇禧故居。

故居正在重修，之後會成為白崇禧與白先勇這對父子的陳列館。當天中午，就在桂廬附近，80歲的白先勇興緻很高，一口氣吃了3碗桂林米粉，還嫌不夠，嚷著要添，被隨行人壓了下來。

白先勇想起小時候，父親打仗回來，第一件事一定是喊隔壁的嬸娘過來熬滷水，做桂林米粉吃。

除了味覺記憶，這些記憶與懷念更多地被白先勇用來完成一種「回望」。「回望」有二，一是復興崑曲，二是撰寫父親白崇禧的傳記。

在白先勇的印象里，父親白崇禧正是帶著他完成這場「回望」的第一人。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趕上梅蘭芳戰後復出，10月和俞振飛在上海合演崑曲《遊園驚夢》，萬人空巷，一票難求，黑市的票漲到一根金條的價格，還是有人搶。一天晚上，有人到白公館——也就是上海現在著名的和平官邸——送票給白崇禧。

據白先勇說，那幾張票決定了他對崑曲一生的因緣：「正是那個晚上，正是《牡丹亭》的《遊園驚夢》，跟了我一輩子。」

當時白先勇還是個8歲的孩子，在他的印象里，母親馬佩璋愛看京戲，父親白崇禧卻並不太感冒，在廣西也只是偶爾看看桂戲，但身為孝子，替母親做壽時，免不了也搭台唱戲，唱桂戲的幾位名角都上了台。白先勇看戲，就是從這裡開始。

諸多機緣巧合，他有幸跟隨父親去看了這場梅蘭芳與俞振飛合演的崑曲，雖不能領會其中奧義，但也能懂得「似這般奼紫嫣紅開遍」的樂曲好聽得很，深深入腦，穿到了靈魂。再後來，才慢慢撿起來《牡丹亭》的文本看。

曹可凡跟白先勇結識在2004年的隆冬。他到蘇州採訪白先勇，對方正裹著一件褪色的綠色軍大衣，在蘇州一個四面透風的爛尾樓里，和崑曲名家張繼青、汪世瑜，帶著一幫水靈的年輕人排練青春版《牡丹亭》。

排了一整年，從2004年在台灣首演之後，10年來陸續在大陸、香港、新加坡、歐美各地巡演，場場爆滿。 去大學巡演，都是在巨無霸一樣的大禮堂里連演3天，有人坐著看，有人爬窗看，有人站在走廊上看。

白先勇

即便是後來《牡丹亭》的熱潮褪去，白先勇在北大的崑曲課依然深受學生歡迎，你提前兩小時到大教室，進門後會發現，佔座的書本已經排得密密麻麻，早就沒有空位了。

汪世瑜當時看了年輕人因為崑曲而狂熱的景象，只得感慨：「演崑曲可以演成這個樣子，我唱了一輩子崑曲都沒有想到。」

章詒和倒一點不吃驚。白先勇曾跟她聊到父親白崇禧的一句訓誡：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底。「到了先勇這兒，就成為他的一個作風和信條。所以你看他言必行、行必果，幾乎沒有一件事情他不做到底的。」

對此，余秋雨、馬蘭夫婦也深有同感，剛做青春版《牡丹亭》時，白先勇懷疑自己能不能做製作人，曾多次向他們請教問題，「他做啊做，做的過程當中，我突然發覺，雖然他是一生搞文化藝術的人，但心底，確實有他父親騎在馬背上的智慧」。

另一場「回望」，白先勇也同樣做到了底——5年前，他編撰《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在大陸出版，全書分《父親與民國》與《台灣歲月》兩部，收錄500餘珍貴照片，記錄從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前半生的軍政活動，以及1949年後在台灣17年的暮年生活。

「回報時代，回報父母，為父母那個時代譜一曲輓歌。」白先勇說，「我用圖片講父親，是想把一些概念化的、片面的標籤撕掉，讓讀者看看真正的白崇禧將軍，讓讀者產生另外一種思考。」

最後一面

這些年，總有人問白先勇，你認為跟父親最像的是哪一點？他回答，都挺像。愈到晚年，發現自己跟父親越來越像——他們的相貌都被時間打磨得越來越柔和，「還有做事鍥而不捨，不做成不罷休，很少說半途而廢」。

對於曾多次反蔣的白崇禧為何要追隨蔣介石前往台灣，學界與民間說法多樣。對此，白先勇的解釋是：「我想，他到台灣去，是對民國有個交待。18歲，那麼年輕，他就參加了敢死隊，打過那麼多戰爭，武昌起義、北伐，打到最後一兵一卒。所以，民國對他來說，等於是信仰、生命和一切。」

但白崇禧前往台灣後，暮年生活並不愉快。白先勇回憶說，表面上，父親還是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但其實暗中被特務跟蹤和監控。

從統領百萬雄兵到終日仔細打量眼前的30盆素心蘭，孩子成了白崇禧晚年重要的生活構成，只是這時，白先勇已經長大，有了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與認知。

白先勇對軍事從沒興趣，念大學之前，倒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在地理書上看見三峽水壩起來後，中國會強起來，於是立志讀水利系。第二年，覺得讀了水利系的自己不靈光，只當得了一個二流工程師，又轉頭重考台大外文系，他沒敢告訴父親，也不敢回台北的家，獨自一人在台南報考。19歲那年，又考取了。

白先勇回台北見了白崇禧，說了各種重考的理由，希望能夠被理解。但當時的白崇禧仍然表達了震怒。

這種父子間劍拔弩張的情緒對立，被白先勇藏進了小說《孽子》里。但《孽子》更決絕，以同性戀來激化父子矛盾，一開始就凸顯出關係決裂。

白先勇寫《孽子》是1976年，發表是1982年，雖然是同性戀的主題，其實更大的主題是寫父子關係，寫整個社會。他在序言里寫：這本書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彷徨街頭，無所歸依的孩子們。

曾有人問白先勇，父親白崇禧是否了解他的性取向。他回答說：「我和父親沒有談過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以父子之間的了解，他心裡或許明白。如果他問，我也沒有什麼好隱瞞否認的。只是我們沒有說過。」

但回到當時，面對震怒的白崇禧，19歲的白先勇最終還是花費力氣說服了父親：「人各有志。後來父親沒再勉強我，說那你學文好了。」

很多年後，再回憶起這一段經歷時，白先勇覺得父親能理解的關竅，恰恰在於年輕時也有一段反叛經歷：「他自己小時候就是如此，18歲時去革命，不顧家裡人的反對，溜出去了。他覺得如果小孩的意志很強，那就應該堅定地追求一些東西。」

白先勇一直保存著兩張舊照片。

一張是1946年，南京雍園1號的原白崇禧公館，大家庭手足10人，唯一一次湊齊拍下全家福。父親白崇禧身著戎裝，正當壯年，英武非常。

另一張是1963年1月，台北松山機場，白先勇即將啟程前往美國，臨行前父子二人最後一次見面。父親白崇禧已悄然老去，此時的白先勇，恰似年輕時的他。

白先勇和父親白崇禧在台北松山機場最後一次相聚。

1962年12月，白崇禧的妻子馬佩璋去世，白崇禧在40天內，每日必躬率子女準時親往墓場念經（回教之規），風雨無阻，從不間斷。

白先勇則在此時離開台北，前往美國求學。「去美國那年，25歲，母親剛過世，我第一次對死亡這樣的事有了切身感受。父親的精神也大不如前，他穿雙排扣棉衣，頭戴毛線帽，去松山送我。」當日，冷雨凄厲，寒風凌厲，69歲的白崇禧站在舷梯下，老淚縱橫。

這是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的最後一次相見。4年後，白崇禧病逝，白先勇未能及時趕回見父親最後一面，「生離死別，一時嘗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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