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交惡溯源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得力助手，他襄助其師發動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從此二人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就是這一對共患難的師徒，在日後的合作中，分歧越來越大，後來竟分別站到了對立的陣營。探究二人的交惡根源，對了解清末民初跌蕩起伏的政治風潮給尋求救國道路人們所造成的衝擊有所幫助。

一、學術門戶的分立

1890年（光緒十六年），梁啟超初次拜會康有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下子被康有為的學識所懾服，下決心追隨康有為。

1895年後，梁啟超撰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救亡圖變文章，「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在思想上與康有為亦步亦趨。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梁相繼出逃日本。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如饑似渴地閱讀日文書刊，思想發生了大轉變，對康有為的學術觀點越來越不能接受。

首先，對於康有為一貫提倡的尊孔保教論，他由模糊的懷疑轉為明確的反對。康有為把孔子學說拔高到宗教的地位，梁啟超則認為孔子學說不是宗教。孔子學說講求倫理道德，治國安邦，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學說，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對靈魂、鬼神採取一種懷疑乃至敬而遠之的態度。梁啟超進一步認為，把孔子學說無限上綱，會對現實生活產生深遠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束縛國民思想。他認為保教之說是拿近世的新學新理來緣附孔子，這是愛孔子，而不是愛真理。

其次，對於康有為一向堅持的托古改制，梁啟超也漸漸視為陳詞濫調。托古改制學說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著力宣揚的理論，也是他呼籲君主立憲的理論基礎，梁啟超早年對這一學說曾津津樂道。到日本後，梁啟超拋棄了這種站不住腳的論斷，「啟超自三十歲以後，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清代學術概論》）。

第三，對於康有為自視甚高的《大同書》，梁啟超也不以為然。梁啟超認為所謂烏托邦式的「大同」，實際上是西方的世界主義，是一種理想，可施於未來，而中國的現狀岌岌可危，講大同於事無補，不如提倡講現實的國家主義。梁啟超晚年曾說：「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相淆』，若援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穫，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從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的性格和治學精神來看，兩人學術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首先，康有為為人固執，他的學術體系成形較早，以後不願有所改易，「有為常言：『吾學三十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有進』」。而梁啟超則不然，他善於學習，易於接受新思想，學問突飛猛進的梁啟超與墨守成規的康有為之間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其次，梁啟超長期跟隨康有為，對康有為為人為學的短處洞若觀火。梁啟超在批評其師的缺點時曾說：「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梁啟超到日本後新學得科學主義，大有青出於藍之勢，對他老師的武斷越來越不能容忍了。最後，梁啟超反對治學「好依傍」與「名實相混」，而康氏學說似乎二者均占。二人學術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造成康梁學派的分家。

二、政治信仰的乖異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後，秉承其師衣缽，在保持君主政體不變的大前提下，著力宣揚變革。到日本後，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進思想，促成了他學術思想的轉變，並帶動了他政見的改變。他創立新民說，大力提倡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天下的公理，人生的要具。而康有為卻對自由二字深惡痛絕。梁啟超認為興民權是啟迪民智，祛除奴隸性的必要手段。康有為認為當日之急務在於開民智，但與此同時又不能提倡興民權，否則會天下大亂。

二人最大的政見不同還在於救國之路是革命還是改良上。康有為始終抱著他的公羊三世說不放，認為歷史必須沿著據亂、昇平向太平世演進，相應的政體只能是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不可「躐（liè）等」（不按次序）。而梁啟超則思想日益激進。1899年，康有為去美洲後，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係日益密切，傾向革命，醞釀兩派聯合。此事被康有為拆散後，梁啟超專心發動自立軍勤王起義。起義失敗後，受好友唐才常被殺的刺激，梁啟超又傾向革命。同時梁啟超閱讀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大量著作，思想激蕩，盧梭的《民約論》對他影響尤大，認為是最適合醫療中國之病的良藥。他拋開了維新變法理論，轉而主張「破壞主義」、革命排滿等激進思想。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明確提出應該搞「民族革命」。康有為又驚又怒，在公開的場合，他著文荒謬地把印度亡國的原因歸結到各省的自立上。在私下裡，他給梁啟超寫了數以萬字的信函，一方面痛詆梁啟超，一方面繼續兜售他的革命恐怖論。梁啟超表面上屈從於康有為的壓力，實際上仍堅持自己的主張，「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問諸本心，能大改乎？」

在與康有為爭論不休之際，梁啟超去美洲遊歷了一次。不想這次遊歷起到了康有為不能起到的作用，從美洲回來後，梁啟超的思想言論竟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滿的主張，反對起原來大力提倡的「破壞主義」，聲稱與共和永訣。梁啟超立場的這一退縮，究其原因，他在本質上仍屬於資產階級改良派，對革命暴力還有一種排斥感。在改良主張走投無路的情勢下，他有一些激烈主張。一旦脫離了主戰場，頭腦冷靜下來，他的改良主張便佔了上風。於是，他從革命主張的門檻又滑回溫和改良的陣營了。其立場的這一改變，使得他與老師又站在同一面旗幟下，而不致於過早地分手了。

梁啟超立場的退卻，使師生度過了到海外後最大一場政見不同引發的危機。而梁啟超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漸行漸遠，革命黨和保皇黨深溝巨壑，嚴重對立，1904至1905年，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喉舌，與康有為一起，與革命派展開論戰。師徒二人師唱徒和，是他們到海外後「配合」得最默契的時光。但時勢不饒人，不論他們二人如何巧言善辯，保皇派在論戰中明顯處於下風，最後不得不主動偃旗息鼓。

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政見「統一」，只是改良主張的統一，他們對改良的途徑有著不同的選擇。康有為認為改良必須在保持君主政體的前提下進行，最終成為不可救藥的復辟論者。梁啟超對清廷則沒有那麼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實面前，他很快表示了贊成共和的意思。至此，師生政見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三、國事參與的衝突

1906年，清政府宣布要「預備立憲」，這一騙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啟超組織政聞社，擬回國參政，而清政府查封了政聞社在國內的組織。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死去，載灃攝政，把袁世凱開缺回籍。1909年（宣統元年）春，梁啟超擬將戊戌政變的罪責歸於袁世凱一人，以開脫慈禧太后，此舉意在與清廷和解。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勝利後進退失據，他先主張「不廢舊朝」，繼而哀嘆清王朝氣數已盡，後來又提出了「虛君共和」說，他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撿出了孔子後裔，說素王就是素帝，是最好的虛君。康有為顛三倒四的做法，令梁啟超十分難堪，他致書康有為，說康師舉措乖張，不能令人心悅誠服，願師還講學之舊，相與弦誦。但康有為並沒有按他學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凱東山再起後，積極地拉攏康有為和梁啟超，康有為以「十不忍」回絕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許多人對康有為的保皇說教早已不耐煩，力勸梁啟超擺脫康有為的束縛：「南佛（指康有為）之政見，偏僻迂謬，不切時勢，萬無附從之理。……政見本隨時勢而變遷，不足為病也。如佛決不以為然，出其專制之力來相阻格，則各樹一幟，各行其是，萬不可再屈以求合。」（《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他們選擇了聯合袁世凱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時，康有為仍堅持以往的保皇論，共同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啟超則表示不再倡言「虛君共和」，並希望康有為改變態度，擁護共和，「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否則師生要「趨舍異路，愴恨何言？」康有為不為所動，決定了師生分立門戶的形勢。

1913年，梁啟超任司法總長，康有為極力反對，而梁啟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梁啟超堅決反對。他苦勸袁世凱不要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並拒絕20萬元的收買，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開抨擊袁氏。隨後南下廣西，與蔡鍔發動護國戰爭。康有為也積極投身於倒袁鬥爭中，「康有為、梁啟超、潘若海等在滬集議，咸以為倒袁必須舉兵，不舉兵，即無以倒袁」，師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此次師生相投是如此短暫，不久他們便直接對抗了。梁啟超南下廣西前，康有為仍然「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後此恐成敵國」。梁啟超認為其師的言論會對他的政治活動造成不利影響，當康有為公開主張復辟時，梁啟超嚴詞駁斥了他的老師：「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師生至此公開、正面地決裂了。

護國戰爭鏖戰方酣，康有為等人的復辟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當上了偽弼德院副院長。梁啟超則來到了段祺瑞的幕府，充當反覆辟軍的軍師，師生走到了對立面。7月1日，梁啟超發出《反對復辟電》，「此次首造謀逆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把矛頭直指張勳和康有為。復辟失敗後，康有為對梁啟超恨之入骨，寫詩咒罵其為食父母的惡獸，師徒關係斷絕。

四、組織事務的齟齬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康有為與梁啟超在紛繁的日常工作中，難免產生一些磨擦。流亡海外後，康有為創立了保皇會。後來康有為赴加拿大活動，留在日本的梁啟超與孫中山交從甚密，擬與革命黨人聯合，他特擬《上南海先生書》，第一次勸老師隱退，「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聞訊大怒，令梁啟超前往檀香山辦理保皇事務。梁啟超為顧全師生情誼，遵命前往，但康梁的關係從此一直不睦。

1900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梁啟超前往香港向康有為彙報，康有為把起義失敗之責全推到他身上，竟對他「擊之以椅」，直打得梁啟超跪在地上連連告饒才罷休。康有為專制家長式的粗暴作風對二人的關係起了惡劣的作用。湯覺頓、楊度等人勸梁啟超另立門戶，而梁啟超不願因具體事務與康有為決裂，師生二人處於貌合神離的境況。

1903年前後，康有為與梁啟超因保皇會內部事務又掀起了軒然大波，梁啟超不得不就經費和人事問題詳加解釋，表示「悔改」，這段公案才得以了結。

1904年，康有為情急之下欲藉助暗殺手段達到目的，梁啟超對此原則上是贊成的，但對康有為用金錢收買殺手的做法卻很不以為然，認為既浪費大量金錢，又因所用之人不可靠，收效甚微。

此後的幾年，康梁之間表面上是平和的。1905年梁啟超籌組政聞社時，向康有為多有請教，康有為則「虛名遙領」。師生間有了一段難得的好時光，在1910年內，康有為給梁啟超的信最多。

辛亥革命打破了師生間的這份寧靜，梁啟超希望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有所作為。1912年4、5月份之間，他第二次請康有為退隱，遭到麥孟華的激烈反對，此事遂寢。梁啟超此舉有避各方對保皇黨攻擊的用意，客觀上卻造成更大的裂痕，師徒至此已分道而行。

綜觀康梁的交惡，可以看出，是一個多層次的過程。他們在具體事務上的齟齬與整個交往相始終，但不足以使他們各奔東西。學術思想的分野，在到日本不久便涇渭分明，但他們還維持著表面的團結。而政見最終的迥異，及其相關聯的國事參與的不同抉擇，才是他們異趨的根本原因。但是，二人的決裂是政治上的決裂，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師生情卻從未泯滅，始終以師禮事之。

五、師生情誼的維繫

在日本初期的爭論並未減低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崇敬之情。1901年，他以深情的筆調作了《南海康先生傳》，稱頌康有為是先時人物。1911年，康有為來到日本，住在梁啟超的寓所。正值他五十五歲生日，「梁啟超等十餘人連日為壽」。

1913年，康有為的母親去世，梁啟超特致函弔唁。1915年，長期追隨康有為的麥孟華去世，梁啟超聞訊後致書康有為，勸他節哀攝己。1917年因復辟事，師生問詢暫告中斷。1923年，康有為漫遊至天津，梁啟超聞訊後三次致信康有為，師生兩度會晤，打破了互不往來的僵局。

1927年3月8日是康有為的七十壽辰，梁啟超專程從天津奔赴上海，親撰《南海先生七十壽言》，情文並茂，傳頌一時。又集漢賢成語撰寫一聯，此聯在眾多壽聯中被認為是最上乘之作。

康有為過完七十壽辰後不足一月，病逝於青島。梁啟超聞訊後立即電匯數百元為其師成殮。4月17日，康門弟子在北京先哲祠為康有為設靈公祭，梁啟超宣讀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這篇悼文，情深意切，哀婉動人。循人之常情，梁啟超在祭文中也有為逝者諱的筆調，置其他細末於不顧，唯獨婉轉地提到了丁巳復辟：「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而這恰好點明了師生間最大分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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