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藏西夏文殘片

文史 04-19

從充滿崇山峻岭和沙漠戈壁的中國西北走廊，再到西伯利亞及其腹地，乾燥一直主導著許多文化的脈搏，同時也保存著整個圖書館的那些未知世界書籍。眾所周知，以敦煌為例：6個世紀敦煌的宗教手稿以及世俗文獻、標識著最早日期的活字印刷金剛經。[]據稱，敦煌的密窖是公元11世紀的一些僧人為了在西夏人的衝擊中生存下來的藏身之處。雖然《宋史》(由蒙古人指導下的漢人編製)中有專門章節來記載這些西夏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語言、文字或文化。直到本世紀（20世紀）初，俄羅斯探險家科茲洛夫發現了一份可能是13世紀早期蒙古人征掠時藏匿的文獻。

馬可·波羅早已知曉黑水城位於完全乾旱的蒙古沙漠中，但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世人所遺忘，直到1908年，上校科茲洛夫（P. K.Kozlov）帶領著俄羅斯皇家地理學會探險隊行至一個方形城堡時，黑水城才被世人發現。

當我們接近這座城市，越來越多的陶片，比沙丘還要高；最後，我們來到城牆之上，黑水城將其美麗展示於大家眼前。

城牆的西南角附近，一座有著寬大圓形屋頂的小型建築，與穆斯林們用於祈禱的清真寺樣式相似。走了幾分鐘，我們通過西大門進入了這座死城……這裡，我們來到了一個邊長為4/3俄里的露天廣場一側，這裡陶片類等雜物在高低、大小不一的建築物廢墟中凸起。四處佇立的佛塔，寺廟的土坯地基看起來很清晰。我們對周圍發掘中的遺址中會收穫到什麼東西充滿了好奇。我們的營地駐紮在這個要塞中央，靠近一個有兩層樓高的建築廢墟，在其南側有一個寺廟廢墟。我們到達不到一個小時，便開始從廢墟頂部發掘、觀測。[]

一座在蒙古作為窣堵坡的巨型佛塔出土後，除了佛像雕塑和藝術品外，我們還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印刷品和寫本。樣本立即經由蒙古郵政服務送往聖彼得堡，其餘部分隨後送達。如今，這些失落文明的絕世珍品保存在亞洲人民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和埃爾米塔日博物館內。

奧萊爾·斯坦因因在該地區探險而著稱，1914年，精力充沛的他抵達黑水城。他辛辛苦苦收集到的幾百件印刷品和寫本殘片，由探險隊贊助商——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共有。一些繪畫作品及印刷品的插圖存放在德里，而文獻則被送往倫敦保管。[]

西夏之名早已為各種吐蕃人和其他中亞民眾所知，但使用這個詞語的人們生活在旅行家馬可·波羅時期新建的甘肅行省，他們即為蒙古人作為完全征服中國大陸的先行者。宋朝時期，作為曾在中國北方獨立的幾個政權之一的唐古特或西夏，存在了200多年。

按西夏人的說法：約在公元1000年，他們將發明自己的文字系統作為民族獨立的一部分。據傳統觀點，這是一個獨身學者野利仁榮的創造，他應為破譯出西夏詩歌的N.A.涅夫斯基歡呼，這裡給出一個相當自由的英文版本：

蕃漢彌人本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

西方高地蕃人國，蕃人國中用蕃文。

東方低地漢人國，漢人國中用漢文。

各有語言各自愛，所有文字人人敬。

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

……[]

（西夏文抄本的典型元素）

這個故事在中國官方史學中有若干版本，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一個單身男人創製了這種新的書寫形式。作為他獨創性測試，我們可以比較當時這四個地區——中原、吐蕃、遼、回鶻的文本。

通常而言，漢字相當於語音和那些類似表意象形文字結合而成的符號類別。從語言學角度來說，藏語用印度語字母來表示古老發音，它與西夏語最為接近。回鶻語用一個塞姆語「字母」代表突厥語輔音，而作為通古斯族之一的遼，多音節語音適用於漢字元素。

從形式上看，整個西夏文減少了一些相同順序和方向的筆畫作為漢字。看似任意修改，形成了複合字元的元素。典型字元表幾乎算是數學組合的能力，很少一部分字元作為獨體字，意味著以相同方式作為漢字的「部首」。

斯坦因爵士的《亞洲腹地》（第440頁以下）對西夏收藏品作了部分描述與說明，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德里的說明性材料。佛教典籍被轉抄，而抄寫在藏文寫本行間是譯自藏地佛教文獻佛經的顯著特徵。這裡被轉抄西夏文獻有三種類型：漢譯本、漢夏曆法和西夏法典。由於一個佛教國家90%以上出版的佛教經典著作用於輸出，因而來自漢地譯本異常珍貴。此外，為了破譯更多字元，他們還引入了各種辭彙。專有名稱和地名會給字元發音含義的其他來源提供線索。這裡，博物館收藏的著作複本中有兩頁來自漢地軍事著作——《孫子》。

它不可能是私人刻本，因此我們可以把它定為西夏學研究院成立後，並假設由於官方印刷機構刪減這些活字而造成的。這個版本有三種注，第一種是曹魏魏王，即曹操註解。通常漢地版本有十一種注，典型風格是雕版，雖然較粗糙些，但似乎適合世俗書籍，因此比印刷精美的佛經更為流行。雖然活字印刷被從手稿模具中剔除，但書籍往往被認為是雕版印刷風格。因此，即使關係到整部著作的小殘片也可通過西夏諧音字典《同音》以及東方與非洲研究院的傑拉德·克勞森先生手稿的提示幫助下立即被識別出來。遺憾的是，列寧格勒收藏的1132年版本之副本還未發表，因此必須依賴於中原雕版印刷的文書副本。雖然博物館藏字典殘片很少，但是仍可以核查這個副本的準確性。[]

那些游牧的西夏人起源於黑水城的一個漢人聚落，可能屬於商人階層。亨利·馬伯樂通過研究黑水城漢文文獻，在其遺作中說明：A.斯坦因爵士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獻目錄中第474號文書屬於漢人債權人記賬的一部分，該年份是13世紀的第1年。編號為K.K.II.0279.nnn的稀見「漢夏曆法」進一步證明了漢文化的影響力，它是用漢文表示數字與周期性循環標記，用西夏文表示各列月份。另一份殘片同樣載有6到12的月份，各列數字由西夏文草書書寫。其中一個有趣的特徵是用「1」表示「11」，而字元「12」則類似漢人的「臘月」，更為明顯的特點是漢字書寫方式的規則性，西夏文筆順明顯異於漢字規則，很不利於拙笨的漢字和細膩的西夏文草書作比較。

中亞地區的活字印刷至少有3個世紀了，但在書籍出版史上遠不及西夏印刷術重要。[]首先，它代表一個獨立的傳統，不局限於中原和遼朝對私人印刷的禁令。其次，文本真實性毋庸置疑，可追溯至一個相對短暫的時期內。如果僅憑大量的封面類型、頁面大小和印刷方式判斷，我們的佛教典籍一定是當地版本，因此必須分開考察于闐地區出現的杭州西夏文版本。最近日本關於印刷頁面的研究表明，每一個字都是由單個方塊組成一些模塊構成，而不是雙頁被雕刻在單個木板上。所謂活字印刷和約300年後歐洲使用活字印刷的歷程很相似，或許，一些活字印刷的版本將被一些博物館的殘片證明是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書籍。[]

頁面尺寸、字元的平均大小和書的版式是多樣的，小至一本9×6厘米的冊子，大到封面為22×16厘米的宋代流行「蝴蝶裝」式樣的折頁書籍。[]

也許這些離開書籍本身而倖存的封面比書籍本身更重要，儘管它們殘缺不全，但是依然保存著藍色的綢緞和堅硬的函，以及這些殘片自身的珍貴价值和時常出現的題款。

西夏文雖然是一種死文字，但幾個世紀前可能生活在蒙古、漢人和藏東聚落的西夏人，許多領域的差距只有通過藉助這種短暫的文明去學習。這個地區的考古學幾乎未有開展，極端乾燥的氣候將會為發現更多的圖書館帶來希望，甚至國家歷史檔案館早已逃脫了蒙古人的戰火而倖存下來。

大英博物館藏西夏文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