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共同影響下的精神障礙在我國成年人群中的現患病率高達17.5%， 其中主要是抑鬱障礙、焦慮障礙、物質使用障礙等，但臨床上對這些疾病的治療依然以藥物為主。雖然大量研究證實了認知行為治療(CBT)在多種精神障礙治療中的一線地位，有關 CBT 治療各類精神障礙起效的神經生物學機制的醫學影像學的研究已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之一，但國內精神科及心理學領域的專業人員對於規範的認知行為治療理論與實踐操作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也自然缺乏足夠的合格 CBT 專業人員在臨床工作中為患者提供其所需的 CBT。現就 CBT 的起源、發展、理論模型及臨床操作流程做簡要介紹，並結合案例介紹其關鍵技術，以推動國內更多的同行關注並主動接受 CBT 培訓，以此拓展與提升國內精神心理衛生服務的能力，更好地服務於患者。

作者：李獻雲，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認知行為治療師、督導師和培訓老師，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心理危機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副主任

人們對醫學模式的認識已經由單一的生物醫學模式轉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型，並且身心一體的觀點已逐步深入人心。儘管精神障礙存在遺傳方面的易感性，但個體的精神障礙通常是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四省市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成年人群中精神障礙的現患病率高達17.5%，其中主要是抑鬱障礙、焦慮障礙、物質使用障礙等[1]。需要指出的是，此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並未將睡眠障礙、人格障礙等包含在內，如果將這些疾病包含在內的話，精神障礙的患病率數字會更高。除此以外，考慮到我國的人口總數及有一定的心理行為問題卻尚未符合精神障礙診斷標準的人群數目，我國需要接受精神心理服務的人群數目相當龐大。現就精神障礙的影響因素與治療現狀、CBT 的起源與理論模型、研究進展與應用現狀、治療流程與設置、主要技術構成與常見誤解以及質量評估等方面做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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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的影響因素與治療現狀

影響個體罹患精神障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因等生物學方面的因素，也有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居住地、職業、婚姻、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一般因素，還有個體的軀體疾病、精神障礙既往史因素;個體被養育的過程、特殊的成長經歷、曾經遭遇的創傷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日久天長所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個性特徵和應對方式也毫無疑問影響著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此外,個體日常的飲食、睡眠、 鍛煉和其他日常活動安排以及酒精、毒品、成癮藥物的使用情況、社會支持系統、可用的資源等因素也同樣影響著個體的心理健康。

目前國內精神科臨床工作面對絕大多數的精神障礙患者，依然是以藥物治療為主，並輔以心理治療(其中以一般心理支持和精神分析治療為主)、物理治療和環境改變，使其逐步痊癒、緩解、痛苦程度減輕或者使癥狀對個體功能的影響減輕。但經過這樣的治療之後,絕大多數患者的精神障礙依然反覆發作甚至遷延成為慢性狀態，患者持續感受到的痛苦甚至功能方面的不良影響依然存在。因此，在囿於無法改變精神障礙基因易感性的現實問題下，積極探索哪些方法有助於預防精神障礙的發生、降低精神障礙的複發率和促進精神障礙的持久康復一直是精神醫學研究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而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在這一領域的獨特價值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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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的起源與理論模型

CBT 始於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性情緒行為療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REBT)的創立人阿爾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2-3]和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CT)[3-4]的鼻祖阿倫·貝克 (Aaron T. Beck)，前者是臨床心理學家，後者是精神科醫生。他們兩人均是在摒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療之後開始了各自的認知行為治療探索，前者一開始將其療法稱作理性治療(Rational Therapy，RT)[2-3]，後者稱其治療為CT[3-4]，然後隨著行為治療(Behavioral Therapy，BT) 的興起，他們分別將 BT 結合進各自的治療體系，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認知行為治療 (CBT)。

CBT 理論中的認知模型[2-7]認為,個體的精神障礙或者心理行為問題與其功能不良性的思維有關; 如果能夠將個體功能不良性的思維轉變為功能適應性的思維，就能改善個體精神障礙的癥狀(情緒、行為和生理癥狀或反應);而個體功能不良性的思維與其功能不良性的信念有關，如果能夠將個體功能不良性的信念轉變為功能適應性的信念，就可以使其精神障礙或者心理行為問題得到持久的緩解，甚至預防其複發。其實,不僅精神障礙患者的情緒、行為和生理反應與其具體情形下的認知有關，我們每個人亦是如此，我們通常所說的「煩由心生」就是這個道理，而「境隨心轉」強調的是個體轉變心態或看法後就有可能找到利於改善境遇、解決問題的方法。

此外，CBT 理論強調認知、情緒、行為和生理反應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改變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就可以導致另外3個方面發生相應的轉變[2-7]。CBT 理論特彆強調如何通過認知改變和行為改變這一切入點去打破患者的惡性循環，即削弱或轉變那些讓患者的精神癥狀、痛苦感和不良行為維繫下來的因素，引導患者不斷嘗試去重建新的認知、放棄已習慣的不良思維和行為模式，逐步體會轉變所帶來的益處，從而有信心找到幫助自己建立與維繫新的良性循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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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的研究進展與應用現狀

歷經半個多世紀各國的臨床實踐、研究檢驗， CBT 的治療效果已得到證實，並由最初治療抑鬱症、 焦慮障礙，發展到治療強迫障礙 (OCD)、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進食障礙、軀體形式障礙、物質使用障礙、失眠、邊緣性人格障礙、反社會人格障礙、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孤獨症譜系障礙、雙相障礙、精神 分裂症、自傷與自殺未遂、肥胖、憤怒管理、精神分 裂症高危個體以及共病軀體疾病(頭痛、高血壓病等)等[2-24]。雖然學術界對於 CBT 療效值的大小依然存在爭議[23-24]，但有關 CBT 療效的研究與臨床實踐已經由各類單純的精神障礙轉為軀體疾病共病精神障礙領域，並且有關不同種類精神障礙患者接受 CBT 前後以及跟健康對照組進行比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單光子發射斷層顯像、磁共振波譜等研究也日益興起，觀察的腦區通常為額葉邊緣系統的連接度、前扣帶回皮層、後扣帶回皮層、正中前額葉皮層、眶額葉皮層以及杏仁核、海馬區域[25-33]。腦影像學的研究發現 CBT 確實可以引發患者的特定腦區發生變化，比如，經 CBT 治療後的蜘蛛恐懼症患者的海馬旁回、腹側丘腦前部、 Brodmann 8區和前扣帶回的雙側腦血流減少[29]，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等患者經 CBT 治療後靜息態杏仁核的連通性發生改變[25-28]，CBT 前患者前額葉和杏仁核的神經活動性與 CBT 效果之間存在相關性[30-33]等; 目前有關CBT起效的大腦神經生物學機制已成為研究的熱點。

目前，CBT 作為臨床上的一線治療方法已經進入了很多國家的精神障礙治療指南，如英國的國家衛生與保健優化研究所(NICE)的常見精神問題和特定精神障礙的治療指南，美國、澳大利亞和中國的精神障礙治療指南等。在 NICE 的常見精神衛生問題的治療指南中明確提到[12-14]，CBT 既適合治療持續存在的閾下抑鬱癥狀、輕到中度的抑鬱症、廣泛性焦慮 障礙(GAD)、輕到中度的驚恐障礙、輕到中度的 OCD 和 PTSD;也適合治療對低密度干預無效的持續存在的閾下抑鬱癥狀和輕到中度的抑鬱症，中到重度的抑鬱症，有顯著功能損傷或對低密度干預無效的 GAD、中到重度的驚恐障礙、中到重度功能損傷的 OCD;在NICE的精神病及精神分裂症的治療指南中，強調對所有的精神病及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 CBT，對高危個體提供 CBT 以預防高危個體罹患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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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的治療流程與設置

啟動個案的 CBT 連續治療之前需要對患者做全面的心理和身體健康狀況評估[5,34]。CBT 之前了解患者的軀體健康狀況,是因為任何人的心身都是一體的，軀體健康問題會導致心理方面的問題，一旦忽略了個體軀體疾病的識別與處理、只關注其心理問題，不僅會導致心理問題的治療效果不佳，浪費了時間、精力和金錢，還有可能貽誤軀體疾病治療的最佳時機，甚至導致慘痛的後果。

CBT 之前評估的內容如下:一般人口學資料，如姓名、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婚姻狀況、職業、居住地等;主訴、現病史(包括發病前可能的誘發因素、當時的想法及癥狀表現、藥物治療歷程、心理治療歷程、癥狀表隨時間的發展變化以及給患者帶來的不良影響;目前的飲食習慣、睡眠、鍛煉等日常生活規律)、既往史(包括軀體與精神疾病史、自殺行為史以及每次精神疾病發作的特點、治療情況及持續時間)、個人史(遭 受軀體、精神、性虐待或其他創傷經歷，發生時年齡和發生頻率、持續時間，施虐者與患者的關係;酒精、藥物或毒品等成癮性物質使用情況;與患者目前癥狀表現有關的被養育方式、特殊成長經歷、人生觀或價值觀、性格特徵、應對模式、優勢或資源、明顯的不足之處)和家族史(包括精神疾病和自殺行為家族史);精神科檢查;心理測查和其他輔助檢查、實驗室 檢查結果、綜合醫院檢查結果。在全面評估的基礎上，根據現行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對患者做出具體的診斷，形成初步的 CBT 案例概念化(即案例分析)，並對治療中可能出現的障礙或困難做出初步的預期，然後與患者達成初步的治療計劃，獲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CBT 是結構化、短程、有時間限制且以目前問題為取向的心理治療方法[3-6，34]。第一次 CBT 治療的框架通常包括如下內容:心境檢查，即了解患者從評估到首次CBT之間的情緒變化;向患者反饋上次的評估結果，包括診斷及相應的癥狀表現;一起找出患者目前需要處理的問題，制定出問題列表;明確治療要達到的合理目標;結合其疾病診斷、具體癥狀表現和 CBT 理論開展個體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最後進行總結、詢問患者的反饋並布置作業，以確保患者離開之前掌握了本次治療的重點內容，回到生活中能夠繼續用 CBT 理論去觀察記錄自己的困擾，加深 對 CBT 理論的理解，為隨後的治療打下良好的基礎。當然，首次治療的議題設置並非一成不變，如果患者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自己的疾病診斷、癥狀表現、CBT 理論模型已經了解，則需要在第一次治療中省去這些內容，直接設置其他的議題來開始首次的CBT。CBT 治療非常重視布置家庭作業，其目的就是引導患者複習每次治療的重點部分，練習每次治療中所學的內容。

第二次及以後的 CBT 的框架跟首次治療有所不同，包括:心境檢查，即了解兩次治療之間患者的情緒變化及可能的影響因素;上次治療回顧，即了解每次治療的重點內容是否為患者所掌握及可能存在的障礙;作業檢查，即了解患者將上次治療所談方法付諸實踐的掌握程度，並了解和處理其中可能的障礙; 本次治療的議題設置，即圍繞最近一周讓患者困擾的問題、前面制定的問題列表和治療目標來設置本次治療的議題;討論本次議題，就設定的議題用 CBT 理論依序進行工作;最後依然是總結、詢問患者的反饋並布置作業。

最後一次 CBT 的框架設置跟前面的治療亦有所不同，重點內容有:回顧既往的治療過程，即明確患者通過治療所取得的進步、學到的技能;確定治療結束後患者要繼續努力的目標，即需要繼續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和如何處理;如何預防此疾病的複發，即通過回顧疾病複發的誘發因素、徵兆、複發徵兆出現後的應對措施及日常可以有規律地做些什麼來預防 複發;最後安排後續的「鞏固治療」，以強化 CBT 的療效和降低疾病複發的概率。

CBT 有其固定的設置，但也會因個案不同而有所不同[3-7]。個案初始訪談即評估的時間往往會比較長，這通常與案例的複雜程度、病情嚴重程度、病程長短以及患者的交流方式有關。隨後每次 CBT 治療的時間通常在 45分鐘左右，但也會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將治療時間安排得長或者短一些。CBT 治療一般為一周一次，但個別嚴重案例需要一周多次的治療、每次治療的時間要短才行。如果患者的精神障礙病程短、新近發作、單一診斷、容易建立穩固的治療關係、認可 CBT 的原理、願意用 CBT 原理去探索自身情緒反應與認知的關係、沒有人格障礙且主動尋求治療以促進自我改變，一般通過十餘次到二十餘次的治療就可取得明顯的療效;反過來，如果患者的病程長、共病多種精神障礙、人格偏離明顯、不願意接受治療、認為需要外界而非自己做出改變、難以建立穩固的治療關係、無法聚焦在具體的問題上，那麼CBT取得療效需要的時間就會長;如果患者始終不願用 CBT 的理論去學習重新審視自己並做出改變嘗試的話，CBT 可能會無效。

CBT 的結構化程度也會視患者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如果患者非常反感結構化的治療，在治療初期則需要根據患者的偏好把結構化的治療形式做些調整，使有形的結構化變無形，以穩定治療關係、強化合作性的治療聯盟; 隨著治療的推進和治療關係的穩固，再逐步突顯治療的結構化，以利於患者學習和掌握 CBT 治療方法，最終成為自己的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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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的主要技術構成與常見誤解

CBT 核心的內容是 CT 和 BT，但也會用到一般心理支持、心理健康教育、試驗、問題解決治療、環境改變、生物學治療、情緒管理、人際關係治療、動機訪談等方法[5]。CBT 治療始終強調的是患者在認知上和行為上的轉變，即從功能不良性轉變為功能適應性，從而幫助患者學會減輕自身癥狀、恢復功能的方法。個案治療初期關注的是具體情形下認知淺層的功能不良性自動化思維和行為的轉變,並逐步完善案例概念化;中後期在跟患者分享案例概念化的基礎上，重點放在認知深層的功能不良性信念的調整，從而促進患者癥狀的持久改善;然後會拉長治療的間隔時間、降低治療的頻率並提供維持和鞏固治療以預防或減少精神障礙的複發[5]。

CBT 完全不是常人所認為的說教或者阿Q精神，而是在共情理解和生活常識的基礎上，治療師與患者積極合作，運用聚焦、提問、探討、試驗、角色扮演、 觀察、收集證據、總結、反饋等技術，引導患者學著去發現實際情況是否就像其所認為的那樣、了解該如何重新認識和重新行動，即引導患者學著成為自己的 CBT 治療師，找到幫助自己試著走出眼前困擾的方法。因此,引導性發現是 CBT 的魅力所在[4-5]。 在臨床 CBT 工作中，通常使用功能不良性思維記錄表(DTR表)、活動計劃表、信念工作表和各種監測記錄表[5]，以幫助患者反覆練習掌握這一方法。

下面舉例說明什麼是引導性發現。焦慮障礙患者往往高估危險、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可用的資源，因此選擇迴避自己所害怕的情形，並對所害怕的情形保持高度的警覺狀態。他越迴避所害怕的情形，他就越沒有機會發現他所認定的危險情形實際的危險性並不高、根本就是沒有危險或者即使有危險他也能承受。在治療中我們就需要跟他一起來設計一個暴露試驗，從而讓患者去發現這一點。

暴露的方法有很多種，可以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來使用，比如現 場暴露、想像暴露、內感性暴露和虛擬現實暴露[3-7]。現場暴露就是讓患者暴露於實際所害怕、恐懼、迴避 或壓抑忍受的物體、事件或情形，簡單說就是接觸而非迴避他所害怕的現實情形;想像暴露就是暴露於所害怕、恐懼、迴避或壓抑忍受的創傷性記憶、災難化的表象或強迫思維，即引導患者利用想像在腦海中反覆體驗所害怕的情形;內感性暴露就是暴露於所害怕、恐懼、迴避或壓抑忍受的身體不適感覺，即通過使用一些小的試驗，如練習快而淺的呼吸、坐在快速旋轉的轉椅上、通過吸管呼吸等激發患者的軀體不適，引導患者體驗這種不適的無害性;虛擬現實暴露就是通過一些儀器設置來實現模擬的現實暴露。在認知行為治療中，做暴露試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引導患者最終得出認知方面的改變，做暴露之前有一個清晰的需要驗證真偽的認知，做完暴露試驗後要重新看待原來的那個認知，引導患者形成新 的更有功能的認知，即進行認知重建或改變。在治療中我們需要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CBT 的原理和患者一起來設計暴露試驗的具體細節。

CBT 強調的是，在合作性治療聯盟的基礎上，運用 CBT 理論去引導患者重新認識目前困擾自己的問題，在理解 CBT 模型的基礎上學習自我改變的具體技術，然後將在治療中學到的方法應用於自己的生活、工作、學習和人際交往中，去解決實際的問題或困擾，這就是家庭作業的精髓所在。治療師通過和患者一起布置家庭作業，讓患者在練習中加深對此次治療所談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同時可以通過下次治療時的上次治療回顧及作業檢查來了解患者對上次治療的掌握運用程度、在練習中的主要收穫、尚存在的問題、疑惑、患者的優勢所在及可能的障礙。然後基於這些了解和心境檢查結果，再確定每次治療的議題，以促進患者一步一步去學習掌握自助的方法，而非尋求速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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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的質量評估

為了規範地評估 CBT 治療師是否合格和治療水平的高低，專門制定了認知治療評估量表 (Cognitive Therapy Rating Scale，CTRS)[5]，它共有11個條目、兩部分內容，每個條目都是0~6分評估(差到優秀)，並對每個條目的 0，2，4，6 分的得分標準給出了具體說明;第一部分評估的是一般心理治療技能，包括日程 設置、反饋、理解、人際效率、合作以及治療節奏與有效使用時間這 6個條目;第二部分評估的是認知概念化、策略與技術，包括引導性發現、聚集在關鍵認知或行為上、改變的策略、認知行為技術的應用以及家庭作業這 5個條目。治療師可以依據 CTRS 來逐條評估自己或同行的某次 CBT，從而找出自己或同行在治療中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進的方面，發現做得好的方面或者優勢。當然掌握 CBT 這一心理治療方法需要接受 CBT 專家的系統督導才有可能，並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付諸努力、金錢和時間以及堅持，就像我們的患者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改變一樣。

儘管 CBT 治療已經成為精神障礙治療指南推薦使用的一線治療方法，但目前學術界對 CBT 治療精神障礙的療效大小依然存在一定的爭議[23-24]，這也說明 CBT 治療有其局限性，就如同藥物治療、物理 治療在精神障礙治療中的價值獨特且存在局限性一樣，不能因為有局限性而不去掌握精神障礙的藥物治療和物理治療，否則我們很難說自己是合格的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且作為精神衛生工作者的我們只有掌握了 CBT 的方法才能去進一步探索其局限性並找到克服其局限性的方法。鑒於國內精神科及心理學領域仍普遍缺乏合格的 CBT 專業人員，這就需要我們去逐步推動國內更多的同行關注 CBT、主動接受 CBT 培訓，拓展與提升國內精神心理衛生服務的能力，更好地服務於廣大的精神障礙患者和有心理行為問題的個體。

參 考 文 獻

[1] Phillips MR，Zhang J，Shi Q，et al. Prevalence，treatment，andassociated disabilit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1-05: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J]. Lancet，2009， 373(9 680):2 041-2 053.

[2] Ellis A. The Essence of Rational Psychotherap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reatment[M].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ational Living，1970.

[3]Dobson KS. Handbook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ies[M]. NewYork:The Guilford Press，2010.

[4] Beck AT.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M]. 30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6.

[5] Beck J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Basics and Beyond[M]. 2nd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11.

[6] Dobson D，Dobson KS.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9.

[7] Beck AT，Freeman A，Davis DD，et al. Cognitive Therap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M].2nd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4.

[8] Kishita N，Takei Y，Stewart I. A meta-analysis of third wave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ies for older people [J]. Int J Geriatr Psychiatry，2016.

[9] van Starrenburg ML，Kuijpers RC，Hutschemaekers GJ，et al. Effectivenes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 group-bas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based indicative preven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with elevated anxiety levels[J]. BMC Psychiatry，2013，13:183.

[10] Hedman E，Axelsson E，Andersson E，et al. Exposure- based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via the internet and as bibliotherapy for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and illness anxiety disorder: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BrJPsychiatry，2016， 209(5):407-413.

[11] Delgadillo J，Kellett S，Ali S，et al. A multi-service practice research network study of large group psychoeducational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J]. Behav Res Ther，2016，87:155-161.

[12] NICE. Comm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dentification and pathways to care[EB/OL].[2016-12-11].https://www.nice.org. uk/guidance/cg123.

[13] NICE. Psychosis and schizophrenia in adult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EB/OL].[2016-12-11].https://www. nice.org.uk/ guidance/cg178.

[14] NICE. Psychosis and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EB/OL].[2016-12-11]. https:// www.nice.org.uk/guidance/cg155.

[15] Beck AT，Rector NA，Stolar N，et al. Schizophrenia: Cognitive Theory，Research，and Therapy[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9.

[16] WykesT，SteelC，EverittB，etal.Cognitivebehaviortherapyfor schizophrenia: effect sizes，clinical models，and methodological rigor [J]. Schizophr Bull，2008，34(3):523-537.

[17] Kukla M，Davis LW，Lysaker P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nd work outcomes: correlates of treatment engagement and full and partial success in schizophrenia[J]. Behav Cogn Psychother， 2014，42(5):577-592.

[18] Naeem F，Saeed S，Irfan M，et al. Brief culturally adapted CBT for psychosis (CaCBTp):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rom a low income country [J]. Schizophr Res，2015，164(1/3):143-148.

[19] Guo ZH，Li ZJ，Ma Y，et al. Brief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for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with schizophreni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in Beijing，China[J]. Br J Psychiatry，2017， 210(3):223-229.

[20] Berg SK，Herning M，Svendsen JH，et al. The Screen-ICD trial. Screening for anxiety and cognitive therapy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implanted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ICD):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protocol [J]. BMJ Open，2016， 6(10):e013 186.

[21] Zilverstand A，Parvaz MA，Moeller SJ，et al. Cognitive interventions for addiction medicine: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J].Prog Brain Res，2016，224:285-304.

[22] Boschen KA，Robinson E，Campbell KA，et al. Results from 10 Years of a CBT Pain Self-Management Outpatient Program for Complex Chronic Conditions [J]. Pain Res Manag，2016，2 016: 4 678 083.

[23] Cuijpers P，Cristea IA，Karyotaki E，et al. How effective ar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ies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A meta-analytic update of the evidence[J]. World Psychiatry，2016，15(3):245-258.

[24] Wampold BE，Flückiger C，Del Re AC，et al. In pursuit of trut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eta-analyses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J]. Psychother Res，2017，27(1):14-32.

[25] Franklin G，Carson AJ，Welch KA.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depression: systematic review of imaging studies[J]. Acta Neuropsychiatr，2016，28(2):61-74.

[26] Straub J，Metzger CD，Plener PL，et al. Successful group psychotherapy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alters fronto-limbic resting-state connectivity[J]. J Affect Disord，2017，209:135-139.

[27] Yuan M，Zhu H，Qiu C，et al.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odulates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amygdala-related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BMC Psychiatry，2016，16:198.

[28] Cisler JM，Sigel BA，Steele JS，et al. Changes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mygdala dur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predict symptom reduction during trauma-focus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mong adolescent girl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 Psychol Med，2016，46(14):3 013-3 023.

[29] Soravia LM，Orosz A，Schwab S，et al. CBT reduces CBF: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reduces cerebral blood flow in fear- relevant brain regions in spider phobia[J]. Brain Behav，2016， 6(9):e00 510.

[30] O』Neill J，Feusner J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ccess to treatment，prediction of long-term outcome with neuroimaging[J]. Psychol Res Behav Manag，2015，8:211-223.

[31] Feusner JD，Moody T，Lai TM，et al. Brain connectivity and prediction of relapse after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 Front Psychiatry，2015，6:74.

[32] Goldin PR，Ziv M，Jazaieri H，et al. Impa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on the neu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of negative self-beliefs: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Psychiatry，2013，70(10): 1 048-1 056.

[33] Klumpp H，Fitzgerald DA，Phan KL. Neural predictors and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threat processing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3，45:83-91.

[34] Barlow DH.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 Step-by-Step Treatment Manual. Fouth Edition[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8.

來源：《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2017年第1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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