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還是魔鬼？不同時期美國人眼中的俄羅斯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凌子奇】

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知道如何把握聽眾的心理，他的演講使聽眾開始懷疑俄羅斯是否真的想複製美國的模式。然後他告訴聽眾們，在7月4日美國獨立日之前的幾個星期，俄羅斯的政治犯們就到處搜尋紅色、白色和藍色的布料。到了那天，他們就扒著鐵欄杆，爭相揮舞著手工縫製的星條旗來歡迎獄卒。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完美的冷戰文宣故事。但是，凱南所指的7月4日並不是在上世紀50年代而是在1876年。而講這個故事的喬治·凱南也不是冷戰時代的那位著名美國外交官，而是與他同名的一位遠房長輩。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巡迴演講之前，他曾以記者的身份在俄羅斯呆過一段時間。

本文提到的喬治·凱南，拍攝於19世紀末（資料圖）

在美國，把冷戰描繪成一場關乎人類命運之戰是頗為常見的做法。從1947年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到1991年蘇聯的解體，美國不僅把蘇聯描繪成是一個地緣政治對手，還將其塑造成一個精神世界的敵人。

美國的記者和政客們為我們勾勒俄羅斯的形象時，一直在「邪惡國度」和「救世主彌賽亞」之間反覆搖擺。然而令我們大為驚訝的是，美國扭曲俄羅斯形象的歷史實際上已經頗為悠久，而且這種扭曲時至今日仍然在影響著美國人對俄羅斯的看法。

歷史學家大衛·福格爾桑（David Foglesong）在他的《美國使命與「邪惡帝國」》（The American Mission and the『Evil Empire』）一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輿論領袖是如何把「雙重負面形象」（dark double）賦予俄羅斯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福格爾桑的這本書使美國人對俄羅斯產生了兩種印象，有的人將其視為一個仰望美國的愚昧之地，還有的人將其視為一個有道德缺陷的國度，與之相對照時可以有效緩解美國人的負罪感。

上述看待俄羅斯的傾向於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逐漸抬頭，當時美國正面臨著宗教信仰失去社會基礎、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矛盾日趨尖銳以及產業工人工作環境愈加惡劣等問題。在一片愁雲慘淡之中，喬治·凱南提出「將俄羅斯從君主專制中解放出來」的口號，這使許多美國人自以為「撥雲見霧」。

俄羅斯本來被美國人認定是一個「遙遠的朋友」，在美國內戰期間，俄羅斯曾派遣船隻到美國港口幫助阻止法國和英國對南方邦聯的支援。而凱南充滿熱情地著書立說、發表講話，成功將美國民眾對沙皇俄國的看法由正面轉為負面。具體來說，凱南在關於俄羅斯政治犯「苦難地獄」的描寫中沒少添油加醋，從而將俄羅斯這個國家徹底抹黑。究其原因是凱南受到了西伯利亞流亡人士的影響，他在與這些流亡者的接觸中獲得了「精神的升華」。另外，凱南還通過這本書使美國的反農奴者在反沙皇運動中找到了新的目標。

凱南的行為恰好與新教傳教士和美國商人的想法不謀而合。這兩種美國人將俄羅斯視為機會之地，都樂見俄國人把沙皇專制轉變為美式自由。開篇提到的「星條旗軼事」更是給凱南的受眾送上了驚喜，但是它的存在僅僅只是基於幻想而已。其實，俄羅斯的反沙皇革命者們大多懷疑美國模式，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更有希望成功。

然而，一份美國報紙所稱的「凱南的福音」依然很快成為了共識：俄羅斯是一塊荒蠻之地，而且很期盼被美國的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和商業文化重新塑造。

一張旨在反映1917年2月俄國革命的《生活》雜誌插圖完美地刻畫了美國人的心態：自由女神騎在一頭熊的背上，將自由之光投射在滿懷敬畏的俄羅斯農民身上，手中的石板上寫著兩個年份——1776年和1917年。美國人把俄羅斯革命當作自身勢力擴張的體現。在1917年4月的國會演講中，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對「偉大慷慨的俄羅斯人民」的「赤子之心」大為讚賞，稱讚他們「一直心懷民主理想」。

然而布爾什維克（俄文「多數派」的音譯，它是列寧創建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觀察者網注）的興起把美國人從對俄羅斯一廂情願的期待中驚醒，美國人轉而將俄羅斯妖魔化，而且這種妖魔化還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色彩。1919年，衛理公會傳教士喬治·西蒙（George A.Simons）從聖彼得堡返回美國後向參議院報告說，新的俄羅斯政權鼓吹意第緒語（屬於日耳曼語的一種，全球大約有300萬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猶太人，蘇聯時期認為意第緒語是猶太無產階級的語言——觀察者網注），反對基督教，彷彿遍布惡魔的地獄，而且這些邪惡的俄國人還跟紐約的猶太激進分子保持著聯繫，非常令人擔憂。

上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向美國救濟工作者和新教徒傳教士們敞開大門。美國救濟管理局（一個接受國會撥款的糧食援助機構）局長表示，俄羅斯人認為他領導的機構是「在星條旗的引領下拯救人民於水火的神跡」。而被布爾什維克認為有利於削弱俄羅斯東正教勢力的美國福音派，將俄羅斯視為「我們時代最大的傳教機會」，在那裡有「數百萬白人正在等待福音的到來」。

但是當蘇維埃政權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驅逐外國傳教士後，美國的福音派人士便轉而將俄羅斯視作崇拜撒旦的「瑪各地的歌革」，最終會像《以西結書》（38-39）中預言的那樣，猶如攻打以色列一般向我們開戰。俄羅斯特別的邪惡形象與冷戰時期美國政治生活中福音派的影響由此一併深入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核對峙使美國在短期內「解放」俄羅斯的希望落空，但道德恐慌繼續有增無減，並再次在美國國內找到了目標。上世紀50年代的反共浪潮很好地詮釋了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謂的「美國政治中的偏執狂傾向」。當蘇聯與美國左派聯手抨擊美國的種族隔離或是越南戰爭時，美國保守派反應強烈，憤怒回擊。代表保守派的《芝加哥論壇報》在1968年的一篇社論中堅持認為，「自由主義束手無策」，而且「國際失德是共產主義者的專利」。

道德批判的高潮出現在全國福音派協會1983年的會議上，羅納德·里根總統稱蘇聯是「現代世界的邪惡軸心」，是「雙重黑暗」的幽靈，並以此作為美國升級核武庫的道德借口。

不可迴避的是，「邪惡帝國」的隕落宣告了「救世主」的勝利，但同時也帶來了糟糕的政策。新保守派宣稱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是人類歷史的終點。在這種凱旋主義的思想引導下，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俄政策為專制反彈鋪平了道路：經濟上的「休克療法」使數以千萬計的俄羅斯人陷入貧窮，私有化過程中充斥著貪污腐敗，北約東擴使前蘇聯國家加入其中。20世紀外交政策上的「聰明人」喬治·凱南和不少人一樣發出警告說，北約東擴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必然會引發「新冷戰」。

今天，美國的評論家再次陷入天使和惡魔的論述中，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就是我們眼中新的惡魔。試圖將特朗普競選和俄羅斯情報部門聯繫起來的陰謀雖然迄今為止仍沒有證據，卻依然不見偃旗息鼓的跡象，以至於連對普京頗為強硬的評論家如記者馬沙·格森和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邁克爾·麥克法爾都呼籲某些人需要冷靜下來。

很顯然，俄羅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理想是一種挑戰，但是為了應對這種挑戰，我們需要的是深思熟慮和真知灼見，而不需要諸如「為了人類命運而戰鬥」之類不切實際的幻想。

美國人也應該認識到，我們對於俄羅斯話題的熱衷程度其實上正反映了我們對自身民主健康與否的憂慮。美國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來自克里姆林宮，而是來自美國國內的威權主義、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以及二十世紀社會契約思想的崩潰。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將決定美國未來的發展和國際地位，而這些遠比給俄羅斯加冠各種頭銜將其醜化重要得多。

（青年觀察者凌子奇譯自3月13日美國《紐約時報》，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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