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之下》：在朝鮮拍攝最幸福的孩子

在朝鮮半島劍拔弩張的複雜局勢下，2017年太陽節前後的朝鮮成了全世界的關注焦點。關注者中，就包括俄羅斯紀錄片導演維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看到電視上的太陽節慶祝畫面，他想起了自己2013年在平壤拍攝紀錄片《太陽之下》的日子。

《太陽之下》講述的是8歲的朝鮮女孩珍美加入少年團，參與2月16日光明星節（註：金正日誕辰）慶祝活動的故事。朝方在拍攝過程中提供了劇本、演員和指導，還審查了每天拍攝的素材。作為外來導演，曼斯基看似什麼也做不了。但他在朝方指導演員的全過程中偷偷開著攝像機，並巧妙地躲過了審查，最終製作出一部特別的紀錄片。在其中，你可以看到朝方精心「擺拍」的全過程。

目前，這部片子已經在五十多個國家放映，獲得二十多個獎項。有評論認為，曼斯基通過影片揭示朝鮮人民真實生活的勇氣「不僅是他作為導演的勝利，也是他個人的勝利」。但它也激起了強烈質疑。朝鮮文化部要求俄羅斯文化部銷毀影片，懲罰曼斯基。後者也譴責曼斯基，認為其欺騙朝方的行為可能導致協助拍攝的朝鮮人被處決。持這種看法的還包括不少觀眾。他們認為曼斯基無視片中主人公的現實處境，有違紀錄片導演的職業倫理。

圍繞這部紀錄片和它引發的爭議，4月16日，騰訊文化對曼斯基進行了電話專訪。以下為採訪內容。

為何選擇8歲的珍美做主角

紀錄片《太陽之下》海報

騰訊文化：看到今年太陽節前後的朝鮮新聞，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曼斯基：我想起了我在平壤的日子。當時我看到人們不去工作，從早到晚為了這類節日做準備——為了在廣場上展現出絕對的幸福感，成百上千的人需要在一起不停排練。

我人生的前30年都是在蘇聯時代度過，當時蘇聯也沒有舉辦過這麼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普通民眾不會花幾個月去排練如何走過主席台。

騰訊文化：說到蘇聯時代，拍這部片子的想法和你的個人經歷有什麼關係？

曼斯基：我出生於1963年，那時蘇聯政府的管控已經相對放鬆，沒有斯大林時期那麼嚴酷的專政了——斯大林時期，數百萬人被送往勞改營，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我想去朝鮮，是因為想弄清楚自己國家的歷史。去朝鮮，我以為會回到自己國家的過去。

但我在朝鮮看到的情況與蘇聯斯大林時期的並不相同——

如果一個在1937年被送往古拉格（註：前蘇聯負責管理全國勞改營的機構，後成為勞改營和政治迫害的象徵）的人四五十歲，那麼在1917年時，他是20歲。他們曾在另一種經濟、政治和道德體系下生活了20年，他們知道另一種人生。

而在朝鮮，即使你70歲，也一直生活在一種體制下。朝鮮是如此的與世隔絕，人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朝鮮體制是他們唯一知道的體制，也是他們認為唯一可能的體制，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多麼的與眾不同。如果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們就會產生情感。這種情感的覆蓋面很廣，包括對自己生活的懷疑和恐懼。而現在，他們既沒有懷疑，也沒有恐懼。

《太陽之下》導演維塔利·曼斯基在平壤萬壽台廣場

騰訊文化：你和朝鮮方面是如何溝通的？他們為何允許你拍攝？

曼斯基：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我們與朝方第一次接觸是在拍攝兩三年前。我們先互相了解，我策划了幾個項目，在俄羅斯電影節放映朝鮮紀錄片。我們保持通信，我把自己的電影發給他們看。

我知道朝鮮體制的特點，知道電影得與朝方合作拍攝。我計劃拍一部讓自己、全世界觀眾和朝鮮合作方都滿意的電影。

騰訊文化：劇本是如何出爐的？

曼斯基：開機前幾個月，我們通過朝鮮駐俄羅斯大使館的外交途徑獲得了劇本。劇本是一些平壤的專家寫的，我們還認識了其中的一位「作者」。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劇本的策劃者，因為他弄錯了一些細節。劇本應該是一個團隊寫的，是上面給他的。

騰訊文化：你在5位女孩中選擇了8歲的珍美做女主角。你為什麼選她？

曼斯基：當時我只有10分鐘選角。我知道要去孩子家裡拍，要拍與孩子父母有關的畫面，所以我向所有女孩提了同樣的問題：「你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的？」

有一個女孩的媽媽是刺繡工人。我想像了下一個女人一整天都在刺繡的畫面，覺得沒有故事性。另一個女孩說她媽媽在馬戲團工作，我感覺這過於戲劇化。

珍美說，她媽媽在食堂工作——因為被禁止去朝鮮商店，我對於朝鮮食堂什麼樣、人們吃什麼、每頓花多少錢很感興趣，覺得觀眾也會感興趣。珍美的爸爸是報社記者——我覺得這太好了，記者每天都會有新任務，會去很多地方，我可以跟他去工廠和建築工地。

用10分鐘去了解珍美是不可能的。我選擇她，是因為她父母的職業更有意思。

《太陽之下》截圖

騰訊文化：但在開機時，珍美媽媽的職業從食堂員工變成了豆奶廠工人，爸爸從記者變成了紡織廠技術員。在你看來，朝方為什麼讓他們做這樣的改變？

曼斯基：我非常清楚為什麼。這些工廠都是模範工廠，朝方經常帶外賓去參觀。策劃拍攝的領導認為，展示這些工廠比展示真實的工作地點容易。片中他們的家也是這樣。他們其實並不住在那裡，只是被送到那裡拍攝。我專門進浴室看了，裡面沒有牙刷、香皂和毛巾。任何真實的住家都應該有這些東西。惹麻煩的素材被從交出去的卡上刪掉了

騰訊文化：你一開始就想到要通過偷拍花絮的方式獲得素材嗎？

曼斯基：到達平壤時，有一組人接待我們。其中一個負責人告訴我們，只能做他們允許做的事。這人每天都拿著紙筆做記錄。送我們回酒店時，他會在某個機構門前停下，進去一會。看得出來，他每天都去彙報我們做了什麼，並接收新指示。我不知道他去的是什麼機構，那裡位於平壤的中心廣場，外面有圍欄，有安檢，有士兵看守。

拍攝開始幾天後，我們就發現不可能把這部片子拍得讓自己、全世界觀眾和朝鮮合作方都滿意。對於紀錄片來說，劇本是形式化的，現實總是與劇本不同——我沒有料到朝方會強迫我們照著劇本拍。比如說，我一開始認為劇本中的人物對話只是要說的大概。我完全沒想到，人們會像拍故事片那樣，完完全全照著劇本來說——即使是拍故事片，也會時常改台詞，導演有權決定要拍什麼，但他們告訴我們什麼都不能改。我當時非常震驚。

再比如說，我要求在影片中加入珍美坐公交車去上學的片段。我以為她會去公交車站，和其他人一起上車，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拍到真實的人群。但拍攝時，我們被帶到一個沒有車輛行駛的廣場上——朝方為我們專門準備了一輛公交車，是和其他公交車型號不一樣的新車，女主角的父母和一些專門找來的孩子在等著我們。他們說：「拍吧。」這根本不是記錄片。

當我們意識到朝鮮的同志想利用我們拍攝宣傳作品時，我們當然開始考慮該如何向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觀眾展示朝鮮。

2017年4月初，平壤街景

騰訊文化：聽說朝方每天都會檢查拍攝的內容。他們是如何檢查的？你又是如何規避的？

曼斯基：第一天的拍攝，我們完全是按照他們的要求做的。拍完後，他們要求我們把素材交給他們。合同上沒有這項，我們拒絕了。他們說，合同上寫了：「朝方需協助將素材運出朝鮮。」所以他們要每天檢查素材，如果有禁止帶出境的內容，他們要刪除。只能拍能帶出國的鏡頭，這也讓我們非常震驚。

所以我們想出了保留真實素材的辦法。這一般是在拍攝結束回酒店的路上完成的，有時是在拍攝地，有時是在車上。我們直接在攝像機里複製素材，或者通過電腦複製，過程並不長。我們有兩個記憶卡，可能惹麻煩的素材被從交出去檢查的記憶卡上刪掉了。

騰訊文化：這樣做被發現過嗎？

曼斯基：有幾次引起了懷疑。負責檢查的朝方技術員曾在拍攝一周後問，為什麼文件夾編號的排序不對，為什麼會有跳過去的文件號碼。我們解釋說，攝像機有問題，無法正常顯示編號。他們相信了。

2017年4月初，平壤萬壽台廣場

騰訊文化：萬壽台廣場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塑像是被禁止只拍攝局部的，但你拍攝了他們的腳部和腳下的人們。這一部分是如何實現的？

曼斯基：我們只能秘密地進行拍攝。眾所周知，現在的攝像機都有屏幕，站在旁邊的人可以通過屏幕看到你在拍什麼。我們把屏幕拆了，只看取景器。我們也盡量不讓朝鮮陪同人員看取景器。當他們看的時候，我們就改變鏡頭的構圖。比如讓陪同人員看到我們在拍全景，此後我們再調整焦距， 最後再調回來給陪同人員看。

騰訊文化：你和同事還在哪些方面小心行事？

曼斯基：在房間里，我們不會談有關拍攝的話題，即使談，也使用專業術語和暗號。一般我們都在走廊里談工作，而且是邊走邊談。

第一次去朝鮮時，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回來之後，我們做了很充足的技術準備工作，練習如何在困難的條件下偷拍。第二次，我們帶去了專門的鏡頭。電影的大部分素材都是第二次去時拍攝的。

騰訊文化：如何把秘密拍攝的素材帶出朝鮮？

曼斯基：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真實地展現人們如何構建不真實

《太陽之下》截圖

騰訊文化：片中指導人物表演的朝鮮人是什麼身份？也是電影導演嗎？

曼斯基：有好幾個人，包括兩個姓金的。他們全都穿著類似軍裝的衣服。其中一個偶然說過，他曾經獲得過戰鬥勳章。他被派來是因為軍人身份，而且他會說一點俄語。另一個是做文藝工作的，可能負責過大型活動。他不太擅長處理單獨的事情，但是能高效地組織集體工作。

但這只是猜測。涉及他們的職業時，回答都很抽象。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人物的表演，是不是也是一種真實？

曼斯基：我認為是。我們無法接近真實的朝鮮生活，所以只能盡量通過影片，真實地展現出人們如何構建不真實。所以我們的電影能更加清晰地展示朝鮮。

《太陽之下》截圖

騰訊文化：朝鮮孩子在鏡頭前的表現讓你意外嗎？

曼斯基：我在很多國家都拍過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會對拍電影的人表現出好奇，即使不好意思問，他們也會看，會望向鏡頭，做出好笑的表情，表現齣兒童的天真。

但是在朝鮮，完全沒有。朝鮮的孩子不會表現出一點淘氣，不會走近我們，不會笑，不會做鬼臉。這非常令人震驚。他們像大人一樣。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片子的最後，珍美為何哭？

曼斯基：你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我有自己的答案，但我認為，每位觀眾都應該找到自己的答案。

騰訊文化：你說過，她哭是因為太緊張，因為她被告知自己代表著祖國，需要通過自己的表現展現國家的偉大。

曼斯基：是的，我的確這樣說過。但這只是原因之一。

騰訊文化：當你們讓她想一些高興的事情時，她說自己想不出來。你認為她是真的想不出來，還是因為別的原因？

曼斯基：因為陪同的朝方人員不允許，我沒有太多機會跟她直接交流。我只能猜測，她不知道如何在沒有收到指示的情況下回答問題。我們看得出來，每次拍攝前，她都受到了訓練，可以說之前的拍攝都是排練好的，但那個問題是在準備之外的。

珍美不是不知道生活中發生過什麼好事。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大人沒有幫她準備過的問題。

沒有再和片中的人物聯繫過

騰訊文化：片中有很多宏大的集體場面。在這一方面，你借鑒了哪些電影的拍攝手法？

曼斯基：我借鑒了萊尼·里芬斯塔爾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

《意志的勝利》截圖

《太陽之下》截圖

騰訊文化：在國外拍攝的有關朝鮮的作品中，《太陽之下》的特別之處在哪裡？

曼斯基：我看過各國電影人拍攝的關於朝鮮的作品。他們更多的是覺得好笑和奇特，不認為這是極大的悲劇。但因為有蘇聯時代的生活經驗，我沒有嘲笑和諷刺朝鮮。對於每個朝鮮人，我都感到深深的同情。

騰訊文化：《太陽之下》引發了人們對於紀錄片倫理的許多討論。你怎麼看待這些質疑？

曼斯基：影片中，沒有一個會給他們帶來問題的鏡頭。片中人物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朝鮮政府的要求完成的。比如珍美的父親不會因為在影片中做了什麼而被懲罰，因為他沒有自主做任何事情。我們的電影不會傷害任何人。我們不會讓任何人「頂罪」。

騰訊文化：那陪同的官員呢？你們偷拍成功不也是他們的疏忽嗎？

曼斯基：陪同人員是另一回事。他們是造成這種局面的系統的一部分。我不能說我不在乎這些人的命運，但拍攝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拍完《太陽之下》後，我的朋友也去了朝鮮拍電影。去年我在奧斯陸出席了那部電影的首映。我在片中看到了我們的陪同人員。他活得好好的，還繼續做劇組的陪同工作。

騰訊文化：為了讓電影播出，你承受過什麼壓力？

曼斯基：精神上的壓力當然是有的。影片在俄羅斯上映時遇到了一些困難，有人還天真地企圖阻撓影片在其他國家的放映。這非常荒謬。全世界都認為這些要求是可笑、愚蠢的，不值得一提。我還遇到了一些現實性的問題，但不是原則性的。

騰訊文化：《太陽之下》已經在多少個國家放映過？觀眾反饋如何？

曼斯基：它在五十多個國家放映過，在世界各地得了約25個獎。它也進了很多國家的院線，並在很多國家的電視台播放，包括美國。這說明人們覺得這部影片是有意義的。在好幾個國家，我都看到有觀眾忍不住哭泣。

騰訊文化：你後來和片子中的人物聯繫過嗎？

曼斯基：沒有。

騰訊文化：有消息稱，在2016年5月10日朝鮮全國代表大會上，向金正恩獻花的花孩就是珍美。你聽說了嗎？

曼斯基：我聽說了。我還有獻花的照片。我聽說，讓她去獻花，恰恰是因為她參演了《太陽之下》。朝鮮政府想向全世界展示，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關於維塔利·曼斯基

維塔利·曼斯基，1963年生於蘇聯利沃夫，畢業於莫斯科電影學院攝影系，從1980年代開始拍攝紀錄片。作品包括《另一場戰爭的片段》《神賜》《Tatu工廠》（註：Tatu為俄羅斯少女組合）《管道》《太陽之下》等，曾獲德國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金鴿獎、舊金山國際電影節金門獎、捷克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俄羅斯國家電影尼卡獎、義大利里雅斯特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等。他曾任俄羅斯電視台紀錄片製作與播放部總監。2000年，他倡議成立俄羅斯國家桂冠紀錄片與電視獎並任主席。他也是俄羅斯電影協會副會長。（文/王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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