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毛澤東出國留學？還會有今天的中國嗎？

關於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的原因，學術界已有一些說法，比如語言和經費問題。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這不能成為毛澤東放棄赴法勤工儉學的根本原因。毛澤東當時經手從章士釗那裡借來資助旅歐學生的兩萬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國路費。就外語來說，對毛澤東這樣一個求上進的年青人亦非考慮重點。其實，從歷史的邏輯來看，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並非某一個單純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幾大深層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毛澤東是主張留學的堅決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倡導者、組織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後，對自己未去法國有一個解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從學習效率看，「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於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

毛澤東在1920年2月給陶毅（新民學會會員）的信和同年3月給周世釗（毛澤東的同學）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他關於國內研究與出國研究先後順序的觀點。前一封信中說，他想和同志們在長沙成立一個「自由研究社」，「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在後一封信中，毛澤東講到「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藉資比較。」

由此可知，毛澤東不是不打算留學，而是準備把國學基礎打牢後再去，那時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國情進行深層比較、甄別，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

對於新民學會會員赴外國留學，毛澤東積極支持，但不主張留學都涌到法國一個地方去。相反，對學會會員過多赴法，他認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錯了一些」。這裡講的「同志」，實際上就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認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澤東希望這些優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對各國實際和各家學問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在當地起到領導核心作用。

另外，新民學會各方面的發展客觀上需要有骨幹成員留在國內以保證「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敗。實際上，自學會成立不久，擔任學會總幹事的蕭子升就去法國了，會務由擔任幹事之一的毛澤東主持。留法的學會骨幹成員亦有意留毛澤東在國內。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給國內的彭璜、毛澤東寫信轉達蔡和森的意見，由於毛澤東他們在湖南積極的革命活動，認為「湘事大有可望，行見東方瑞士」，希望毛澤東於「湘事定後，頓湘兩年，注意小學教育，勞動教育，為積極的根本的徹底的文化運動」。同時，蕭子升也認為，毛澤東「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繼續求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新民學會招收新會員，並且，去法國的人需要有個可靠的人在北京聯絡」。

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新民學會會員理性分工的重大意義。以蔡和森為代表的赴法會員從法國和德國這些社會主義的「故鄉」直接向中國輸入了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拓寬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路徑；而留在國內的毛澤東等會員則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他們之間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這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

另外，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把眼光和興趣從西歐轉移到了俄國。1920年2月，毛澤東在給陶毅的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澤東希望以後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

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國蘇維埃政府就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聲明俄國政府將沙皇政府與中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概行廢除，並將沙皇政府與俄國資產階級強行掠奪、佔有之中國領土及一切權益，全部歸還中國人民。同時建議雙方派出代表進行正式談判，以建立友好關係。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報》刊出了這個宣言的譯文。可以想像，自鴉片戰爭以來遭受西方列強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國人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勝利，給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效法的對象。這不能不使毛澤東對蘇俄另眼看待，學習俄國文明以改造中國和世界成為他的新選擇。

毛澤東赴俄考察學習的計劃之所以後來沒能成行，在於國內政治鬥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使他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在狹小的學校社團里開展活動了，歷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會舞台的中心，他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的改造，高頻度、高強度的社會宣傳、組織活動和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交涉、處理等革命現實實踐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客觀上已經不允許他有「閑暇」赴蘇俄了。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從1917年始至1920年底這段時間，中國正處在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時期，社會激烈動蕩，革命運動此起彼伏。湖南的驅張運動、自治運動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這正給尋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奮鬥中發現真理的毛澤東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毛澤東認為「亂」也有很多好處，認為大困難和大障礙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奮鬥，推動事物發展的極大動力。

有了這樣的認識，對於強烈主張讀「無字書」，「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而又覺得對於自己的國家和社會了解很不夠的毛澤東來說，他還能拋下這激烈發展的社會形勢而遠赴法國在異域從書本里尋找真理去么？所以，1919年4月，毛澤東回湘對周世釗說：「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正在因外交失敗消息引起悲痛和憤怒，

正在醞釀開展愛國運動，湖南也應該搞起來，我想在這方面做些工作。」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飽滿的革命熱情積極投身於火熱的社會革命運動是毛澤東必然的選擇。此後，毛澤東在一系列的革命實踐中加深了對民眾疾苦的認識，認識到了「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社會的根本力量，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也更加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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