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之中慰安婦的悲慘生活？30萬慰安婦被日軍蹂躪致死！

據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統計，在日本14年侵華戰爭期間，大約有75%的「慰安婦」死於日軍的蹂躪，其人數約30萬，相當於一次南京大屠殺。

記得2005年6月11日，日本一位文部科學大臣曾說:「二戰期間並沒有隨軍慰安婦這樣的辭彙。」沒過3天，6日13日，日本一位內閣官房長官隨即出面澄清:「慰安婦是日本的一種委婉用語，用來形容在二戰期間被強迫充當日本軍隊性奴的人。」

何謂「慰安婦」？日本出版物早有詮釋，卻用掩飾本質的中性詞釋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慰問過官兵的女人」，或稱「慰安戰地官兵的女性」。當年在押撫順的日本戰犯說，日軍官兵則蔑稱之為「P」，英語「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個字母，也與中國人對女性生殖器的統稱諧音。

始自於九一八，廣施於南京大屠殺

這實際是區別於出自經濟利益考慮的自願行為的軍妓，由軍政組織強征、騙征的奴隸性軍妓，也就是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性機器」、「性奴隸」。日本「P」，專供日軍將校級軍官，平均比例為1∶10；朝鮮「P」，供日軍下級軍官，平均比例為1∶40；中國「P」，供最低層官兵，平均比例為1∶80。

日本戰犯們見證，它始發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掛牌自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廣施自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南京首家「慰安房」於1938年正式註冊開業。也有資料說，「慰安」推行於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侵華之時。1932年4月出版的《新滿洲國資源圖》中，就有一幅慰安婦「錦州美人連」的照片，是一名日本記者隨行日軍第20師團於1932年1月3日侵佔錦州後實地拍攝的。

據一份由日軍各部隊間機密文件綴成的《陸支密大日記》記載，日本軍隊1938年3月要求各派遣軍召募營妓時，強調必須慎選適當人員，並與地方憲兵、警察秘密合作，以保持軍隊威信，避免產生社會問題。日軍特務戰犯永富博道追憶:「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我作為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名成員，專門負責誘拐中國婦女。部隊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途中，我親自負責設置6個慰安所。沿途，我把一些逃難的中國年輕婦女誘拐到慰安所。」

當年參加攻陷南京作戰的戰犯說，日軍佔領南京後曾命令漢奸王承典、孫叔榮、喬鴻年等人，擄掠當地婦女100多人，在傅厚崗、鐵管巷等地建立「慰安所」。1938年2月又在山西路口建立上軍北部「慰安所」，在鐵管巷四達里建立上軍南部「慰安所」，4月在夫子廟貢院街同春旅社和市府路永安里建立兩處「慰安所」。

日軍還利用發放「良民證」的手段，從南京、武漢獵取數千名中國婦女作為「性慾處理對象」，再將其中一些人運往北方地區充當性奴隸，此後便無人知曉她們的生死命運。

「慰安所」是日軍的影子，「涉及中國(今日)的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海南和台灣等地」。

東北地區，從大連到「滿」蘇邊境，遍及海城、遼陽、長春、延邊、四平、哈爾濱、牡丹江、佳木斯、海拉爾、阿爾山、虎頭、富錦、東寧、溫春、東亭、龍鎮、石頭、蘭崗、密山、雞西。日軍見習士官渡邊健一自供，說他1945年到中蘇邊境阿爾山、伊爾時吃了一驚，沒想到「在這樣荒僻的地方」也「設有慰安所，有朝鮮人和滿洲人」。

東條英機開道，裕仁加貼皇封

據日本戰犯們共識，設置「慰安所」，據說正式的直接的背景理由有二。其一，官兵姦淫成風，受到世界譴責；其二，軍內性病蔓延加劇，有損軍隊戰鬥力，影響子孫後代。故而需要權宜辦法疏導紓解，以作為防止日本侵略軍性高壓的疏解渠道。這實際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日軍內部廣為人曉，社會卻鮮為人知的是，「慰安」惡行有官方理論、政策為之大行其道:

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完成組閣。這位兼任陸軍省大臣、內務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參謀本部呈遞的徵集妓女前往戰區的報告上寫道:將歸順國(佔領國)自願婦女也考慮進去。同日，他接受美國記者約瑟·道格拉斯採訪時，又把這一惡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說，「女人是一種戰略物資，並且是對勝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獨特營養的戰略物資。」

日本軍需大臣手令:慰安婦屬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從長遠運輸費用和開銷考慮建議，今後可迅速在統治區和佔領區秘密徵招。

日軍後方司令部則把「慰安婦」叫做「大和KEX特攻隊」。認為「對於鼓舞將士的士氣，完成聖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日軍情報部官員大雄一男在給陸軍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說:日軍在戰場上受挫於中國軍隊的低落情緒，可以在「慰安婦」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這種心理作用，惟有中國慰安婦能讓日軍士兵產生；她們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國儘快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嘗到一次女色可以絕欲九月，但不能連續絕欲五年」，這一句日本俗話也被引用作為設置「軍人慰安」這樣「常設機構」的荒謬理由。隨之而來，種種獸慾邪說，猶如洪災一般在日軍官兵中泛濫開來:

「作戰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佔領地的婦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證明該官兵越是生性勇猛。這樣的士兵都是最優秀的戰鬥骨幹，如將他們送上軍事法庭無疑就等於瓦解了自己部隊的戰鬥力。」

「軍方需要實行懷柔政策，用女人刺激士氣，撫慰那些因戰敗而產生沮喪情緒的士兵，使其更加賣命，以培養一支像樣的殺人部隊。」

「性，能緩解戰鬥壓力，當成讓部隊忍受殘酷紀律的方法。沒有性，人很容易受傷。所謂"養精蓄銳"，就是要通過接觸女人來體驗。沒有接觸過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愛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務。當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的士兵時，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復原治療士兵必勝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佔有中國女人，便能滋長佔有中國的雄心。」因此，「必須更多秘密地徵用中國女人作"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隊，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

於是乎，日軍獸兵開到哪裡，強姦就風行哪裡。他們要爭在參戰之前用性活動強身護體，甚至強暴後掠取女人什物製作護身符，用那「魔力」護身而求免受外來傷害。

於是乎，日軍視中國婦女就是她們國家的本身，把源於不願意做奴隸的中華民族身上失敗所產生的憎恨、復仇心，瘋狂地發泄在同一民族女性的身上。如此化作對中國婦女慘無人道的報復、征服與勝利，在肉體折磨和心靈摧殘中享受著如同燒殺搶掠一樣壓迫中國的快感，便成了日軍「膺懲作戰」的一種手段。

這就讓人不明白了:不是說一提到「天照大神」，日本軍人便會從腳底下升騰「武士道精神」嗎？既然「慰安婦」功力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神氣，那麼「天照大神」還有什麼用，「武士道」有什麼用？

天皇裕仁曾與4名內閣成員簽署命令，授權所轄各學校及地方政府挑選合適的婦女充當「慰安婦」。天皇裕仁頒布詔書，將「慰安婦」試驗正式奉為一種制度，給它貼上了皇封，使之升華了皇道的神奇功能。

超級「獸類集團」開動「野獸機器」

戰犯供述資料表明，「慰安婦」被日軍稱為「軍隊衛生性公共廁所」，與日本兵的比例大約1∶29，即每女每天「慰安」29個兵，多者百人以上，超過首創百人次世界紀錄的古羅馬時代。

從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掛出第一家由軍隊管理的「楊家宅娛樂所」(「慰安所」)木牌，到1941年，日軍推算的需求比例為1∶35。以此計，為70萬侵華日軍徵用的中國「慰安婦」人數，在10萬至20萬之間。

她們以家貧、低教育養女或童媳居多，年齡集中在16歲至30歲之間，已婚或未婚者皆有。這些手無寸鐵的女性，在刺刀、狼狗的囚禁下，只能成為任人宰割的牛馬，成為日軍鐵蹄下的殉葬物，成為日本侵略政策的犧牲品。

日本憲兵戰犯土屋芳雄供述，軍醫每月對「慰安婦」進行一次健康檢查，必須派憲兵去監督。我先後被派去兩次，知道很多人患有嚴重的不屬性病的婦科病，但不允許她們休假治療，直到變成廢人，不中用了才一腳踢開。她們身陷苦難的深淵中永遠不能自拔，自殺身亡的事時常發生。

日本軍國主義者雙重歧視與摧殘殖民地婦女而形成的這一政府有意的政策行為，故意違反1925年日本參加簽訂的巴黎《取締經營婦女賣春公約》和日內瓦《禁止婦女及兒童賣春公約》。戰犯們無不承認，「慰安婦」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侵犯人權，違反人道，違反國際公法，也是戰爭犯罪。

據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統計，在日本14年侵華戰爭期間，大約有75%的「慰安婦」死於日軍的蹂躪，其人數約30萬，相當於一次南京大屠殺。無可辯解的是，這種大屠殺、大縱火、大搶掠、大姦淫，「犯罪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皇軍」(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奧宗光《蹇蹇錄》)，反法西斯同盟國搜查納粹德國外交部機密檔案庫時，發現德國駐華大使當年的一份秘密電報這樣說另一個法西斯軸心國日本的軍隊，「他們是獸類的集團，是一群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美國報刊也驚駭地認為，「日本國是披著文明的皮膚，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大西德光發自南京的消息說，「日本始終認為色情行業是必要的，未必是一種罪惡。日本政府在二戰中為本國士兵組織慰安婦，還曾在戰後為佔領的美軍士兵開妓院」。

人變成了獸，比獸還要惡。這種人對人的殘酷，造成了人類心靈永遠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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